人到老的时候，有的人总是时不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回忆往事，于是一生的是、非、功、过、成、败、得、失、酸、甜、苦、辣往往涌上心头，搞的人心神不定，有时候还会让人烦躁，这对人也是一种自我折磨。好像每个人的历史都会写在脸上，当你和你的知己朋友走在大街小巷上，看到来来往往的人，只要你是认识的，马上就想到，啊！某某人怎样怎样，如果是还有些过节，还会骂一阵，真是个坏东西，当然，如果认为是好人，也会议论这个人真不错。

    但也有另一种观点，人的一生就像在爬山，向前看，山再高，再崎岖，脚底下也是步步平坦；向后看，远则是空荡荡的、近则是层层惊险，让人头晕目眩。对于一生的是、非、功、过，人老一切皆空，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过去的历史，有些事当时是对的，可随着时间的流失，却又成了错的，真不知道该说啥好。所以，有的人淡看人生，不愿意回忆过去，总是想忘记过去。在人生的轨迹中，有时候，一个外来的、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可以转变一个人的方向；一个不大不小的人为的漩涡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存曲线。有的人说：人这一辈子，就是在他人的捉弄下生存的；也有的人说：人这一辈子是在他人的闲言碎语中度过的……；也有的人说，这一生是神使鬼差的度过的……。因此，有的人自我安慰说：“人生就像浪花，让潮汐摔倒礁石上，粉身碎骨中求得一点落脚的地方，同时给人以快感或笑料”；也有的人说：“人生就像河里的石子，随着河水的不断流淌，在河床上翻滚着，磨的圆圆的，没有一点棱角，以祈求一点安全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有的人才说：“人要夹着尾巴做人”，或者说：“认真做事，低调做人”。毛主席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但这话要有个前提，就是这掌握真理的少数人，一定要取得最后的胜利，或成了执政阶层，才能被公认为真理，也才能有人敢于写成真理，这就是说“弱者无真理，有理也难言”。

我的父亲可能就是后一种人，离休以后，自己在家里写写书法、画画美术、打打拳、耍耍剑、养养花，也有一番别味情致。

    忽然，有一天，上级组织找上门来，要求父亲写一下革命回忆录，由于父亲不想回忆过去，所以没有答应。

    又过了几天，组织上又来了，说：“某某领导已经写完了，你也要写的……”。可写什么呢？父亲想：我只是顺应革命洪流走在了人民的大路上……；我只是在历史的潮流中划了几浆……；我只是大海中的一滴，被潮头推到暗礁上，溅起了一朵浪花，给人以笑料……；我只是在历史的舞台上做了一名还具有良心的演员，在导演的指挥下做了一个角色，是好？是坏？只是角色而已……。该写什么呢？不管别人怎样评说，既然组织叫写，那就不管有用还是无用，就随便写一点无聊的事吧。

 

 

 

 

    1、我父亲出生的家庭和时代背景

    我父亲于1914年10月15日，出生于一个富饶的、风水秀丽的、叫做乔游河沟的村里。当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是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和霸权而进行的首次世界规模的战争。这个战争在当时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首先觉醒的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近代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学说。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一公布，立即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出现了广泛的保路运动。1911年10月爆发了辛亥革命，导致了清政府的瓦解。这就是父亲出生时的时代背景。父亲的回忆中写道：那时的家庭虽然贫困，但因爷爷勤劳，会持家，所以也有些田产，除了种好自家的地外，再靠打打短工，年头到年尾，还能吃饱肚子。爷爷是老实、忠厚的人，所以经常受人欺负，生了两男两女。为了让孩子们继承老人的遗志，便给我大爷起了个名，叫“老实子”，意思是让我大爷老实巴交的在家里干活，持家务农。给我父亲起了个名，叫“起子”，其意思是让我父亲牢记，被人欺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希望能起来，有个出头之日。

    2、父亲的童年时代。

    父亲在12岁的那一年，就被爷爷送入私塾学校学习，最终上到完小毕业，在当时称作“秀才”。因家庭无力再供，父亲又感到老人身体不好，所以，父亲18岁的时候就回家种地了。父亲回家后，因多少有点文化，所以积极进步，还被村民选为闾长（当时，一闾为25户，闾长就是25户的联络人）。与我父亲同时上学的、村东门上我的几个大老爷、二老爷，因家庭供的起，他们都上了中学，最终到中学毕业。按照老人的意愿，经亲戚介绍，父亲于20岁与我母亲结婚，于22岁添了我的姐姐，于26岁添了我。一家人和睦生活。

据父亲说，我的老爷于1941年病逝，死时仅54岁，奶奶是1942年大见年时饿死的，1942年大旱，又加上天天“逃反”，没人敢上坡耕种，土地荒芜，就靠吃青菜、树叶、树皮、菜窝窝头、糠煎饼，当时我才3岁，尽管给我点照顾，但我的肚皮也吃青了。这些事情，父亲只能想在心里，无能为力，有时候也感到不安，但赶不走鬼子，是不能回家的，所以，父亲只能集中精力打鬼子。看到这种心情，说明在当时父亲还是个孝子。

    3、在抗战初期，父亲积极涌入抗战活动中。

    1937年，正值父亲23岁，卢沟桥一声炮响，天漏了，地蹦了，世界动了，中国乱了……，灾难撒向人间。抗日战争一开始，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有志士的热血男儿奋起抗日救国。爱国的公民面对屠刀而不屈。是战，是降，是跑，各有选择。我的几个大老爷、二老爷，中学毕业后，迅速的加入了抗日救国的浪潮中。此时，我的父亲也算是时代的进步青年，在我村几个有志热血的中学生的带领和指引下，积极的参加战备军训、雅鹿山挖战壕、站岗放哨、农村自卫队、游击小组等抗日进步活动，所以，父亲经常不在家。在1938年，我父亲就由我村东门上的一个大老爷介绍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国团。同时，我村的进步青年也纷纷参加革命。是抗日？，是投降？，该走什么路？，各种势力风起云涌。

    4、父亲加入抗日队伍。

    据父亲记录，1940年3月，我姐姐才4岁，我才6个月，森元四老老爷通知我父亲去抗大学习，地点在西北三十里大王庄乡的虎口崖，是四支队政治部驻地，接到通知后，父亲偷着拿了几件衣服，没有告诉家中任何人，就是连我母亲也没告诉，立即就走了。到了抗大，在抗大学习了20天就结业了，结业后，有的就分配到临沂，我父亲此时还有些离不开家，感到到临沂太远，临走时家里什么都不知道，有些犹豫，于是，县独立营政治部主任刘彩芹就分配我父亲作乡指导员，上任20多天后，又分配到县独立营二连任副指导员兼书记，从此，我父亲在几个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参加革命的中学生的带领下，便进入了正规的革命队伍，从那时候起，父亲就很少回家了。

    为了保卫国家，在我村的王盛茂的带领下，父亲积极到县城参加军训，王盛茂任教练，军训三个月，不脱产，中午带饭，晚上回家，武器是自制的土抢，军装也是自己做的，父亲训练非常认真，还真的学了不少本事。到了秋天，就到莱城西北的山上挖战壕，挖了两天，晚上许多人在山神庙里挤了一夜，准备与日本鬼子打仗。老百姓非常恐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火烤火燎，怕当亡国奴。那些消极论者，有的说：“中国要完了……”，也有的说：“消极抗战，抗战必亡……”，更甚者，直接说：“赶快投降”。但有志士的热血男儿，奋起抗日救国，面对屠刀而不屈，大举“反倒退、反内战、反投降”的大旗，坚决抵制日本侵略者，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晚上、在街头上，人们成群结对的唱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前进，抗日浪潮迅速的席卷全国，各种抗日的组织纷纷崛起，相继成立，什么“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少先队、村自卫队”，风起云涌，担负着站岗放哨、盘查人员、传递情报等任务。抗日的政权也迅速的组织起来，1937年冬，俎莱山起义，成立了山东八路军四支队，司令员是洪涛、赵杰，政委是黎玉。在1938年春，山东八路军四支队开始有组织的宣传抗日，并和地方顽固派打了一仗，但未打好，部队被迫退到山区，随后日本鬼子占领了县城，我们村变成了游击区，四支队又开始领导人民展开对日斗争。日本鬼子占领了县城后，便在县城建立了据点，随后又在鲁西、方下设立了据点，鬼子经常出来扫荡，老百姓天天逃反。在1938年6月，由乔春吉大老爷介绍我父亲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国团，这时，春吉大老爷已经参加了县独立营，由于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莱城，所以组织活动十分谨慎，基本上处于停止状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父亲还参加了农民救国会，随即又参加了抗日游击小组，并自己打了一把大刀，随时背在身上，任闾长，（当时在村里，按25户编一个闾），组织实行累进税法---即人少田多者多拿粮，人多田少者少拿或不拿粮，或减租减息，凑公粮，这些政策受到了老百姓的积极拥护。支援抗日，白天站岗放哨，夜间巡逻，抗日热情非常高涨。同时，在我村有志热血中学生的带领和指引下，也积极的参加战备军训、雅鹿山挖战壕、站岗放哨、农村自卫队、游击小组（民兵）等抗日进步活动。

    5、父亲入党

    在1939年6月，由住在我家北邻的一个大老爷，叫乔玉润（解放后在省农委工作），找我父亲谈话，说：“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参加了共产党就是参加了八路军，可以直接在村里工作”。父亲听了很高兴，认为入了党不用离开家就可以为党工作了，所以立即要求入党，没几天，雨润大老爷就给我父亲送来了入党志愿书，父亲填好入党志愿书交上，不久就批下来了，并告诉父亲说：“候补期半月，按月交纳党费，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就是对自己的老婆也不能说，这是组织纪律”。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后，从此，就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斗争。其实，那时，父亲对党的认识是很不充分的，只认为共产党是领导抗日的先进组织，是国家的前途，是人民的希望，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八路军才能救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才有抗日胜利的希望。尽管认识肤浅，但父亲入党是积极地，认真的，那个时候，党组织的活动是极其保密的，都是单线联系，开会都是临时约定地点，各人走各人的，散会也是一个一个的散开，小组之间不能发生横向联系，父亲代表小组到上一级开会或者开碰头会，回来再传达给小组内的每一个人，或者是上党课。为了扩大党小组，父亲也很快的介绍了两名入党人员，一个是松元老老爷，由于那个时候对党的认识都很差，所以对入党人员一般不做什么考察，只要感情投机，同意抗日，就发展了，所以在今后的艰苦斗争中，有的很快就脱党了……。另一个是景元老老爷，入党不长时间，在偶然的一次与敌人的遭遇中就中弹牺牲了。在我们村也有的组织成立“红旗会”，有一天，有的人找我父亲说：“某某村已经成立了红旗会，我们村也成立红旗会吧”，我父亲当即不同意，并说明了自己不同意的理由。父亲入党以后，到外村搞活动也多了，但是，父亲恋家的思想较严重，离家久了就不放心。1938年的冬天，农历腊月的一天晚上，春吉大老爷回家，通知我村6个团员，包括我父亲，到李家义去开会，我父亲没告诉家里的任何人，便高高兴兴的去了。可是，到了李家义以后，并没有开会，而是把几个年龄较小的打发回来，要父亲一个人留下，换上蓝色的军装，随部队走。连夜到河南牛泉乡的上庄住下，一住就是5天，并没有开会，而是轮流站岗，天气寒令，霜花白皑皑的，睡觉又无棉被，一连几日，都是这样，父亲有点着急，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便问春吉大老爷：“我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又不开会，母亲会挂念的，家里的人还都不知道呢！不把家里的人急坏了吗？”，便要求请假。春吉大老爷去给请假，结果回来说：“上级不同意请假”。父亲思想想不通，产生了苦闷感，后来又通知父亲说，又同意父亲请假回家了。回家后，才知道先回来的那几个人并没有告诉家人，家里到处找人，音信全无，奶奶泣不成声，已经哭的不成样子了……，因此，就不想再离开家了。到了1940年冬，形势更加恶化，家乡被敌人占领，地下党被破坏，有的被杀害，有的自首变节，抗日家属遭殃被剿家，财产被抢，猪牛羊被宰，人被监视，没有走动的自由，有的被活埋，在这时，村里终于组织了反动道会门——红旗会。

    6、初见敌人的残酷

    日本鬼子占领了“L”县城后，三天两头进村扫荡，烧杀掳掠，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一次比一次凶残，如果哪个村摊上，就是挨门差户的遭殃。父亲说，在我们庄东南一沟之隔的小南庄村，就糟了一次大灾难。有一天夜里，父亲正在睡觉，突然被奶奶叫醒，说：“鬼子来了……”，于是就不敢睡了。第二天才知道，鬼子进了与我村只有一沟之隔的小南庄村，村里的男壮年被绑票，女的被奸淫，不服从的、稍作反抗的就被杀害，不少家庭为了赎绑票而倾家荡产。我们村因有围子墙，（据说，这个围子墙是以万春大老爷家为主由乔家组织为保卫全村的老百姓而建立的），并有防备，当时鬼子没有进我村。但从那以后的一个多月内，我们村的人也吓得夜不敢入睡，特别是年轻人和孩子，每到天黑，就到野外躲避，害怕鬼子夜间偷袭。白天，当看到没有鬼子来，这才进村。在那战乱的年代，由于敌人的方下据点离我村很近，每到傍黑天，武工队就从我们村路过，夜间去进攻或是骚扰敌人的据点，不让敌人安宁，当天快亮的时候，武工队就撤的无影无踪了。白天，敌人就出来扫荡、报复，老少爷们、青年男女都要“逃反”，这叫做“拉锯战”。当时的日本鬼子是十分凶狠和残暴的，如果跑不掉，特别是家里有抗日的家属，让鬼子逮住就没命了，如我村东门上的一个大老爷的父亲，就是让日本鬼子逮住活埋的，当埋到腰部时，还是一个在场的陈家庄的一个汉奸突然良心发现，说了好话，才又扒出来，扒出来后，由于受伤过重，又没有治疗条件，一个月后就死去了，死时才46岁。

    7、踏上革命路

    据父亲说，1940年6月，父亲和我大爷正在地里割麦子，森元四老老爷和雨润大老爷跑来通知我父亲说：“去抗大学习，马上要走”。接到通知后，父亲立即放下镰刀，偷着拿了几件衣服和一双鞋子，没有告诉家中任何人，当然也没有告诉我母亲，办好了组织关系，立即就走，抗大在哪里？学习多长时间？什么也没问，跟着森元四老老爷和雨润大老爷就走了。当时一块走的有6个人，都姓乔，有一个外村的，姓刘。当天就到了离我村40多里的大王庄乡的虎口崖，是四支队政治部驻地。几天后，报到的人很多，才知道抗大并不在此地，而是在沂水的岸德，组织上让大家填表，争取谁愿意去、谁愿意留下的意见，不愿意去沂水的就留下受训---民运训练，留下的有200多人，由于父亲嫌离家太远，也就填上了“留下”，参加民运训练。在此学习了20天就结业了，结业后，绝大部分回了家，留下18个人由县里分配工作。当时，由县独立营政治部主任刘彩芹找我父亲谈话，分配我父亲回乡里作乡指导员，这时，父亲认为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要求回家一次，领导不同意，父亲便找刘子正请假，但未找到，于是自己决定就回了家。在家住了3天，认为自己做错了，安排好了家里的事，就决心离开了家，下决心参加革命。回去后，向组织作了自我批评，从此也就从思想上离开了家，彻底参加了革命。思想通了，心情也舒畅了，工作更积极了。在教导队工作了20多天后，由于父亲的积极，所以很快又分配我父亲到县独立营二连任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独立营很快又升为四支二团，四个月后，又升为主力——一一五师。部队的生活，对父亲锻炼很大，从农民到军人，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生活不习惯，工作不知道怎么做，但依靠老同志---李苏的帮助，自己的满腔热情，大胆干，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参加上文化课、也检查岗等工作，从不马虎。就这样，从此，我父亲在几个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参加革命的中学生的带领下，便进入了正规的革命队伍。

    8、首次参加战斗

    父亲刚到部队不久，接受了一个任务，让我父亲带领连队护送一批干部到沂水岸德，途径蒙阴旧寨，此地是敌占区，夜间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当行至旧寨时，太阳已有一杆子高了，前边与敌人相遇，开始交火打枪，部队向前冲去，由于父亲是副政治指导员，按当时的规定，负责押后，因为当时是青纱帐，很快，部队就冲入青纱帐了，父亲一看，最后只剩了两个人，父亲有点胆怯，也很快向着敌人的方向冲去，打了几抢，淌水冲过前面的一个水塘，战斗就结束了，下午住在一个叫堂子的小山村里。经过这次战斗，父亲与老战士比较，认为胆子太小了，经过总结，在今后的战斗中，父亲才变得勇敢了，能冲锋在前了，所以，在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抢粮食的敌人，父亲就冲锋在前了，并一举打退了敌人。

    9、父亲任一一五师三连指导员

    1940年底，原连队由指导员带队，将我父亲调到三连任指导员，不到一个月，又调我父亲到机关直属教导队学习。1941年1月，在教导队才刚刚开学，又让转去抗大学习，此时正是“皖南事变”，在抗大学习了半年，活动在滨海，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义论，就在这时，部队打下了“大店”，地主逃到了吕县城去了，抗大驻防了“大店”，大约有一周，就又撤离“大店”了，后来住进了大地主黄世仁的家里，坐着地主的漆红的靠背椅和藤床开讨论会，也讨论黄世仁剥削农民的故事，也有人介绍了刨鹰坟的故事……。在抗大学习了半年就结业了，毕业时，抗大学校又转移到蒙山东的“石岚”。抗大毕业后，又把父亲分配到山纵民运部，部长是朱则民，民运队、民运股股长是方毅生，后改为武装科，主要任务是跟着领导到地方了解情况。

    10、父亲在反扫荡的日子里

    1941年秋，我父亲又到山东抗大学习，从山东抗大学习结业后，分配在山纵机关民运部武装科当干事，跟随杨科长出发到地委——沂蒙山区，当时部队正在打顽固派——国民党五十一军，而日本鬼子又发动了5万人，对沂蒙山区实行了“串梭式”大扫荡。所谓的“串梭式”，就是多个据点的鬼子来往交叉、穿插成网路，天天出动，长时间不间断；所谓扫荡，就是对路过的地方要清山，实行“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凡是经过一个村，见能吃的东西就抢，见人就逮，见女人就纠缠，扫荡过后，村头血染红，房屋便成屋茬子，家家空空，粮被抢光，罗马牛羊猪全被拉走，鸡鸭吃光。所以，老百姓都逃离了家园，人民的生活极度困难。

    因为敌人要长时间大扫荡，所以，上级决定反扫荡，反扫荡的首要任务就是部队机关的转移和转战，以保护机关的安全，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攻其不备，争取小范围的胜利；其次就是留一部分干部坚持以保护民众转移为中心的组织工作，还要帮助农民在敌人的夹缝里争取秋收秋种。因为要求部队马上、快速转移，所以机关也要精简人员。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和地委的民运科杨科长、干事李某就被留在了地方，坚持在敌人的阵地中反扫荡。留下来以后，当夜离开地委机关，三个人在深夜赶到了沂中一个叫青石湾山峪——李家峪的村庄，因为这个山峪就住着一家姓李的人家，所以就叫李家峪了。据查，李家峪是现在的沂水县崔家峪镇李家义村。三个人中只有杨科长带了一把手枪，李干事带了一个手榴弹，父亲是赤手空拳，显然，这种配备是不能和敌人正面打仗的，只能是躲藏，顺便掌握敌人的动态。到了李家峪后，并未住在李家，而是在李家的院子里自己做饭，算是吃了个夜饭。然后，每人带了个草把子到山沟里，在马尾松底下睡了。天气有点寒冷，怎么也睡不着，只是看着星星不停地眨眼。第二天刚亮，鬼子就开始扫荡了，只听枪声响成一片，敌人到处搜山，但没有到李家峪，原因是李家峪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这可能就是灯下黑吧！由于敌人天天都是那么搜山，开始还能看到有几个老百姓，后来就看不到老百姓了，那个姓李的也逃到远离敌占区的亲戚家去了。这时，父亲他们3个人也感到目标太大，怕敌人发现，提出了分散行动。于是3个人就分开了。因为杨科长和李干事都是当地干部，杨科长又是做敌占区工作的，比较熟，认为敌人的鼻子底下更安全，所以杨科长就到敌占区去了。李干事到什么地方去，父亲也没来得及问，但很快也就走了。而父亲是外地人，当然是人地两生，又手无寸铁，两手空空，一分开手后，感到两眼变瞎了，两耳变聋了，父亲找不清方向，又不了解情况，就这么随便的闯着，可上哪去呢？搞不好就会被敌人抓去了啊？想来想去，父亲还是先在就近的山坡上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暂避下了。藏了一天，无处可去，认为只有回到李家峪还能生活下去，至少还有个落脚的地方。天快黑了，父亲认为可能没事了，就出来了，谁知，正好遇到敌人也上山来了，只看到敌人浩浩荡荡从西边爬上山来，看事不好，父亲赶快窜过一条小河沟，爬上了山半腰，趁黑摸到了李家峪的北山上，这个山父亲住过，可能是崔家峪南山吧。这个山是附近最高的山头，深夜也能看到山下面。父亲到了山顶上了，可上哪里栖身呢？父亲找了一堆马尾松，在马尾松里坐了一夜。次日，天亮了，也不敢从马尾松里出来，害怕一出来又碰上敌人。就在这时，父亲听到后山坡上有一个妇女的唤狗声，判断后山坡没有敌人来，这才从马尾松里爬出来，站在山头上，向东张望，早霞照到山顶上，一阵轻松，突然也感到肚子饿了，这才想到已经一天半没吃、没喝了，肚子也开始叫起来。于是，父亲就朝唤狗声的方向下山，下到后山坡，才看到有一个十几户的小山村，村中也是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妇女在家，父亲叫了一声大娘，“给点吃的吧！”，大娘给了4块小地瓜，父亲刚接到手，东边就响起了枪声，于是，父亲一边吃，一边走，又向西翻过一道山梁，到了刘公峪，又到了一家人家要了一块大地瓜吃，这才有点饱了。往山坡上望去，看到山坡上有些老百姓，样子是在想办法躲避敌人的扫荡，父亲想靠近他们，也能摸摸情况，可是他们看到父亲走过去，又不知道父亲是什么人，所以老远就走开了。父亲没有办法，又没有别的熟悉地方，别无去处，于是又回到了老地方——李家峪。父亲在李家峪，白天就躲在山峪里，天黑了就到李家用地瓜、豇豆烧顿饭吃，吃饱后，带个草把到山沟里睡觉，幸亏天不是太冷，无雨，看着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挤着眼睛，像是告诉父亲，坚持就是胜利，黑暗就要过去。由于一个人也不见，父亲感到很孤独，一心盼望杨科长和李干事回来，就这样，父亲孤独的过了5天，杨科长就从敌占区回来了，因为在敌占区鬼子采取“清乡、查户口”的办法，清理嫌疑人，所以杨科长在敌占区也就呆不住了。杨科长回来了，父亲说：“一个人实在难过，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了”。就这样，父亲和杨科长仍然坚持在李家峪活动，因为是两个人，情况就好的多了，在李家峪又住了半个月，每天傍晚，到李家烧一锅地瓜饭，吃一肚子就上山，和敌人打转、周旋，天天如此，油盐未见，一日一餐，脸不洗，又瘦又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父亲和杨科长又在李家峪坚持了20余天，敌人的这次大扫荡快结束了，听说山东军区机关也回来了，这时才洗了一次脸，一照镜子，啊！胡子长了，脸也瘦了，皮也黑了……。父亲回到山东军区机关，山东军区当时住桃花峪，见到了原来连队的同志，同志们将日本鬼子撤退时丢下的一片猪肉拿来，煮着吃，但连盐也没有，就是咸菜水也没有，只好挖了些盐泥放上，就是这样，也感到很香，因为一个多月没见过油盐了……。由于在李家峪待了很长时间，又吃了李家的地瓜和豇豆，是李家的地瓜和豇豆使父亲活了过来，所以，解放了后，父亲还写了封感谢信，并写了证明，要求当地政府给李家免部分公粮。

11、大扫荡过后

经过四一年的敌人秋季大扫荡，给根据地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极大地困难，地无人种，更牛被杀光，如果不能在秋天种上麦子，来春种上玉米、地瓜，老百姓的生活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全面发动，帮老百姓渡过难关，没有耕牛就用人去拉犂、拉�x、拉车送粪、耕种，父亲也积极去拉了一个月的犁，帮助春耕、春种。拉犁的活很累，还没啥吃，只是吃从外地运来的“红枣”，老百姓也只是吃野菜、树叶。经过这次反扫荡，人民得到了考验，根据地更加巩固，反动势力被清除了。

    12、机关的艰苦生活

    1942年的春天，由于大扫荡刚刚过去，本来就是大范围的“大见年”，就是说，在历史上42年是有名的大困难之年，加上敌人的“三光”大扫荡，使老百姓的生活极度困难，饿死人无数，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当然，部队的生活也好不了，仅有的一点粮食，只能给前线吃，以保证前线的战斗力。在机关上，即便是有点小米，也是给伤员或病号吃。其他人吃什么呢？后勤供应部门也是心急火燎，经过跨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好不容易从外地运来了些红枣，提出了以枣代粮，就算是救命的枣吧，将红枣煮熟，分给大家吃，大家十分高兴，总算是能有啥吃了。红枣是富有营养的，还能补血，这应该是好事。吃第一碗的时候，还真是好吃，又香又甜，单一碗是吃不饱的，因为大家的肚子里太空了，所以大家还要吃。吃第二碗的时候，红枣就不是甜的了，而是辣的，而且越吃越辣，就只好不能再吃了。在父亲的科里，包括杨科长和李干事，共有10多个人，还想办法烧点地瓜或胡萝卜汤，上面撒上自己研磨的辣椒面，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在这一个春天里，不管怎么样，红枣还是立了大功，救了大家的命。

    冬天，每人只发一件薄棉袄、一条薄棉裤，无棉被，无内衣，穿在身上咣当咣当的，白天当衣穿，晚上穿衣睡，天气又冷，时间一长，虱子浑身爬，随便到哪里一伸手，就能摸着好几个，咬的坐卧不宁，夜不能安睡。铺草里不仅有虱子，而且跳蚤更多，在夜间，总是在人的身子底下爬来爬去，叮咬吸血，又痛又痒，起来抓跳蚤时，牠就不知道跳到那里去了。更可恨的是蝎子，夜间的蝎子太多，一旦让它蛰到，就肿起来了。那个时候的打扮，也有好处，就是“轻装”，只要有情况，爬起来，打上裹腿，就跑。

    13、父亲的一次回家

    父亲进入正规的革命队伍后，很少再回家，偶而一次回家还被敌人差一点逮住。据父亲说，４２年的春天，我才四岁，我父亲回过家，也不知道敌人是怎么知道的，半夜里敌人就来抓了，幸好我父亲从后门里跑了，敌人没抓到人。敌人没有抓到人，就在屋里东头朝天打枪，子弹从屋梁的木头上穿过去了。那个子弹洞我父亲并不知道，但我也看到了，足足留了有二十多年。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还看的到，后来在翻盖房子时，因换成瓦屋，那根屋梁才被换去。

    14、我村乔家革命潮

    我村乔家人参加革命的人较多，可以说是一哄而起，当时的中学生和完小生都参加了，参加革命年龄最小的是东门上登基大老爷的大儿子，年龄仅有十三岁，已经结婚，所以在我村乔家打敌人的故事也较多。在当时，当敌人路过我们庄时，走在后头的敌人，往往被扔到井里，如程海老爷家的大门底下就有一口井，井口上放上一张床，当敌人来时，程海老爷的大爷就躺在床上装病，程海老爷的大爷长的五大三粗的，像个武士，敌人离开他家时，走在后面的敌人就被他扔到井里去了。

有一次，得知日本鬼子运送枪支弹药的汽车路过泰莱公路，春吉大老爷带领县大队，拿着枪埋伏在路两旁的沟里，但大多都是土枪，当日本鬼子的汽车来了时，他们就开枪打，企图劫下枪支弹药。谁知日本鬼子早有准备，车上不是抢，而是一车日本鬼子。当埋伏在路两旁的沟里的县大队照着鬼子的汽车开枪时，日本鬼子全副武装的从车上蜂拥下来，袭击县大队。一看这架势，县大队只好迅速撤离，日本鬼子便一边打枪，一边吆喝，一边追赶。多亏是高粱地，春吉大老爷顺着高粱地跑到小南庄村一家人的栏棚上，鉆在栏棚上面的麥根子里，日本鬼子也随后追到，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栏棚上面的麥根子，春吉大老爷的腿被捅伤了，腿上还挨了一枪，他也没敢动，日本鬼子也未发现，这才躲过了这一难。这次伏击未成功，共有20多人被日本鬼子打死，死的人大多都是口镇和水北方面的人。

    15、父亲的被捕

    据父亲的回忆记载，我父亲参加革命后，主要活动在圣井乡和沂蒙山区。在1942年10月的一天，鬼子组织了2万鬼子，对沂蒙山区进行拉网式大扫荡，期间曾被敌人逮捕过。当时父亲在青驼寺北山杨家庄子发动群众、领导民兵搞空屋清野，坚持反扫荡，突然接到上级通知，组织上要我父亲回机关，这时机关住在蒙阴旦埠，一百多里路，要求一天赶到。赶到后，天已经黑了，吃罢晚饭，科长找我父亲谈话，说：“秋季大扫荡迫在眉睫，机关马上要转移，你要留下来坚持反扫荡，你来的地方已经不能去了，情况不允许你去了，你和贾鸿奎同志一起到沂中县去吧，一人发一支步枪，10发子弹，连夜出发”。父亲按照领导的安排，又到县委开了介绍信，县委又介绍我父亲到峙山区，又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到峙山区区委，这时天已傍晚，刚到，区委又把我父亲和贾鸿奎同志分配到两个村庄，贾鸿奎同志到鸡山庄，我父亲分配到黄家坡子。据区委讲，黄家坡子是边沿地区，民兵组织活动较好，有几十个民兵，10多条枪。由于天色已晚，来不及犹豫，就赶紧上路了。到黄家坡子的时候天已黑了，情况非常紧急，又非常疲劳，父亲把介绍信交给村支书、民兵队长黄元甲，安排好岗哨，赶快吃了点晚饭，就想休息，可一躺下就睡着了。不一会，村支书、民兵队长黄元甲就把父亲叫醒，说：“敌人来了，敌人来了……”，父亲一下爬起来，已经听到敌人水壶的撞击声，听到敌人已快进村子了，于是民兵快速集合拉出了村，跑到一个山坡上过了一夜。快到天亮的时候，父亲和民兵们向着根据地的方向转移，结果在山头上发现了敌人，一个姓宋的民兵前面去侦察，看事不好，溜下了山。为了摸清敌情，父亲又上前去侦察，模模糊糊看到了日本鬼子的太阳旗，父亲和民兵们下了山，在山下遇到了抗大的康老师，康老师带了一个排，在核桃树下休息，父亲将情况告诉了康老师后，父亲就和10多个民兵从山下向根据地转移，由于情况不明，转来转去，没有转出敌人的包围圈，最后就钻进了敌人的包围圈里去了，父亲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四处周旋，但到了中午时分，已无处可走，已被鬼子团团围住。由于枪支少，对敌情又不清楚，也未接到上级指示，所以，父亲便安排民兵们在一个小山腰下插了枪，掩盖好，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分散隐蔽，当时叫“敌人齐头并进，我们插花钻出”，分散钻出敌人的包围圈，以保存力量。由于民兵们大多都是当地的，所以，很快就分散不见了。父亲是外地人，便闯进一个小山村，叫田家峪，父亲藏在一家人的玉米秸垛里，想躲过去，谁知，紧跟着鬼子就进了这个村，霎时间住满了日本鬼子，宰猪、杀鸡、支锅做饭。只听到枪炮声在山坡上响成一团，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百一师从滨海过来也钻进了日本鬼子的合击圈，经过激战，到天快黑的时候，百一师才突围出去，伤亡很大。天黑了，枪声也停了，这时，日本鬼子开始拉草垛打铺睡觉，拉着拉着，终于把我父亲从玉米秸垛里拉出来了。我父亲从玉米秸垛里站起来，鬼子一涌而上，数十条刺刀对准了父亲的胸口，接着就是两个耳光，打的我父亲鼻口出血。然后进行审问，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鬼子问道：“你是干什么的？”，父亲说：“我是村里的老百姓”，鬼子又问：“山上是什么人？”，父亲说：“是八路军的大部队”，鬼子又问：“穿的是什么衣裳？”，父亲说：“黄的、绿的都有”。鬼子看看父亲的头，辨别一下是不是带过军帽，摸摸父亲的手，辨别一下是否拿过枪，接着又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是否是八路军，你们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不交出来要受刑，要死了死了的…… ”。父亲毫无惧色，智斗敌人，一口咬定，自己是这个村的老百姓，使敌人一无所得，于是将父亲先绑起来，拴在院子里的一个葫篓架上。又过了一会，鬼子又来了，开始对父亲用刑。四个鬼子将父亲的衣服扒掉，让父亲只穿着个裤头，用绳子将父亲的两只胳臂绑在扁担上，六个人将我父亲摔倒在地，在父亲的嘴里塞上木棒，开始用铁壶灌冷水。一壶灌下去了，连喘气的机会也没给，接着又是一壶，当灌到了第6壶时，父亲的头痛的要炸开了，肚子也要鼓破了，嘴里也开始不停的向外流水，父亲难忍，叫道：“狗日的，来快的”，敌人这才停止了灌水。然后，又用脚用力踩父亲的肚子，灌进去的水全部喷出来了，水喷的高度足有三尺多，鼻子、口和眼里一起向外喷水……。折腾了足有半小时，其中一个日本鬼子看到我父亲还没昏过去，叽里咕噜说了一通，那个会说中国话的鬼子说：“这个家伙有种，还很能盛呢，要不就再灌辣椒水子吧”。灌完水刑后，几个鬼子把我父亲用两根绳子绑在路旁的一棵碗口粗的青杨树上，脚底下放了一盏煤油灯，有一个鬼子持枪看守。这时，由于父亲只穿一个单裤头，虽然还不是寒冬，但因浑身是泥水，风一吹，也浑身冷的发抖，从内心里发冷，又过了约半小时后，才逐步停止发抖，恢复了正常。换上第二班岗时，已经是一更天了，但月亮还未上来，夜深人静，敌人在沉睡，放在我父亲脚下的油灯快没油了，只有看守父亲的敌人在离父亲约４米的地方晃来晃去……。父亲在想：怎样才能脱身呢？宁死也要脱离虎口，一定要找机会逃跑啊！如果跑不掉明天会怎样呢？敌人会有什么招数呢？我该怎样对付呢？决不能就这样等死。于是，父亲便偷着自己解开了绑在树上的绳子，找机会逃跑。也可能是老天爷的安排吧，就是在父亲解开绳子的时候，有四个老百姓从岗哨旁走过来，对鬼子说：“我们渴死了，进去喝口水吧！”。看守的鬼子不让那四个老百姓进去，赶走了他们。这四个老百姓商议了对策，又回去纠缠，还是要找水喝。经过再三纠缠，看守的鬼子这才让四个老百姓进去喝水。那四个老百姓进去喝水，看守的鬼子还要看好那四个老百姓，所以也跟着进去了，父亲一看鬼子离开了，父亲从灯光底下向鬼子去的方向看去，已经看不见人了，便向村外拼命的跑去。父亲刚跑出去四五步，就被鬼子发现了，鬼子一看人跑了，便持枪追，边追，边喊：“冒差了，冒差了……”，并朝着我父亲跑去的方向开枪。由于油灯很小，鬼子也看不清楚，只是乱喊、乱打，顿时，不少鬼子也起来了，一片嚷嚷，那四个老百姓认为出事了，害怕受连累，也赶快逃跑，使鬼子乱了阵脚。刚醒来的鬼子也瞎喊，一阵乱放枪。我父亲拼命的跑，只要打不到，就是跑，忘记了是山路还是平路，摔倒了爬起来再跑，几次摔倒，几次爬起，心理只有一个念头，“胜利是我们的”。跑着，跑着，突然掉到地瓜窖里去了，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父亲两只手一撑，便跳了上来，继续往山上跑。跑到山顶上，一下子跌倒了，就滚到山北坡的山底下去了，摔的昏了过去，幸好是摔在沙滩上，所以没有被摔死。当醒来的时候，月亮已当头了，仔细一看，是在山沟里，父亲心里想：“这下可好了，跑出来了，真是天不灭我”。我父亲借着月光看到山顶上没有鬼子了，这才顺着山沟，赤着身子，沿着小道，爬上山坡，向着来的方向走，约走了四五里路，发现一条大道，在大道上相隔不远就有一堆篝火，实际上那就是敌人的封锁线，父亲这才慢慢地摸出了鬼子的封锁线，到了一个小山庄的一户人家，家里也无人，就在这家人家的屋里避避寒，休息了一夜。第二天，父亲才到鸡山村，找到了父亲认识的工会干部张同志，工会干部一看父亲赤着身，棉裤、棉袄都被鬼子脱去了，这才给了我父亲一件棉裤穿上。在鸡山村住了一夜，第二天父亲又回到黄家坡子，见到了前一天侦查时溜下山去的宋同志，宋同志还带了一支步枪，从宋同志口里才知道，插抢分散后的那些民兵全部被敌人抓到敌人的据点---黄沙铺子去了。就在这时，宋同志看到我父亲上身没穿棉衣，就从一家大娘家里借来一件没有袖子的大棉袄给我父亲穿上。扫荡后，敌人在袁家程子按了据点，此据点离黄家坡子只有三里路，敌人天天来扫荡，民兵们也找机会打鬼子。有一天，在敌人扫荡后回据点的路上，父亲和宋同志带领民兵打了敌人的埋伏，主要是打了敌人的后尾，使敌人迅速的掉头，乱开炮、乱放枪，由于父亲和民兵们的抢很少，没有几支枪能参加战斗，所以，虽没有打死几个鬼子，但使鬼子也有些害怕，谁也不愿意走在最后边……。父亲又在黄家坡子住了六七天后，由于被敌人抓去的民兵都是当地人，他们通过亲戚、朋友又都保出来了，民兵们回来后，父亲又把他们组织起来开会，商量再干的事宜，民兵们异口同声的说：“要继续干，要报仇”。次日，把埋的枪支和子弹都取回来，并制定了打击敌人的计划，方法就是扰乱敌人，夜间扛着土炮和步枪去袭击敌人的据点，据点里的敌人乱一阵，嚷嚷一阵，没方向的打一阵，这个时候父亲就领着民兵撤退了，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几天以后，父亲又回到机关，回到机关才听说贾鸿奎同志也被敌人抓去，半个月后，才从泰安跑回来。回到机关后，换上了一件棉袄，将借穿的没有袖子的棉袄脱下，寄回了黄家坡子，还给那位老大娘。后来，父亲在回忆这段过程时说：“那个时候就不知道灯在我的脚底下，当鬼子远离后，我看不见鬼子了，但鬼子能看清楚我，因为我站在有光的地方，心里只是想，一定要跑，一定要活下去……”，当然，也亏了没想父亲在灯底下鬼子会看见这个道理，才抓住了逃跑的机会。

    16、夜巡白马关

    1943年的春天，这时，父亲在泰宁方城区任区武装助理，白马关刚刚解放，父亲组织民兵，发动群众，站岗放哨，加强戒备，夜间要查岗。曾记得，有一天深夜，父亲去查岗，一查就是好几个村，月亮皎洁，照在地上，霜雪亮晶晶，身上寒煞煞，夜深静悄悄，独自一人从这个村到那个村，有一个村没有放岗，便去叫民兵队长，直到放上岗，才再到下一个村，当回到住处时，天已大亮。

17、进驻围山庄

1943年秋，调父亲到围山区，任武装助理，此地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离敌人据点只有3里地，父亲住在围山庄一家大娘家里，大娘讲到，39年的秋天，村里成立了抗日自卫队，日本鬼子发动了数千人来攻打，因力量悬殊，鬼子终于打开了围墙，进行了大屠杀，死伤80多人。因为离敌人近，只能秘密活动，在南红山成立打更队，夜间巡逻，白天劳动，在这个区里共有7个村能活动。

    18、一场大病

    就是在围山庄的时候，因42年夏末，父亲得了“虐疾”，差点要了命。得病的原因可能与受了敌人的酷刑有关，因为受了敌人的酷刑以后，身体一直很虚弱，当然，也可能是传染所致，因为虐疾是一种传染病。对于疟疾，那时没有药治，老百姓都感到很可怕。因为都不知道该如何治疗，所以只能任它发作，隔一天犯一次，先冷后热，冷时冷的浑身发抖，所以，有的说叫“打摆子”，热时热的似火烧，高烧达40度以上，烧的迷迷糊糊。有一天，有一家人的老人告诉父亲一个偏方，说是“喝蓖麻油可治虐疾”，这个老人倒来一碗蓖麻油，父亲喝下去了，谁知道蓖麻油还这么厉害，喝下去后，上吐下泻，差一点送命。这个病坚持了两个多月，身体已难以支撑，实在走不动了，走几步就要尊下来休息一大会。赵区长看到我父亲实在支持不住了 ，便给了父亲几角北海币，叫父亲买几个鸡蛋补补身子，但是，父亲没有去买鸡蛋吃，而是买了一支钢笔。父亲还是咬紧牙关，与疾病抗争，后来，天气渐渐变冷了，不知道是喝蓖麻油起了作用，还是因为天冷了的缘故，虐疾竟然慢慢的好了，真是谢天谢地。   

    19、父亲的“石雷阵”与父亲的负伤

    据父亲的记载：可能是1944年秋天吧，当时父亲在新浦县圣井乡任武委会主任，重点是研究“石雷阵”，怎样采用“石雷阵”打击敌人。

    首先是发动民兵打石雷，要有足够的石雷；

    二是培训石雷的制作技术，把制作技术民众化，于是父亲就在范庄举办了“石雷及雷管制造技术培训班”，培训怎样制造炸药，怎样埋地雷，由父亲主讲，民兵们集思广议，当时的雷管是父亲自己亲自研制的，并教给民兵们，先用铁皮卷制成筒状，一端设有一个孔，内装由胶水、玻璃粉和黄色炸药混匀的炸药膏，管内穿有拉线，晒干即可使用，使用时只要一拉拉线，靠拉线的摩擦生热即可点燃。这种技术，在当时还是很解决问题的。如果没有黄色炸药，就用自制的土药。石雷是用石头打的，大多是用青石，因为青石容易打成形，不管石头的外形怎样，在石头的中心打上一个空洞，装上土药压实，放上自制的雷管，在洞口上塞上木塞，即制成了石雷。还研制了“飞石雷”，即在一块石头上打上多个空洞，其中一个在石头底下，做成多个石雷集为一体的石雷，当底下的一个拉响后，上面的飞起来接着爆炸，这种石雷可炸几十米远，威力很大。在埋雷方法上，发动民兵多想办法，由于石头保持了天然的模样，所以以隐形布雷为主。由于父亲制石雷出色，地雷品种又多，作战灵活，所以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这不仅增加了自己民兵组织的战斗力，其他附近的几个村的民兵组织也迅速的开展起来，自制石雷；

    三是研究“石雷阵”的战术，这些石雷主要是用来封锁要道路口，其次是挂在门后、埋在大门里头、埋在有物品的地方、埋在桥头上。在父亲的记载中写道：初秋的一天，田野还是一片青纱帐，高粱迎风摇，鬼子带着狼狗、开着车，进山扫荡，路过祥沟村东时，踩响了石雷，狼狗被炸伤，车被炸翻，瞬间，鬼子乱作一团，有一个鬼子大声的喊道：“快趴下，死了死了的有”……，停了一会，一看四处没有动静，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一个鬼子想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一下，结果坐在了“飞石雷”上，“轰…轰…乓…”，三声巨响，尘烟翻滚，炸死了十多个鬼子，给鬼子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剩下的鬼子晕头转向的退回去了。从那以后，鬼子看见石头就躲开。有一次夜里，父亲还带领民兵趟过汶河将石雷埋到鲁西村鬼子的据点道口上，真假石块摆在路的各个方位，放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有痕迹，有的没痕迹，使鬼子难进难出，大大的挫伤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由于父亲组织的出色，因此，这时我父亲被组织上表扬为“石雷大王”。

    也就是这个时候，在一次制炸药的过程中，我父亲因造炸药负伤了。父亲负伤后，组织上通知我母亲来看望。母亲接到父亲负伤的通知后，由地下党组织一站传一站的把我母亲、我和姐姐送去看望，让我们一家人住在圣井乡的柳条庄西北角的一栋房子里，房的西侧就是一片高粱地。

    还记得有一天，敌人包围了村子，我父亲一吹哨子，集合队伍跑了，我们没法跑，便被敌人关在一个破屋里，当时在屋里关了有十多个女老人，敌人用磨系套子把门拴住，并拉杆草企图烧房，威胁交出八路军。在敌人去拉杆草的空间，我们趁敌人不在，在当地老人的带领下把屋门撑开，一个一个的从门缝里挤出来，出了屋门，向左一拐，便是一个栏，我们再从栏里跳墙跳到一个藏牛的院子里，院子里有四五头牛，牛一声也不叫，敌人来了后，一看屋里没了人，便大叫：“人哪？跑哪去了？……”。大约有五六个鬼子，吆喝了一会，就走了，使我们躲过了这一难。此事我父亲说他们跑了以后，敌人在村里干了些什么，一直不知道，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去上海看望父亲时讲了这一段经历后，我父亲才知道。

    20、“鲁西据点”的鬼子夜袭圣井

    圣井是历史上有名的大镇，是圣井区政府所在地，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其中以民兵的力量最强，当时的民兵是人民军队的预备役，当发动参军时，往往是成班、成队的一起报名参军，民兵的主要战术是麻雀战，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所以经常给以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平时，就是治安联防，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保护群众。民兵是政府工作人员主要联络者和依靠者。民兵的武器主要是长矛、大刀，后来就配备快抢，少量手榴弹、子弹。圣井隔河就是鲁西，鲁西是敌人的一个重要的据点，鲁西也是红旗会的老巢，势力很强，又有日本鬼子配合。显然，圣井的革命力量对鲁西的敌人是个威胁，敌人也就想到拔掉眼皮子底下的眼中钉。1944年的冬天，在一个寒冷的深夜，鲁西的鬼子偷袭了圣井村的民兵，民兵队长毕某某牺牲，为了纪念民兵队长毕某某，开了上千人的追悼会，并追认为烈士，在追悼会上由县委书记王醒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坚决报仇，战斗到最后胜利。县委书记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21、父亲剿匪

    据父亲记载，在抗日战争中，土匪是一种与日寇连在一起的反动势力，对作恶多端的，上级有明确指示，要坚决给以打击。所以，44年春天，我父亲参加了“俎莱山剿匪”和“莲花山清山”战斗，埋石雷破坏道路，阻击敌人，是父亲的拿手活，单“石雷群阵”就炸死了土匪30多人。45年春，父亲任新浦县武委会主任，带领100多名民兵，配合部队，在俎莱山东头剿匪，由于此处有土匪长期盘踞，实力强，武器好，所以有县大队、区中队、泰宁县区武工队联合，发动总围歼，取得了重大胜利，父亲还从土匪头身上缴获了一支美式手枪，请示领导批准，由父亲专用，从此，父亲便有了自己的手枪。乘胜，又对圣井乡王家庄、范庄的民兵组织起来，夜袭了附近村的土匪，由于出其不意，所以对土匪取得了全歼灭的胜利，还缴获了10多条枪和土炮，另外还有部分长矛。

    22、父亲进驻新泰

    父亲记载中写道：1945年8月14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父亲带领300多民兵，在群众的夹道欢迎下，进了新泰县城，收缴日寇。但日寇拒不缴枪，通过对日寇的长时间围攻、饥困 ，对逃跑的坚决击毙，才很快收复了县城。进城后的工作与乡下不一样，有的民兵因走火死亡；有的民兵私自去看戏被女人拉去整夜不归；有的农会在民兵的支持下私自去报仇打死了4个地主。一时思想工作跟不上，这时，迅速成立了县武装部，由县独立营的政委兼任部长，我父亲任副部长，主持全面工作，并设立了参谋股、政工股、后勤股，迅速展开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通过一系列的整顿、组织工作，使民兵队伍迅速壮大，半年内，民兵超过了一万人，步枪数千支，站岗放哨，设路障，埋石雷和铁雷，防止残匪干扰、偷袭，工作搞的热火朝天 ，很有成绩。

    23、父亲去鲁中军区武装部

    父亲记载中写道：1946年秋，上级调父亲去鲁中军区武装部，任干部教导队副书记，学员50多人。由于胜利在望，各种不健康的思想和现象相继产生，如有的主要领导彻夜谈恋爱，十分过分。由于这时的妇女干部到处宣传妇女要解放，婚姻要自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有的男同志也认为可以自由与女同志谈恋爱，就主动去找一个女同志谈恋爱，说什么都是自由吗，结果被那个女同志打了出来，还受了不公平的批评，后来这个男同志说：“女人自由，男人不自由，领导干部自由，一般干部不自由”。父亲对这些现象不满意，自然，对父亲也有影响，胜利了，死亡已经远离了，该过什么样的日子，思绪万千。由于父亲的思想与领导意志不合拍，甚至于还含沙射影的提了意见，所以不长时间就被调离了。有的人对父亲说：“胜利后的干群关系不是战争时期时的生死与共的官兵关系了……”，事后，父亲仔细的回忆这段话，还真是如此。

    24、父亲任山东军区武装部巡视组长

    1947年二月份，李仙洲摔国民党军南下，先头部队已到新泰，企图夹击解放军，而解放军决定回头吃掉这股敌人，先是在南边的大沙河修筑工事，拉开决战的架子，而主力则秘密迅速北上，回师包围了李仙洲，在莱北的见马村消灭了李仙洲的一个旅，将李仙洲部队团团的包围在莱城以内，关门打狗，在城墙外向城内扔手榴弹干扰，让敌人吃不成，睡不成，几天后，突然在城北开口，这就是说的“口袋战术”，李仙洲的6万人全部钻进口袋内，一天即全部歼灭，活捉军长李仙洲 ，这就是有名的“莱芜战役”。这时，上级任我父亲为山东军区武装部巡视组长，代领200多民兵，参加了莱芜战役，主要任务是打扫战场、收容俘虏和战利品。父亲带了辆胶轮大车，由从蒙阴带来的民兵负责拉着，当行军至莱芜城南时，战斗已打的非常激烈，凤凰山总攻和摩天岭阻击战开始，由于天色已晚，情况又不明，不敢冒进，后退到乔店住下，半夜里就得知莱芜战役已结束。父亲的队伍连夜过汶河，赶到莱城天已露白，由于寒冷，棉裤腿都冻了，走起路来沙沙作响。穿过莱芜城，继续朝口镇的方向走，战场内，到处是死尸遍野，血流成河，口镇至口镇东南几十里范围内，有的地方死尸成垜；残车滚滚燃烧，风裹浓烟四冒，残兵连滚带爬，拄棍包头呻吟，哭叫呐喊求救，一片凄凉悲哀……，头上敌人飞机还在不住的盘旋，俯视着这下面的一片惨景。战场外，抢救伤员，急忙转移，一片胜利的欢呼声。这时，机关已进驻博山，父亲用大胶轮车和缴获的几辆大木轮车，拉着战利品，在天黑的时候，也到了博山。在莱芜战役打扫战场时，父亲从一个国民党军管身上搜到一枚牛角盒印章，很感兴趣，没有上交，到了博山后，又找刻章的人，重新刻成了父亲自己的名字，从此，父亲一直留有这枚章，作为宝贵的纪念品。

    1947年的5月，正值小麦杨花季节，国民党部队重点进攻山东，由于父亲对莲花山地区较熟，上级又根据我父亲的特长，派我父亲去新埠县圣井区组织民兵埋地雷，阻击敌人。父亲接到任务后，情况非常紧急，当时机关在沂源，限两天赶到，连夜出发，当路过自己的家门口时，回家待了没有半小时，和母亲说：“情况紧急，不能多呆，其他什么事也顾不上了……”，母亲把一件衣服给父亲，父亲换上衣裳就上路了。一路上飞机不断的轰炸，弹坑可炸两米多深，机枪声不断，炮声不停。赶到圣井后，和圣井区取得联系，迅速组织了范庄、祥沟、卢家庄、朱胡衕峪、蒲漥、王家庄的民兵埋地雷。由于敌人就在圣井的山下，父亲又是孤军作战，趁夜，赶到蒲漥民兵队部，布置打击敌人，转移群众。区机关也已经转移了，转移时，各民兵点也都埋好了地雷，并在大门后面都挂上地雷，然后撤离。这时，部队仅有一个排的兵力，沿山路后撤。父亲深夜赶到朱胡衕峪，集合了30多个民兵，押后撤离。在组织民兵的过程中，去推一家的大门时，没有推开，后来民兵告诉父亲，说：“亏了你没推开大门，如果你推开了，恐怕你就没命了，因为在大门后面吊上了地雷……”。父亲回忆这段往事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真的是好险啊！”。通过一夜的组织，父亲带领30多个民兵转到莱城东南，打击敌人，连夜到了颜庄，在路上埋地雷，阻止敌人去新泰的路。

    25、调父亲去蒙山县武装部任副部长

    据父亲记载，1947年的10月份，领导派我父亲去蒙山县任武装部副部长。这时机关住在沂源，离蒙山县约200里路，接到指示后立即出发，途径蒙阴，由于敌人对沂蒙山区重点进攻和扫荡，一路凄凉，村中无人，田地荒芜，粮草难辨，无人秋收，群众大多转移过了黄河，未来得及转移的村干部被还乡团活埋、倒算、杀害 ，来不及过黄河的群众也逃离了家园。蒙山俊俏，土地宽阔，但阴气湿朝，使父亲得上了“疥疮”，当天夜间，父亲住在一个叫方城的山村。天还没亮，敌人就包围了村子，独立营的一个股长被敌人打死了，部队迅速转移，父亲也挨了数抢，但均被父亲已快速蹦跳到多块石头后面，才算躲挡过去，总算是脱了险。父亲回忆说：“其中有一颗子弹穿过了我肩上的衣服，我真是命大，当时真是拾了一条命……”。

    26、打集

    在父亲任蒙山县武装部副部长期间，也常常到集上打击敌人，有一天，到离敌人据点不远的一个集上，朱满区区长去赶集，武工队配合，刚去，就和敌人打上了，由于敌情不清，武工队迅速撤离。撤离以后，并未走远，摸清了敌情，下午3点钟，父亲的部队分三路向敌人发动进攻，敌人死数人，其余的狼狈逃窜。从那次以后，敌人再也不敢来赶集了。

    27、父亲南下支前的预备期

    紧跟着，1948年8月济南解放，这时，父亲在华东区人武部教导队学习，准备南下，学习的内容是“实事求是”，魏文伯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10月，华东局成立支前司令部，确定整个教导队全部南下支前。华支将我父亲和张传仁分配到滨海调来的一个民兵团，此时我父亲被陈毅司令委任为民运团团政委，张传仁任团长，副政委杨某，副团长孙某，参谋、干事都是原来民兵团的，父亲带领整个团，从益都出发，经沂水、临沂到枣庄。当走到枣庄北的一个村时，天空灰蒙蒙，时而低云飞，阵风过后，下起了大雪，半天过后，雪深达一尺深，后来雪又化了，背着百斤重，踏着泥泞走 ，到天黑时，几声闷雷，又由雨夹雪转成了下大雨，地上是泥，腿上也是泥，拔也难，脱也难，背包湿，棉衣透，坐不能坐，站不能站，同志们互相鼓励着，有的还说个笑话，有的就时不时的唱支歌，艰难的行走着，仅有60里路，却走了10多个小时，到枣庄时已经是半夜了，枣庄街上的水过膝，呼呼流淌，住下后，一夜未睡，生火烤衣服，次日休息，正是元旦，就这样在枣庄过的元旦。第三天，翻过一座山，到贾汪，从贾汪乘一辆大棚火车，一个小时到达徐州，在徐州过春节。春节后，在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毛主席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从山东抽调1500名干部南下，我父亲也正式接到命令，在徐州做准备，跟随大军南下。此时，华东局支前司令部又将我父亲分配到滨海民兵团，仍被陈毅司令委任为团政委，据说，这个由陈毅司令亲笔签发的委任状父亲一直保留着，作为一个珍贵的纪念品。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不时的便被炒家、拉去批斗，那张宝贵的委任状也就不知什么时候被红卫兵抄去了，至今不知道下落，实在太可惜了在徐州的近村休整了10多天，这时，由于是春节，我母亲与周围村的几个同命人，由组织上安排，怀着无限的希望去看望父亲，一是表示送行，祝父亲平安，尽到妻子的情意，希望能给父亲留有一丝牵挂；二是以后见面就难了，省得如果成为永别留下一生遗憾；三是虽然预测是不祥之兆，但作为付妇救会长的母亲还要故作镇静的去积极一回。母亲在徐州近村住了4天，起初父亲并未表示什么，只是忙碌中有些不安，由于马上要出发，父亲临行时，对母亲说：“这次南下，很难再回家了，我和你离婚吧！”。母亲问父亲：“你是开玩笑，还是真的花心了？孩子怎么办？老人怎么办？”。父亲说：“我是认真的”。母亲十分伤心，气哭了……。这可真像她们预料的那样：赴徐喜送郎南下，不料君提要离婚，顿时天昏地又暗，眼泪爆洒谁知恩，独自一人返还家，协老托幼渡光阴。在部队出发的前夕，母亲只好含泪返乡，临走时，母亲把在家纺纱赚的一点钱留给了父亲，让父亲好添补一下，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总是一片心意吧！为了安全，部队首长派了一名通信员把母亲送到泰山站，然后，母亲从泰山站步行回家。母亲独自一人走在路上，忍不住的辛酸泪，时不时的夺眶而出，寒风阵阵，冻于衣襟，心里想：“盼星星，盼月亮，苦命的人啊，怎么盼来了负心狼？是死？是活？……天哪！，为了孩子啊，再难，也得向前挪”。就这样，走走，停停，伴随着黄昏才回到了家。

    28、在父亲继续南下的日子里

    在父亲的记载中写道：1948年3月底，开始了南下行军，一路南下。途径淮阴、淮安、杨州、黄桥，沿运河顺大路，由西向东经过太州，到江堰，晚上，地方百姓夹道欢迎，并每人给一块生地瓜，又脆又甜，在姜堰住了几天，进行休整，这时已是4月份，就快要渡江了，时不时的听到枪声。就在这时，解放军进攻南京，清早，敌人的一艘兵舰被击中，沉在江中心，一夜之间南京就解放了。在解放南京时，也就是4月24日的早晨，父亲团的一名民兵，外出大便，被敌人的溜弹击中，牺牲了，父亲带领大家对烈士开了追悼会后，就在4月24日的以早，在江阴以西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乘大木船渡过长江。过了长江后，到了无锡，并在无锡住了一夜，随后途经苏州到光福鉦，在光福鉦住了20多天。在光福鉦住的时候，有一个排产生了动摇，在排长的带领下想逃回家，没走多远，有的人就向父亲报告了，父亲派兵追了回来，对于这次逃跑事件，没有做任何处理，也没有批评，回来了也就算了。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解放时，父亲住苏州南乡，按上级的指示，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崑山，接收被解放的敌人，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接收过来后，充实到父亲所领导的团里各个连队，使父亲的团达到了1400多人。到七月分，父亲领导全团继续南下，直到福建。此时的任务是随十兵团医院抬担架、看俘虏、崔粮草。这时正是雨季，大雨不停的下，稻田被淹没，一片汪洋，父亲全团冒雨步行到嘉兴，从嘉兴上火车，到上饶，在上饶下车后，步行到吉安，进入福建后，沿路翻过武夷山，到蒲城，一路全是大山、高山，山峰层叠，云雾环绕，下午四点开始上山。山区天气多变，真是几尺一层天，山下天气晴朗，爬到半山腰时，天就云层密布，凄凄沥沥的下起雨来了，爬过云层，昂首山顶烈日炎炎，头上一片蓝天，俯首脚下白云翻滚，一片云海。爬了一夜的山路，次日八点钟才翻到山下，继续沿山谷行进，晚上在一个小山庄住下。在山区，生活非常艰苦，没有菜吃，只能用粮调点豆粉丝改善生活，更没有面粉吃。山村的老鼠成群，有一天夜里，部队住到一个山村里，父亲把粮袋挂在墙上，睡梦中，老鼠就来咬粮袋，父亲就把粮袋用一条细绳吊在蚊帐杆子上，认为这样老鼠就上不去了，可是刚刚睡下，老鼠还是爬到粮袋上去了，于是，父亲又把粮袋放在蚊帐里，枕在头底下，结果还未睡着，就听到“扑通”一声，老鼠从蚊帐顶上跳下来了，老鼠总是围着你的粮袋转，搞的大家一宿也未睡好。有一天，路经一个山腰，看到山半腰的芦苇在动，父亲派人去查看，原来是一匹马从山上滚到了半山腰，马虽然是好东西，但有带不走，只能吃它的肉，于是一枪把它打死，将最好的马腿肉扛下山来，饱餐一顿，也算是改善了一下生活，有人说马肉是酸的，当时吃着一点也不酸。第四天到南米，从南米乘船到福州木排码头，夜间上船。由于人多，上船时，在指挥中，父亲在木排上跌倒，差一点跌入闽江，连茶缸也被跌扁了。上船后，顺水而下，很快就到达福州了。在福州，开始住城北，后来住城南，在福州住了三五天，因为已经是胜利了，生活也不那么紧张了，大家都到街上去玩玩，放松放松。父亲也不列外，也到街上去玩玩，父亲还用母亲在徐州送行时给他的钱买了块银壳怀表，还买了个钱夹，一直用着，也算是父亲的一点回忆吧！父亲记载中写道：钱是母亲纺纱赚的，是到徐州送父亲南下时给的。经大家提议，父亲领着部分手下人到福州温泉的澡堂内去洗澡，缓解一下疲劳，去去身上的层层灰尘，同时，还照了一些相片，作为纪念。父亲写道：所照的相片一直保留，1990年10月让市政拿去。在福州住了4天，很快，接到命令，继续南下，参加厦门战役。到厦门是乘摆渡船过海的，浪很大，船急上急下，很是害怕。在船上就已经听说，当时正在打鼓浪屿，鼓浪屿很难打，船靠不上，部队牺牲很大。到了厦门后，逛了几条街，这时情况紧急，金门告急，先头部队的船搁浅，回也回不来，上也上不去，后续部队又上不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团很快又调船回到了厦门。金门一仗未打好，过去的先头部队近万人，战斗到弹尽、粮绝、人亡……。后来总结经验与教训，指出：“归于轻敌，不适应海上作战”。在行军中，遇到了强台风，刮得人难以站住脚，难以前进，特别是炊事班，好几个人拿不住一口锅，夜间又下起了暴雨，沟满河平，黄澄澄的泥水湍流翻滚，趟着水，头都有些眼晕。行军十多天，到达厦门以西约20里的几个村庄，很快，厦门就解放了。父亲团的任务是崔粮草。

算起来，48年底的南下，从山东青州出发，至福州、厦门结束，历时九个月，行军5000里，乘火车不到300里，其艰苦劲儿无论你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冬天的厦门地区比较暖和，腊月天麦子就秀穗了，此时，战斗也算是结束了。

    战斗结束了，父亲的团又回到了福州，住到了一个小山村里。从厦门回福州是分多批走的，有的坐火车，有的坐汽车，每批人数也不一样多，最多的为一个排，部队组织的不严密。这时，虽然不打仗了，正面的敌人没了，但流匪不少，暗藏的敌人甚多，父亲的团参谋夜间乘汽车路过某地时，不防备，遭遇流匪扫射，被流匪打中了头部，牺牲了。胜利了，死在流匪的手里，实在是太可惜，大家都很难过，由于多处中弹，所以，团参谋身上所带的账目表也被打穿了多个洞，不能分辨。路过泉州时，再搭乘过路车，由于大家都不熟悉，人又多，慌乱拥挤当中，只有父亲一人爬上了车，就是连父亲的通讯员和警卫员也未能爬上车，车不停的开了，到了福清下车，父亲才知道一人到达，父亲第二天才乘车到福州，在福州下车时，正好碰上了父亲的通讯员，几天后，父亲团的部队才到齐。福建柴草多，有一天，父亲下令让大家拾柴，到某村吃午饭，一会就拾了一大垛，一顿午饭也没有用了，午饭后，紧接着就出发了。从福州乘船到南平，从南平开始步行，穿过一座山，到上饶，从上饶乘火车到上海。

    29、父亲留守上海

    到了上海以后后，十兵团政治部主任召开团干部开会，说：“本想把你们编入解放军，但现在全国已经解放了，战斗不打了，所以准备叫你们复原”。由于这时已临近春节，听后大家很高兴，此时，大部分战士也认为，仗打完了，胜利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也应该赶快回家，与家人团聚。因此，父亲认为这样可以回家过春节了。然而散会后，到华东局支前司令部报到时，父亲的老上级齐中华、张刚，对着我父亲说：“你和传仁留上海，其余的都回山东安排”。齐中华和张刚一直是父亲的老上级，调父亲从华支司令部到子弟民兵团也是他们叫父亲去的，所以，父亲完全听从老上级的分配。父亲当时认为，这种安排可能就是复员吧。于是，父亲和传仁就留在上海了，留守上海，父亲认为是好事，也是不怎么好的事。所谓好事，就是领导重用，还给一重任；所谓不怎么好的事，父亲的愿望就是保卫国家，胜利了就应该回家，这样一来，回家团聚的梦想就被打破了，什么时候回家呢？家里的事怎么办呢？。领导做了安排，不由大家分说，就由会计发了一个月分的津贴，就各自分手告别，回山东的就自由组织回山东了。后来，在一段时间内，回山东的与留上海的还保持着联系，但很少，以后，慢慢的就没有通信往来了。父亲几个人被留下后，传仁分配到招商局任科长，父亲分配到华东区公路局，章刚任华东区公路局局长，李学民任华东区公路局人事处长，父亲任华东区公路局局办留用人员学习班队长。分配任务后，父亲等几个人临时住在虹口区某路三层楼的宿舍里，当时天还有点冷，城里也很乱，夜里到楼上去看看，火光四起，到处是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声，称作是“二六大轰炸”，敌人的主要目标就是炸上海发电厂，我们的防空力量很薄弱，后来，没有几天，苏联就派防空部队来了，帮助我军防空，这才打的敌机不敢进入上海的上空。几天后，父亲就到留用人员学习班当队长了，地址在康定路XX号，从2月开始，到4月结束，父亲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和教育留下来的国民党、资本家人员，还有一名同志当副队长，那个副队长不知到为什么，在一天夜里竟自杀了，也没有人追查原因，不管怎么样，还是开了个追悼会，以烈士厚葬。父亲上任后，大家在一起吃了一次甲鱼，由于一直生活很艰苦，偶而吃到甲鱼，味道实在好吃，使人久久难以忘却。在父亲管理的留用人员学习班中，所谓的留用人员都是资本家或国民党军官，其工资都在百元以上，而革命的工作人员，执行的是供给制，每月只发35.5元，革命的工作人员心里感到不平衡，所以，有的同志就发牢骚说，“革命还不如反革命，革命一辈子，还不如反革命一下子”。这种说法，当时在全国各地都有，后来党中央对这些言论进行了批评和解说。大约三个来月，留用人员学习班就结业了，结业后，父亲又被分配到华东区公路局机关分总支任副书记，书记是李学民，主要任务是学习联共党史，后又调父亲去华东局财委组织科，书记是艾天白，科长是岳九令，主要任务是管建党工作。

    30、赶庙会

    1950年3月2日，静安寺有庙会，父亲和我后来的妈妈去赶庙会，买了一个旧皮箱，一双汽车皮底鞋，父亲后来与我的妈妈结婚时就穿的这双汽车皮底鞋，使用的就是这个旧皮箱，这个旧皮箱一直作为父亲的书箱，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给我用了，我在大学里一直盛衣服，还有父亲南下时用的蚊帐，也给我上大学了。父亲写这一段的用意是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是回忆与我后来的妈妈相识的过程吧。

    31、三查三整

    “三查三整”本来是1947年12月至1948年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的整风运动口号，“三查”指的是查阶级、查作风、查斗志，重点是解决依靠贫雇农的问题；“三整”指的是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重点在部队进行。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在过后的日子里，也提到了“三查三整”，且内容也不太一样，这可能是地方自行搞的一次运动。父亲写的“三查三整”，“三查”指的是查出身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三整”指的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从内容上看，不像是1947年12月至1948年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的整风运动，应该是50年以后的事，也有可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在这次“三查三整”中，父亲重点写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先前，由于父亲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也根据我家相同的邻居所定的出身情况，父亲一直说自己是贫农，无论填什么表，只要涉及到出身成分，父亲总是填贫农。到1960年我到上海上高中的时候，父亲才问我家庭出身的事，我和父亲说：“我们家是中农”，父亲说：“不对啊，应该是贫农啊？”，于是我把我家中农的来历讲给父亲听，我说：“土改的时候，我母亲用一布袋麦子，买了我二老爷2亩地，我家地多了，我母亲也不愿意再贫了，所以我家就成了中农了……”。从那以后，父亲也改成中农了。其实不改也行，过去就是贫农吗！过去也没有划成分吗！划成分是土改以后的事吗！况且，母亲买地是个后来的事，所以这个中农是买的，是母亲要的。1976年，父亲被解放以后，才回家又了解家庭成分之事，对此，我父亲也不理解，父亲写道：“可是我所知道的和我家一样的人家都定成了贫农啊！”。

    32、打老虎

    1951年“镇压反革命”。1953年“三反五反”。“三反”指的是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政府机关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指的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情报”。此时，父亲被调到某单位参加“打老虎”。“大老虎”的标准是贪污1000元。父亲刚去没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又被调回机关了，也就是调回军政委员会机关党委去了，调回去后，纪检处长冯某某和干事董某某叫父亲交代问题，父亲这才知道让父亲回来的原因。让父亲交代来，交代去，并且“分部门审”，“调过粉丝”，父亲又不知道要交代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要父亲交代什么，只是写了一些思想、工作作风方面的认识问题，一边不行，再写一遍……，最后不了了之。事后，有一天，父亲去看张传仁同志，张传仁这才告诉父亲，说：“听团参谋周某某说，全团千余人的津贴被孙副团长贪污，每人2元，就是2000多元，他嫁祸于你了……”。这次虽然没把父亲打成“老虎”，但留下了祸根，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还是说父亲贪污2000元，这说明，在人事档案中这些诬告材料仍然存在。

    33、父亲的离婚

    南下干部留上海以后，领导指示不准带家属进城，显然，夫妻生活便成了问题。留下的领导纷纷都离婚了……。我父亲是个分配到华东局工作的小“官”，离婚再寻婚配的事，不敢超前，当然，这时候还有点思念我母亲和家里的老小，认为在良心上还是有点受社会的谴责。此时的机关干部已经有不少的与家里的原妻离了婚，在外面另外结了婚，离婚再婚在当时成了一种时尚。起初父亲虽然看不惯，听父亲的办公室主任说，开始父亲并不同意与我母亲离婚，有的人给父亲介绍对象，还遭到父亲的反对。可父亲也是个普通人啊，哪能经得住这种甜蜜的劲风常吹呢？。这种强劲的风不久也吹倒了我的父亲。1950年的春天，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后来的妈妈，并一起到静安寺赶庙会，在会上，买了一个皮箱和一双汽车底皮鞋，但此时，仍然为下定离婚的决心。离婚风不断的吹，我父亲也不得不顺风而行。记得1950年初夏的一天，父亲也给了我母亲来了一封信，不知道父亲是采用的什么办法，信上盖着卢湾区法院的公章，信是寄到村里的，内容是与我母亲离婚。当时，村办公室与小学在一起，所以，我朦朦胧胧的知道了我父亲也与我母亲离婚的事，我害怕母亲一听到这个信就难过、伤心，所以，我就在民兵向家里送信以前，提前下课回了家。回家后，我老是跟在母亲的身后，母亲到那里，我就跟到那里，母亲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生怕母亲突然听到离婚信后生气、想不开或产生其他……。傍黑天的时候，由民兵连长等人打着锣、敲着鼓，沿街宣传，当民兵们走到我的家门口时，说：“某某人离婚了……”，不管你听到还是没听到，也不管你听懂还是没听懂，这就是把信送到了……。由于我母亲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副妇女主任，做军鞋、抗战支前曾被评为模范，1950年的正月初一村里还刚刚在我家大门上挂过光荣灯，所以，到我们家大门口时，只是在大门口轻轻地叫了几句：“某某来信离婚了”，也没有像以往离婚的那样“扫地出门”的向外撵，这就祘给我母亲留面子了。由于当时我就在母亲身边，我发现母亲咬着牙偷偷的流下了泪，生怕我看见。我安慰母亲说：“你放心，我会听话的，我们会好过的”，母亲没有理我。可能是我母亲提前有预料的缘故，也可能是怕我伤心，母亲难过一会就镇静了。我暗暗地佩服母亲的坚强和自治力。 

    对于父亲的离婚我有些不理解，怎么连面也不见，单方一封信就能离婚呢？我长大了以后，曾经问过父亲，父亲说：“那时候实行的是供给制，没有工资，不准带家属，本想给你母亲一封信，你母亲接到信后就能来的，如果来了，也许就不向回撵了”。对于父亲的解答，我说：“那你不该用公信，也不该寄到村里，更不该盖公章啊？先用封个人信件不行吗？”。当然，母亲咽不下这口气去，接到父亲离婚的离婚通知后，我母亲也已经粜了粮食，凑足了钱，确实准备要去的，想向父亲讨个说法，也问个明白，是否只有离婚这条路，是否还有别的路可走？难道只有离婚这一条路吗？孩子怎么办？。但我老娘一直哭，哭她的命苦，我母亲感到我外老爷死的早，我老娘又没有人照顾，母亲还要照顾我老娘呢，不照顾老娘怎么能行呢？所以，也只好认命了，于是就不去找我父亲了，也就默认了父亲的离婚。所以，我父亲在1950年农历8月15日，在没有任何阻力和干扰的情况下，与我后来的妈妈在西康路华东区公路局机关宿舍，借着过“八月十五”分的糖果和酒，穿着日常穿的旧中山装，两人的被子一并，用的还是1950年春父亲与我后来的妈妈一起到静安寺赶庙会时买的那个皮箱和那双汽车底皮鞋，也就算结婚了，证婚人是陈恨，婚后，领导将我后来的妈妈调到华东区公路局收发室工作。

    34、父亲任卢湾区法院院长

    34-1、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斗争

从档案上查知，父亲是从1954年至1959年期间任卢湾区法院院长的，统购统销时我和姐姐去时，也是卢湾区法院院长，所以，父亲任卢湾区法院院长应该是真实的。但为什么父亲的回忆中偏偏缺了这一段呢？在这个期间经过了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斗争。

估计在卢湾区法院工作期间，由于是刚解放，父亲又是刚接触这一工作，各个阶层的斗争十分复杂，对上海的语言也听不懂，所以，工作十分艰难。我到上海时，父亲说，由于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感到工作难以应付。后来，又要进行“肃反、三反五反”，紧接着又是“反右斗争”，父亲对上面的政策和要求有些跟不上，用朴素的阶级感情、正直的语言、事实的生活已经难以跟上形势，所以，被批评为“右倾”。这个“右倾”我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父亲被打倒后才知道的。“右倾”还不是“右派”，但离“右派”已经不远了。这可能就是父亲回避这一段历史的原因吧！？，这可能就是后来又调我父亲到青浦县白鹤公社当书记的原因之一吧！？。

    34-2、父亲被诬陷

    在父亲的提纲中，还有“父亲被诬陷”、“拒绝学习”、“拒不办案”、“争当包公”的记录，这些内容应该是在卢湾区法院工作期间的事。但具体是什么事，父亲没有写。

还有大炼钢铁、北京之行，究竟为什么值得父亲想写又不能写，不知道。

    34-3、父亲离婚后还是挂着我和姐姐

    父亲离婚后，虽然不再与家里来往，但也偶然给家里写信，表示一下父亲对孩子的关怀，信的内容一般是问我：“你娘还打你吗……，你现在的情况还好吗？”。显然，父亲并没有忘记了自己的儿女，自然也没有忘了我的母亲。母亲让我回信时，总是让我写上：“你不打孩子，但你也不管孩子”，本来在回信的时候，母亲还想让我再写些什么，但母亲又不愿意把自己的恩怨带给我，所以，嘴哆嗦了几下，就说：“其他的你随便写吧！”。

    34-4、父亲到无锡接我和姐姐

    我和姐姐起去上海找我父亲，只是因为没啥吃，去讨个活命。那是在１９５３年冬至１９５４年春，搞“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就是粮、油、猪由政府“统购统销”。“统购统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让大家把多余的粮食都卖给国家。什么是多余的粮食？，谁也没有界定，只是让大家报数。因我家地多，庄稼收成又好，所以粮食多大家也都知道。“统购统销”时，每天晚上都要在我二老爷家里开会，先让自己报数。开始我母亲先报了100斤，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多的了，结果人家说：“你还有”，母亲再报了50斤，结果人家还是说：“你还有……”，一直到全部卖光，导致家中生活十分困难，已经没有粮食吃。其他人家是否也卖的没有粮食吃了，这我不知道，但春天时，不少人家都是主要扒树皮吃，我们家土场里的那棵榆树皮全部被扒光了。为了活命，母亲说：“去找你父亲吧，你父亲会让你们活命的”。于是，我和我姐姐拿着卖粮食的钱去上海找我父亲，但带的钱只能坐火车到无锡，在朋友的带领下把我们送到了无锡军人招待所，在无锡军人招待所的生活很好，特别是吃肉和笋、大米，真是太好吃了，同时，也使我第一次看到了剩下的馒头、米饭、肉菜大量的倒入污水缸内的生活，我第一次看到了外边的生活与家人生活的反差，那个心情真不知道是啥味道，既羡慕和向往，又有点为穷人抱不平，自然也引起了我走出来的一丝念头。我们在无锡军人招待所住了3天，父亲夜间去接我和姐姐，带我们连夜回到了上海。这是我第一次认识父亲，或者是第一次有意识的认识父亲，父亲很少说话，上车后，我就大睡了，大约快天亮的时候，才到了上海……。

    父亲带我们到了上海后，住在一个离卢湾区法院不远的地方。这时，我父亲工作很忙碌，很少和我们接触。记得这个时候家里除了父亲、妈妈以外，还有老娘、小姨、新海小妹，新海小妹已经三岁。能照顾我和姐姐的主要是老娘。我一般白天就到法院的院子里去玩，记得在法院的院子里有一颗大桑树，树上结了许多椹子，我爬到树上摘椹子吃，引来了许多上海小朋友来要椹子吃，小朋友多了，我更显示我的能耐，还专门爬到最高处去择椹子，惹得树下的小朋友直喊着要椹子吃。此时，我感到城市里的小孩连爬树都不会，实在是太笨了。街上的花红柳绿也很好看，但我门都不去。为了让我和姐姐开开眼界，父亲还偶尔领我们去看庙会，庙里神张牙舞爪，我还感到害怕……，也偶尔领我们去看电影……。只不过我那时很不懂事，就知道傻玩……，没有珍惜父亲的心意。我们在上海住了４０天，麥收前，我们就回了家。

    35、调父亲到青浦县白鹤公社任书记

    35-1、父亲同意我到上海上高中

不管是什么原因，可能在反右斗争后期，父亲就成了青浦县白鹤公社任书记了，当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还是上学。对于我的上学，每在一个关键时刻，父亲总是来信劝我不要再上了。但那时候花钱并不多，我母亲还能供得起。后来我考上高中了，花钱就多了，母亲想让我上学，但又供不起，所以就劝我到上海上高中，父亲也很同意，当然在上海的妈妈也是支持的，父亲也好，妈妈也好，都是想把我领出去培养成人……。一个农村的孩子，没见过多少世面，走出农村这块天地，看到啥也新鲜，很多事物是第一次接触，也不懂，也不会。去上海时，记得是有一辆摩托车到家里来接我去泰安坐的火车，那个摩托车是谁派来的、是不是父亲的安排、怎么来的，我都不知道，即便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样的车，只是有点奇怪和自豪感吧。奇怪的是怎么还有那样的车呢？（样子像是现在的摩托车），自豪的是怎么还有车来接我呢？。到了泰安火车站，看到火车喷气笛，一声尖叫，蒸汽喷上天，与云相触及，也感到很奇怪；车站上的那些小姑娘提着茶壶喊着：“喝茶不，喝茶我先茶”，我也感到很新鲜。我乘火车到上海后，又坐汽车到安亭，到了安亭后还要坐船去白鹤港。到了安亭后，在安亭的一个电话亭里我给父亲打电话，在电话里怎么也听不见父亲的声音，我就使劲的喊，让父亲大一点声说，引起了周围的小孩大笑，笑的仰头哈腰，简直把我笑蒙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我看了一下电话筒，把电话筒倒过来，父亲说话我就听见了，我这才知道我把电话筒拿反了，难怪让他们笑呢！。这是我在上海出的第一个笑话。到了白鹤港我父亲的住处，是住在一个二层小楼上，第二天我就去理发，理发员问我理某某样的吧，我就：“哼”，连着问，我就连着“哼”，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听懂，结果理发员给我理了个“大油头”，虽然是从镜子里能看到给我理的样子，但我也不好意思反对。我回到家里，家里的人都看呆了，但谁都不说话，此时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想：“怎么理了这样一个头啊？为什么这孩子变化这么大、这么快啊？”。我什么也没说，到了厨房，倒上了一盆热水，把头发洗开了。这是我在上海出的第二个笑话。我到厕所解手，一拉水箱上的绳子，水“哗”的一声冲满了茅坑，眼看水就要溢出来了，把我吓坏了，我赶快跑到屋里叫老娘，说：“发水了，发水了”。老娘笑到说：“那是冲厕所，冲一会水就没了，没事的”。我再回去看时，结果水真的已没有了。这是我出的第三个笑话。这些笑话又使我认识到农村的孩子真傻……。在上海上高中的时侯，父亲怕我不熟，又听不懂话，便派了两个同学给我当翻译，一个男的，叫祥伟，吃饭、上课、回家都陪着我；还有一个是女的，叫海英，据说是父亲办公室主任的女儿，海英很热情，还和我借书看，好像是一本叫“金陵春梦”的书吧，现在回忆起来还很感激她。在上海，老师上课老是讲上海话，我真是听不懂，于是，我就给老师提意见：“老师，你为什么不讲普通话啊？”，老师说：“阿啦讲不来的”。虽然父亲很忙，但也有时抽点空领我去玩，增加以下感情。有一次，父亲领我去看“陈毅访印尼”的电影，在影幕上我看到陈毅带着年轻的夫人出国，我很是看不惯，我随口就说：“带着个小老婆出国，真难看”。父亲说：“你别当右派，你要当了右派我就不管你了”。我没有回答父亲的话，但回到家里，左思右想，怎么这样一句话就能当右派呢？有点不理解，于是我写了一篇关于什么是右派论述的日记。由于在上海我听不懂课，学习成绩下降，对我打击不小，所以我在上海一共只戴了40天，我就回老家了。走的时候，没有告诉父亲，没有任何手续，我自己偷着跑回了老家。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我经常看到父亲戴着大草帽，挽着裤腿脚，挑着大粪桶，和社员一起在稻田里浇稻子，即便是开一会会议，散了会也要去挑大粪，莫非这就是做官？我心里产生了好多疑虑和不解，心里想，我父亲这不是和老百姓一样吗？与其是种地，还不如在家里种地呢！即便是在家里种地也用不着自己挑大粪啊！还敢不上农村的生产队长呢！。当然，对父亲的这种表现，我也感到心痛。

    我回老家后，高中是又上了，但后来父亲一直不寄钱供给我上高中。当然，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也知道，父亲也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和班主任说，要不就不上了吧，在家种地有什么不好。但班主任不同意我的意见。为了让我上完高中，我的班主任家芳老师用学校的名义给我父亲写了信，内容是要求我父亲必须供给我上完高中。据说，信写的口气很硬，如果我父亲不供给我上学，就通过组织扣父亲的工资。当然，这封信可能会有作用。记得有一天，管团委的忠德老师拿着我父亲的来信告诉我，说：“你父亲答应每月给你15元钱供你上学了……”。我说：“二个月15元就不错了”。结果，在后来的日子里，也就是二个月15元吧，但我省吃俭用，还是顺利的读完了高中。

    35-2、父亲与我说心里话

    在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68年的春节，过完了春节后，我就去上海看望上海的父母，在白鹤住了一个星期。因为是农闲，父亲好像有点功夫，总是与我拉家常，问我一些老家的事，东家的事、西家的事都愿意听，庄里的变化也愿意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才解释了与我母亲离婚时的心情，伤心地对我说：“今后不再提了……”，我答应父亲，今后不再说了。在提到为什么不支持我上学时，父亲解释说：“你娘在家没人照顾，又没有人在家里干活，你不在家照顾你娘谁照顾啊？，就是想让你在家照顾你娘啊！”。听了父亲的话，我告诉父亲说：“我不怪你，你也是一种对孩子的培养方法，培养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你在家不是种过谷子吗？要想谷子好，就要考好苗，你也是一种考苗啊！，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曲折，你说不让我上学，我能不听吗？母亲能和你唱反调吗？实践证明，通过你的考苗，我才成了大学生吗！这不就是效果吗！”。在上海的这几天，父亲已经把我当大人看，吃饭的时候，就和我喝几盅酒；白天有空还和我下下象棋……。

    35-3、父亲未写完的事---支援农村

    提纲是：大盈案、钱家台、杏花村、夜查牛棚、深夜暴雨、三同、棉花试验田、一只鸭、周啊周的风波、先进饲养场、一顿酒席、下楼。从这些提纲上看，父亲主要想写在农村深入基层的事……。

 

    36、一场大灾难

    提纲是：同济大学工作队、思南路党校、生活区的深夜、“反捕”“钓鱼”、陷害、十二月的牛棚、逼供、毛主席语录、春节、“解放”、工业学大庆、嘉定车站晕觉。这些提纲父亲是想写文化大革命的事。估计父亲也不愿意再揭弄这些说也说不明、道也道不清的事，所以没有写下去，就留着让后人去琢磨吧！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