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南下后缩影”一书，是描写在一个村庄中参加大军南下的老一代革命干部的老后代（即与原妻生的后代），在老革命一代的正面、反面、被面的历史影响下，在老一代亲人的抚育呵护下，迎着风浪、沿着崎岖、拨云驱雾、跨过阴沟的成长史。历经70多年，一路坎坷，一遛风云，一串泡泡，他们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建立了幸福的家，取得了辉煌的一生。就自我感觉而言，是值得骄傲的，也是值得自豪的。
这是一篇真实的故事，她代表了南下后这老一代人的经历，至少是我们村这几个南下老后代的经历。主要写一个村几个南下老后代的童年磨难成长章节。按时间顺序写，也偶尔为了写明一件事进行了必要的穿插，或者是前置与后移。通过经历的各种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不同的认识，从而看出这一代人的性格，为人处事的特点，以及不屈不挠求生存的精神。也涉及到这一代人的人生观、处理不同问题的各种观点和方法，是通过实践而得出来的一些看法，按照这些人生观走下来，还是可以有质量的生存的，力争写的有依据、有教益、有提示。
整篇文章没有对准谁，也不想对准谁，也不怨天，也不尤地，只谈事说理，不谈人。即便是既谈事也谈人，也做了一些包装，采用了“人名模拟、地名不述、单位模糊、事程真实、说理认真”的写作方法，当然实在变通不了的，也只好用真实名或事了。所以，这只是对过去的事进行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模拟回顾，即便是有些评价语，也只是为了对后人能有些启发和收益。
“文章”得到了这个村几个同命人的认真回顾和修改，使其更加真实，也使我增加了撰写这篇文章的勇气；“文章”得到了知心同学和朋友的修改，使我倾听了一些旁观读者的看法和意见，我也进行了采纳和修改；“文章”也让还在世的南下老人看过，有的南下老人看过后说：“怎么像是写的我呢？”，有的南下老人看了后只是表示叹息：“嗳！……”。所以说，如果“文章”是有用的，那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成果，功劳属于大家。
特别提及的是，文章得到了仲谋叔认真的、全面的修改，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经反复评价，仲谋叔认为：“书中的主人经历曲折、丰富，极富传奇色彩，在我们同代人中极具代表性。此书从一个局部真实的反映了这一代人的历史，涉及面极广，内容极其丰富。书中所讲述的经济、政治思想、科研、改革创新、市场开发谋略运营、企业运作、工作方法、处事方法、人际关系处理、……等等方面 ，都很有现实意义，对后人是很好的教育和启示。书中主人不畏艰憸、奋发向上、永不停留、锐意进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对后人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作为历史，就不能光写正面的东西，也要写反面的东西，况且正面和反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群，也有不同的理解，反面的东西也不一定不存在真理，正面的东西也不见得不存在谬误，只有多方面、历史性的分析，才能全面吸取历史的教训，免得重犯历史错误，本着这种精神，作者分析了不同的人层和叠事。本书全面反思我们的过去，让人们从正反两面受到启发教育，使我们的后来变的更好，这就是本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仲谋叔还认为：“本书事实确凿，是这一代人历史的真实素材；本书逻辑严密，论证说理清晰，极富哲理，发人深省，很有教育意义；本书成功地将几个同代人的情况创造性地穿插于本书中，融为一体，大大的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性，同时对每一个事件作了深入精辟地分析评价，很有说服力。从成书过程可以感到作者作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是很有价值的劳动成果”。对仲谋叔给予的评价和精神上的支持，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文章写出来了，就是把事放下了，也是把过去搁置了，从今再不回顾，可以休息了，使自己轻松地度过最后。
作者：点灏
前 言
人到老的时候，时不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回忆往事，于是一生的是、非、功、过、成、败、得、失、酸、甜、苦、辣往往涌上心头，搞的人心神不定，有时候还让人烦躁。想通过劳其筋骨、满其脑海，靠疲劳压倒它吧，可总是有闲着的时候…….；想通过尽情的玩忘却它吧，可玩过以后一旦想起来就更难受………；想把它写出来吧，又觉得终究是小人物没有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不值得一提，更不值得留给后人。但又觉得不留下点痕迹实在是白活了这几十年，一个蜗牛出来爬一会还要留下一道白“杠杠”，何况是人呢！。
当然，也有另一种观点，人的一生就像在爬山，向前看，山再高，再崎岖，脚底下也是步步平坦；向后看，远则是空荡荡的、近则是层层惊险，让人头晕目眩。对于一生的是、非、功、过，人老一切皆空，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过去的历史，有些事当时是对的，可随着时间的流失，却又成了错的。所以，有的人淡看人生，不愿意回忆过去，总是想忘记过去。其实，这也是忘不了过去的一种表现，是一种潜意识的回忆过去。这种潜意识的回忆随时都会表现，因为每个人的历史都会写在脸上，当你和你的知己朋友走在大街小巷上，看到来来往往的人，只要你是认识的，马上就想到，啊！某某人怎样怎样，如果是还有些过节，还会骂一阵，真是个坏东西，当然，如果认为是好人，也会议论这个人真不错，这些都是零散的潜意识回忆，我不知道别人如何，但这种现象我是经常碰到。常言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在工作期间，人以群分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不同的人群还互相渗透着，百姓人看见官人尽量寒暄几句，甚至于还要点头哈腰，叫做尊敬上级，当然也有怕得罪的成分；官人遇到百姓人也尽量打招呼，叫做联系群众，当然，其他用意也是少不了的。退了休以后，谁也管不着谁了，人以群分的界限就十分明显了，百姓人看见退休的官人一般就不说话了，官人遇到百姓人，特别是被他整过的百姓人，想和人家说话，人家也不理睬，一个人做一辈子官，退了休以后，百姓人都不愿意和他说话，这也是官人的一种悲哀。当然，官人的经历与百姓人的经历差别极大，甚至没有共同语言，也没啥说，说也观点不一样，还不如不说。
但不管怎么说，人人都有个一生，这是不可磨灭的。一生都是一条走过的路，是一个人追求生存之路的不可逆的探索。是一条路就有山川、平原和湖泊；是一条路就有曲折、分岔和方向；是一条路就有阴霾、云雾、风雨、沙尘和蓝天。人生这条路的环节有的是可以选择的，有的是不可以选择的，而大多是不可以选择的，比如，你的父母是不可以选择的；你的父母给你创造的条件是不可以选择的；你所生的时代背景是不可以选择的；你所处的历史洪流是不可以选择的……。有时候，一个外来的、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可以转变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不大不小的人为的漩涡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存轨迹。有的人说：人这一辈子，就是在他人的捉弄下生存的；也有的人说：人这一辈子是在他人的闲言碎语中度过的……。仔细的考虑，对于一个底层人来说，并不无道理。当然，也有捉弄人的人，也有专门议论他人的人，这正是常听说的“哪个人前不说人啊！”。这些，作为一个人，是没法改变和选择的，所能选择的就是穿正鞋、擦亮眼、拨迷雾、走好路，遇事要把握好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也正是因为如此，有的人说：“人生就像浪花，让潮汐摔倒礁石上，粉身碎骨中求得一点落脚的地方，同时给人以快感或笑料”；还有的人说：“有竞争力的人，就像老是处在浪尖上，不管那个方向吹来的风，总是将浪尖打碎，泛着白花卷入谷底，浪尖为到达峰顶而笑，又因挨了风打卷入谷底而沉默”，这可能就是常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吧；也有的人说：“人生就像河里的石子，随着河水的不断流淌，在河床上翻滚着，磨的圆圆的，没有一点棱角，以祈求一点安全空间”；还有的人说：“人生就像便盆，不管大人、小孩、男女，都可以随便坐坐，随便刺刺，便盆也总是忍气吞声，不管香臭，统统都得咽下，祈求对人有所作为”。也正因为如此，有的人才说：“人要夹着尾巴做人”，或者说：“认真做事，低调做人”。也可能这些说法表现在不同的人身上，也可能这些说法表现在一个人的不同的阶段，还有可能表现在同一个人、同一个时期，而不同的背景下。对于此，有的人学会了“刺猬”的本能，遇敌就将全身的刺竖起来，保卫好自己；也有的人学会了“苍子”的本能，一旦遭到侵犯，或者是看到了来犯者的着落点，就粘上，直到落地发芽为止；当然，还有更多的对策……。也有的人一生为自己所向往的真理而奋斗，或是成功，或是失败。毛主席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但这话要有个前提，就是这掌握真理的少数人，一定要取得最后的胜利，或成了执政阶层，才能被公认为真理，也才能有人敢于写成真理，这就是说“弱者无真理，有理也难言”。人生这条路，没有相同的，只有近似的，这就是俗话说的“一人一条路”，有人用“命运”来表示，其中的“命”就是不可选择的环节，而“运”则是自己的性格运作。
一生都是一篇文章，它记载了在一个范围内、在一个历史时期的背景下、在特定的环境中、在特定的人身上及其相关人群中所发生的难以忘却的故事。是一篇文章就有酸、甜、苦、辣；是探索就有成功和失败。富人、有权的人苦处不一定少；穷人、无权的人也有享不尽的福。就是做一个普通农民不是还有个“无忧无虑田家乐呵”吗！人生这篇文章，大人物有，小人物也有；有权的人有，无权的人也有；富人有，穷人也有；犯罪的、要饭的、加入黑社会的写出来的人生文章不一定不生动。所区别的是：有人能写，有人不能写；有的事能写，有的事不能写；有的人愿意写，有的人不愿意写；有的人敢写，有的人不敢写；有的人即便是写了，也要下去几代才能公布于世；有的不写需要后人去考古。按照历史规律，除国家领导人因为是历史的一部分非写不可以外，一般成功的领导不愿意写，即便是写也难以公开，特别涉及到党内斗争，或者是人事斗争，或者是不法所得，或者是违法行为，或者是违反公德的阴谋诡计，或者是别有用心、不择手段所做的违背天理良心的事，须下去几代才能有人透露，也或者是永远不能透露。而愿意直接撰写的大多都是受过磨难的人，或者是被历史的洪流淘汰的人。
我该怎么办呢？我们这类人又属于那种人呢？徘徊了几年，我也没弄清楚我们这类人该归哪一类人，只是终于大胆地、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精神提起了笔。就写写一些老革命的孩子、又经过南下干部离婚潮冲击、还受到走资派被打倒的影响的70多年坎坷风雨探索之路吧。现在有的人用“某某年代后”表示一部分人的出生年代，那么，我们这一代就算是“南下后”吧，更具体的说是“南下年代后的一代”。
算是经历总结？还是算是留给子孙的遗产？还是算是留给后人耻笑的材料？还是……….，随它去吧，就算留给后人去评说也要有依据啊……！但就我的本意而言，是想从这一代人走过的路中寻找出一些光明，避开崎岖。幸好，书中的这一代人，有的上过大学，而且在大学里还担任班干部；在部队上任过班长；在观天予地站任过党支部书记；在“L”市技术发展中心任过经理，闯过业；在“L”市技管委也混了个一官半职，同时分管过多种工作；干过企业、做过农民、从事过事业和行政；当过兵，干过工；做过经营，干过买卖；上过当，受过骗；不仅接触过多种不同性质的群体，还与黑社会群体照过面，有机会做了多种尝试，了解了多种群体的心理，总算还有一些经历。当然，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经历。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经历，只能写在劳动（脑力和体力劳动）中的一些是是非非、点点滴滴、唧唧喳喳、坎坎坷坷，至于是成功还是失败、是经验还是教训、是启发还是耻辱、是痛苦还是幸福，就由后人去琢麽去吧。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有的大学毕业直接当了兵；也有的从中学时期就当了兵；也有的师范毕业做了教师；也有的在家务农。从而使文章增加了不少鲜明的色彩。
对一个人或一个事物的看法，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看法是不一样的，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里称作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无论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像我母亲说的那样：“没想到我们能活下来了……”，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这一代人这已经是天大的成功了。
从家庭的生活和生存角度来讲，总起来说，我（书中主人翁）的日子就是辛劳无闲的一生，混了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日子，（在这里也包括人情债），应该说是一个真诚坦白的日子，是一个纯净无暇的日子，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日子，是一个无愧于他人的日子，是一个无愧于社会的日子，是一个从不向党伸手的日子，是一个从不忘记为他人和社会做好事的日子，在我们这一类人或是这一代人中还算是跟得上大流。
从个人升官发财的角度来讲，我是不成功的一生，但不能用失败来表示，因为我选择的人生之路就是拼命的劳动，通过纯正的劳动为社会做出贡献，为家庭维持生计，为此而失去了许多升官的机会。至于到老的时候还取得了一官半职，这也不是我争着去要的结果，更不是买的，而是一种水到渠成，而且我也从来没把自己当做官看。但升官发财是当今最时髦的一种观点，从这个观点来讲，那我又是“傻儿巴叽”的一生，是“窝窝囊囊”的一生，是“被人捉弄”的一生。
从我所做的事业角度上来讲，我又不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无论走到哪里，做什么事业，还没有碰到过失败。对事业从不挑剔，党分配什么就干什么，党叫到哪里，就决不回头、不提任何条件的到哪里，而且在我的事业之路上，虽没有掀起什么大浪，但也留下了一串咕嘟和泡泡。
从我严格要求做人的角度来讲，又是一个“不合群”的一生，让人敬而远之的一生，能得到的知己朋友甚少，知己领导就更少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水至清，则无鱼吧”。也有的同感人用这样的话说：“相聚朋友四海，知己能有几何？”，还有的同感人这样说：“酒逢千杯知己少”。
从人的道德品质的角度来讲，我又是一个力图脱离低级趣味的一生，这一点到是大大的落后于改革开放涌动的某种“潮头急流”。
第一章
卢沟炮声击天窟，乱世烽火降人间
1、我们这一代人出生的时代背景。
据我母亲说，生我的前一天晚上她做了个梦，梦见牛郎用框子挑着孩子去会织女，过天河时，突然山洪爆发，洪水分为两股，由北向南，汇合后又转为由东向西流，在两股洪流汇合处的夹持地带，把牛郎冲到，孩子也就在这个地带搁浅了，这个地带就叫“乔游和沟”，这就是我的村，于是就生下了我。我母亲托四老奶奶解梦，四老奶奶说：“牛郎是勤劳的老实人，织女是为穷人好的仙人，这孩子是会给你（指母亲）带来希望的。山洪暴发表示目前的年代是一种难以抗拒的灾难，这孩子要经受很多磨难，但能活下来，你会有福的”。
卢沟桥一声炮响，天漏了，地蹦了，世界动了，中国乱了……，灾难撒向人间，这就是这一代人出生的前期。这一代人出生正逢抗日战争刚开始，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有志士的热血男儿奋起抗日救国。爱国的公民面对屠刀而不屈。是战，是降，是跑，各有选择。此时我的父亲为完小毕业生，也算是时代的进步青年，在本村有志热血中学生的带领和指引下，积极的参加战备军训、雅鹿山挖战壕、站岗放哨、农村自卫队、游击小组等抗日进步活动，所以，我父亲经常不在家。这时，家里很穷，爷爷和奶奶希望有个安静的家，所以，给我大爷起了个名，叫“老实子”，意思是希望能老老实实的过日子，祈求世界别乱；家里穷就受人欺，所以，就给我父亲起了个名，叫“欺子”，也或许是叫“起子”，让我父亲别忘了受人欺的滋味，争取做个不受欺负的人，要起来、起来……。
我父亲的积极进步，还被村民选为闾长（当时，一闾为25户，闾长就是25户的联络人）。因此，在1938年我父亲就由我村东门上的一个大老爷（现在在中纪委，已离休，据说，是目前我村最大的官），介绍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国团。在1939年6月又由住在我家北邻的一个大老爷（解放后在省农委工作），介绍我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同时，我村的进步青年也纷纷参加革命，各种势力风起云涌。我就于1939年9月14日降生在这样的一个年代、这样的一个村、这样的一个家庭里。
2、母亲背上的我。
1940年冬天，我才1生日，日本鬼子就占领了“L”县城，迅速的在我村南部的约十里地的鲁十村和东部的约五里地的方五村均设立了据点，鬼子三天两头进村扫荡，烧杀掳掠，如果哪个村摊上，就是挨门差户的遭殃。据我父亲的回忆记载，在我们庄东南一沟之隔的小南村，就糟了一次大灾难。有一天夜里，我父亲正在睡觉，突然被奶奶叫醒，说：“鬼子来了……”，于是就不敢睡了。第二天才知道，鬼子进了与我村只有一沟之隔的小南庄村，村里的男壮年被绑票，女的被奸淫，不服从的、稍作反抗的就被杀害，不少家庭为了赎绑票而倾家荡产。我们村因有围子墙，（据说，这个围子墙是以万春大老爷家为主由乔家组织为保卫全村的老百姓而建立的），并有防备，当时鬼子没有进我村。但从那以后的一个多月内，我们村的人也吓得夜不敢入睡，特别是年轻人和孩子，每到天黑，就到野外躲避，害怕鬼子夜间偷袭。白天，当看到没有鬼子来，这才进村。在那战乱的年代，由于敌人的方五据点离我村很近，每到傍黑天，武工队就从我们村路过，夜间去进攻或是骚扰敌人的据点，不让敌人安宁，当天快亮的时候，武工队就撤的无影无踪了。白天，敌人就出来扫荡、报复，老少爷们、青年男女都要“逃反”，这叫做“拉锯战”。当时的日本鬼子是十分凶狠和残暴的，如果跑不掉，特别是家里有抗日的家属，让鬼子逮住就没命了，如我村东门上的一个大老爷的父亲，就是让日本鬼子逮住活埋的，当埋到腰部时，还是一个在场的沉庄的汉奸突然良心发现，在鬼子面前说了好话，才又扒出来，扒出来后，由于受伤过重，又没有治疗条件，一个月后就死去了，死时才46岁。我母亲深知自己也是抗日家属，逃难是不能落后的，所以，在敌人进庄扫荡的时候，我母亲就用布包背着小的、领着大的，还要拿着吃的或喝的，跟着村里的乡亲们一起“逃反”，有时候东四里村老娘家的表哥、沟投村舅老爷家的表哥也来帮忙，如果来不及逃跑，我母亲就领着孩子去沉庄洋教堂，洋教堂是德国鬼子办的，只要跑到洋教堂内跪下听念经，敌人就不敢进去，洋教堂的神父也不向外撵，这在当时来说，还是起了一定的保护伞的作用。但乔游和沟的人不信教，据说，沉庄村信教的人，在临死的时候，要送入洋教堂内，由神父进行“抠心、挖眼、敲屄梆”，当然，这种说法也可能是骂他们，但也不排除是真的，谁也没考察过。由于我村不信教，所以我村与沉庄村不和睦，经常称沉庄村的人是“洋猴子”。洋教堂的神父，到解放后才撤走，撤走的时候，是穿着黑旗袍、骑着小毛驴走的。走的时候，我也跟着大人去观看。
3、失去父爱的我。
据我父亲说，1940年3月，我才6个月，森元四老老爷通知我父亲去抗大学习，地点在西北三十里王庄镇的虎口崖，是四支队政治部驻地，接到通知后，我父亲偷着拿了几件衣服，没有告诉家中任何人，当然也没有告诉我母亲，立即就走了。到了抗大，在抗大学习了20天就结业了，结业后，县独立营政治部主任刘彩芹分配我父亲作乡指导员，上任20多天后，又分配到县独立营二连任副指导员兼书记，从此，我父亲在几个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参加革命的中学生的带领下，便进入了正规的革命队伍，从那时候起，我父亲就很少回家了。一直到我有记忆的时候，也不曾记得见过自己的父亲，一直由母亲把我养大，因此，在我的印象里只有母亲给的爱，母亲的形象、性格、为人，在我身上潜移默化，母亲的爱就是哺育、温暖、滋润、体贴、关爱，使我能够生存下来，同时，还要尽可能的补贴一部分失去的父爱，教我学会做人，另外还有其大爷、大娘和姐姐的呵护，也就是帮助。因此，我从此也就失去了父爱，也就是失去了航向、力量、坚毅、勇气和“做人、为人、成人”的教导，在我的记忆力，很少有大男人能瞧得起，也不理采他，只有万春大老爷给我讲过故事，还有桂元大老爷和我亲切的说过话，这已经是使我很感激了。其他的几个同命人，也有大同小异的感受和性格转变。
因为家庭人口不全，与别的孩子相比，缺乏父亲的管教，也没有父亲的形象，对父亲也没有认识，随着母亲的教导和我逐步的懂事，我开始对父亲有点好感，蒙蒙窿窿的懂得父亲参加革命是为人做大事，是求得和平，是受人尊敬的人，如果说这也是父爱的话，父亲给我的形象是外出打鬼子，是勇敢的人，高尚的人，是受人尊敬的人。但后来又莫明奇妙的与母亲离婚，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又受到了极大的撞击，这个撞击比“逃反”时难受多了，因为我已经开始懂事，我的心理受到了极大的扭曲，使我的性格产生了突变，变的自卑、孤僻、孤立、固执、倔强。一方面老是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一头，而且长得很丑，个子也不高，又黑又瘦，还塌鼻梁，就像长期板结的黄土地里钻出来的一棵谷苗，紧捆着身子，迎着烈日，被风揉来揉去，张着嘴使劲的呼吸；另一方面又努力的寻找着自我生存的空间，东也闯闯，西也碰碰，寻找着那一线希望，没有人指点，没有人呼唤，整天雾蒙蒙的。所以我很少与别的小孩来往，只是自己傻皮，当时能在一起玩的就是其学秀叔，是其二老爷家的老二，是近份，是邻居。我也很少到别人的家里去玩，能闯的门子就是二老爷家、四老奶奶家、东门上二奶奶家，除二老爷家以外，都是命运相同的家庭，也是我母亲谈心解闷的同命人。
稍大一点的时候，可能是受到老一代及我村参加革命的人的影响，便与孩子们在一起埋地雷、爬电线杆割敌人的电线、拾石头开火打仗。埋地雷的事我还记得一次，那是在敌人到来之前，在我村东大桥的北头埋过地雷，可能是有五、六个小孩吧，我们把地雷埋在路上的石板底下，拉玄线放在石缝的上边，然后我们藏在庙里看鬼子是否能踩上，但鬼子过去了，也没有踩响，我们很扫兴，事后，我们又把地雷挖出来，藏了起来。当然，小孩子的时间大多还是玩，打皮猴，扔石子。拾石头打仗的事我也记得很清楚，那个时侯，村与村之间不团结，不同村的孩子们经常打仗，我们在大孩子树华叔的带领下，经常为大孩子拾石头，由大孩子扔石头打仗，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们也经常打伤人家，人家也经常打伤我们，在我的头上就有十一个疤拉，就是那个时候打的，开始还能在我的头上看见几个疤拉，后来头发长厚了，就看不见了。
4、我幼年的家庭。
我的爷爷特别喜欢男孩，当在1935年我姐出生的时候，听我母亲讲，就光挨老人的骂，嫌生下了个女孩子，吓的我母亲不敢从门前头走，为此，才给我姐起了一个名，叫“藏子”。后来，我母亲生了个男孩，但由于没时间护理，从炕上掉下来把头摔坏了，很快就死了。自从生了我以后，我母亲的地位才有了提高，我也成了宝贝，所以，给我起了个名，叫“金玉”，但一般就直接叫“玉子”了。老爷虽然喜欢我，但因家里穷，老爷上集时也只能偷着给我买点好吃的。据我母亲说，我小时候的肚子很小，奶奶抱着我说：“俺孙子的肚子是个棒槌肚，吃不多，好养活”。
我家北屋的屋梁上有一个子弹洞，据我母亲说，那是在我四岁或五岁的那一年春天，我父亲回家了，也不知道敌人是怎么知道的，半夜里敌人就来抓了，幸好我父亲从后门里跑了，敌人没抓到人，就在屋里东头朝天打枪，子弹从屋梁的木头上穿过去了，那个子弹洞足足留了有二十多年，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还看的到，后来在翻盖房子时，因换成瓦屋，那根屋梁才被换去。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没有老爷和奶奶的印象，除了母亲和姐姐外，还记得有大爷、大娘及两个姐姐，还有大娘家的儿子，甚至连大姑、二姑也无记忆。大娘身体不好，大娘家的儿子也常年有病。据我母亲说，我的老爷于1941年病逝，死时仅54岁，奶奶是1942年大见年时饿死的，1942年大旱，又加上天天“逃反”，没人敢上坡耕种，土地荒芜，就靠吃青菜、树叶、树皮、菜窝窝头、糠煎饼，当时我才3岁，尽管给我点照顾，但我的肚皮也吃青了，母亲对我说：“没想到你能活下来”。
那时家里很穷，母亲摊的米煎饼或玉米面煎饼只能给上坡的人吃，也就是说只能给我的大爷吃，当母亲早上摊煎饼时，我就守在母亲的身旁，想吃煎饼蛋蛋，我常说：“母亲摊煎饼时我能吃个煎饼蛋蛋，别人摊煎饼时我连个煎饼蛋蛋也捞不着吃”，那时候真傻，认为煎饼蛋蛋就是最好吃的了。不干活的人经常吃青菜、野菜、糠煎饼。
我母亲说，她的饭量很大，到坡里去给大爷送饭，总是我母亲去，大爷剩下的饭，我母亲全部吃掉，从来没有向回拿过，但也从来没有吃饱过，所以给大爷去送饭时也总是多拿一点。
5、我5岁那一年分家。
在我5岁以前，一直是与大娘、大爷家一起过日子，人多劳力少，大娘还常年有病，因为我父亲不在家，母亲就感到大爷在养活我们，总感到比大爷家矮了一头，所以就拼命的干活，白天干不完，就晚上干，披星戴月，日夜操劳。据我母亲说，在我还不会走的时候，母亲把我捆在背上去上坡干活，还要领着姐姐，晚上到北洼子去砸玉米榨子，把我放到地头上，砸一会，向前抱一抱，怕叫狼把我拉了去。母亲拼命干活的想法是想把父亲欠下的农活都补上，不让别人说闲话。但无论怎样努力，在家里还是吃不开，每当我母亲从坡里回家时，说：“可累死我啦！”。按理讲，这句话是一种顺口话，并没有嫌累的意思，但大娘总是说：“再累的慌，也不如他们下力大”。意思是说，下的力再大也比不上大爷，你用不着叫苦，叫苦也没人可怜，所以，我母亲再累也不敢轻易说累。可能是在一起过日子大爷家感到养活人太多、太累，有些吃亏，也可能是我母亲嫌累死也不讨好、也不敢说累、孩子也吃不好，或者是还有某些问题不好处理的缘故吧，在我5岁的那一年和大爷家分家了，由我二老爷主持，还有学成叔等都参加了，把全家一分为二，西边三间北屋、两间西屋、一间南棚子和栏作为一套，东边三间北屋、东头一间棚子、两间东屋、一间栏和南小园子作为第二套，他们写好了阄子，放在磨台上，让我先摸，剩下的就是大爷的了，结果我摸到了第二套，两套之间垒上墙，还垒上了个二门子，就算自己过了。
6、母亲的管教。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对孩子的管教很严，不仅是管吃和穿，还要管会做人、会劳动。但母亲管孩子的方法：一是打，二是让姐姐和我不停地干活。要说打，还是姐姐挨的打最多，记得我和姐姐推磨，不知到怎么，推磨总是爱睏，推着推着就打盹，母亲拿起条竹疙瘩照着我姐姐的头就是一下子。有一次我掉到冻冻湾里了，把棉裤腿都湿透了，我吓的一天也没敢回家，晚上家去还是挨了打。只要母亲不顺心，或者在外头受了别人的气，家来就拿姐姐和我撒气，最严重的一次，打的我去跳井去，当时我坐在自家菜园的水井边上，腿耷拉在井沿下，嘴里喊着：“我不活了，我不活了……”，以此来吓唬母亲，虽然当时母亲没有理采，似乎以后也注意了。但回忆起来，我也不怪母亲，也理解母亲，现在想起来，那个动作也是很危险的，稍有不慎或有什么外力，真的一下子掉到井里，可就没有我的后来了……。
小的时候，我还算懂事，母亲上坡去干活，往往领着姐姐，因为姐姐能帮着母亲干活，而把我锁在家里，遇上下雨的时候，我就自动的收拾天井，把母亲晒的衣服收起来，躁的慌了，就爬到大门上，从门缝里向外看人。六到七岁的时候，母亲就让我割草、拾大粪。拾大粪要早上有月亮地的时候就得起床，特别是在雪地里，拾大粪特别好拾，因为狗拉的屎在雪地上，白里露黑，老远就能看见。秋天，就让我到豆地里去刨豆虫，有时候能刨好几斤，回家煎着吃，非常好吃，这就算改善生活了，吃不了的就用大盆放上土养起来，有时能吃到春节，有时候还拿到集市上去卖好钱呢！。在夏天下了大雨的过后，就让我到坡里去拾山石蚰（下大雨后从地下钻出来能飞的成虫，像全黑的天牛，可直接食用）。曾记得有一天下午，大雨刚刚过后，我拿着一个水葫芦（解放军喝水用的水壶）到东岭上去拾山石蚰，回来的时候，走到村东大桥的北边时，一个疯狗撵着咬，我拿着水葫芦拼命地跑，结果无意中水葫芦打到了疯狗的嘴头子上，把疯狗打跑了，疯狗进了村后，咬了村中的一个小孩（那个小孩现在我才知道是玉水二老爷，狗咬了他的胸膛，使他一生都不敢吃狗肉），而我却脱了险，从此，村里人便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水葫芦打疯狗”。
甜水井。我们全村只有一眼甜水井，处在家东，井水十分甜，被称为“神水”，井边的南侧有一颗古倒垂槐，枝条卷曲的神奇古怪，与寺庙隔路映衬，更使这眼甜水井增加了几分神奇色彩，井台是石头垒的，四周全是庄稼地，只有向北有一条通道，全村的人都到这一眼井上去打水，有的要走很远才能把水挑回家。到我能挑动水的时候，每天早上就去打水，把水缸里打满水，由于路远，在路上还要歇息一两回。
再大一点，母亲就叫我和姐都学习编蓆，编蓆是个技术活，在我们村里大多数人都会编蓆，也是我们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我们村的一个特色，编了后拿到集市上去卖，换点零花钱，我姐很快就学会了，我也差不多学会了，只是蓆角处还不会编。编蓆要经过刮秫秸、破杆子、压咪子、刮咪子、编织五道工序，除了蓆角我没学会编以外，其他我都会。
7、我的娃娃亲。
到我9岁的时候，也不知道母亲是如何想的，是怕找不上媳妇来呢？还是因为女方没粮食吃呢？还是……，母亲便给我定了一门亲事，叫做“娃娃亲”，媒人是老娘家的嫂子，说的是安台村的姑娘，叫辉方，比我大3岁，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定亲的时候给了她家100斤麦子和一条花被面。据母亲说，那条花被面是我父亲从上海寄来的。亲事是定了，但此事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直到后来我上完小了，母亲领我到集市上，偷偷的看看女方，她长得又黄又瘦，当时我也没有什么感觉，没有好感，也没有坏感，也没有想法。在这一阶段，母亲怕耽误我的学习，就很少提起此事，也很少让我干活，更不让我再编蓆了。
8、我村乔家革命潮。
我村乔家人参加革命的人较多，可以说是一哄而起，当时的中学生和完小生都参加了，参加革命年龄最小的是东门上登基大老爷的大儿子，年龄仅有十三岁，已经结婚，所以，在我村乔家打日本鬼子的故事也较多。据说，当日本鬼子路过我们庄时，走在后头的鬼子，往往被扔到井里，如程海老爷家的大门底下就有一口井，井口上放上一张床，当鬼子来时，程海老爷的大爷就躺在床上装病，程海老爷的大爷长的五大三粗的，像个武士，敌人离开他家时，走在后面的鬼子就被他扔到井里去了。
据说，有一次，得知日本鬼子运送枪支弹药的汽车路过泰莱公路，春吉大老爷带领县大队，拿着枪埋伏在路两旁的沟里，但大多都是土枪，当日本鬼子的汽车来了时，他们就开枪打，企图劫下枪支弹药。谁知日本鬼子早有准备，车上不是抢，而是一车日本鬼子。当埋伏在路两旁的沟里的县大队照着鬼子的汽车开枪时，日本鬼子全副武装的从车上蜂拥下来，袭击县大队。一看这架势，县大队只好迅速撤离，日本鬼子便一边打枪，一边吆喝，一边追赶。多亏是高粱地，春吉大老爷顺着高粱地跑到小南村一家人的栏棚上，鉆在栏棚上面的麥根子里，日本鬼子也随后追到，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栏棚上面的麥根子，春吉大老爷的腿被捅伤了，腿上还挨了一枪，他也没敢动，日本鬼子也未发现，这才躲过了这一难。这次伏击未成功，共有20多人被日本鬼子打死，死的人大多都是口镇和水北方面的人。
9、我父亲的被捕。
据我父亲的回忆记载，我父亲参加革命后，主要活动在圣井乡和沂蒙山区。在1942年10月的一天，日本鬼子组织了2万鬼子，对沂蒙山区进行拉网式大扫荡，这期间曾被敌人逮捕过。当时我父亲在青驼寺北山杨家庄子发动群众、领导民兵搞空屋清野，坚持反扫荡，突然接到上级通知，组织上要我父亲回机关，这时机关住在蒙阴旦埠，一百多里路，要求一天赶到。我父亲赶到后，天已经黑了，吃罢晚饭，科长找我父亲谈话，说：“秋季大扫荡迫在眉睫，机关马上要转移，你要留下来坚持反扫荡，你来的地方已经不能去了，情况不允许你去了，你和贾洪奎同志一起到沂中县去吧，一人发一支步枪，10发子弹，连夜出发”。 我父亲按照领导的安排，又到县委开了介绍信，县委又介绍我父亲到峙山区，又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到峙山区区委，这时天已傍晚，刚到，区委又把我父亲和贾洪奎同志分配到两个村庄，贾洪奎同志到鸡山庄，我父亲分配到黄家坡子。据区委讲，黄家坡子是边沿地区，民兵组织活动较好，有几十个民兵，10多条枪。由于天色已晚，来不及犹豫，就赶紧上路了。到黄家坡子的时候天已黑了，情况非常紧急，又非常疲劳，我父亲把介绍信交给村支书、民兵队长黄元甲，安排好岗哨，赶快吃了点晚饭，就想休息，可一躺下就睡着了。不一会，村支书、民兵队长黄元甲就把父亲叫醒，说：“鬼子人来了，鬼子来了……”，我父亲一下爬起来，已经听到鬼子水壶的撞击声，听到鬼子已快进村子了，于是民兵快速集合拉出了村，跑到一个山坡上过了一夜。快到天亮的时候，我父亲和民兵们向着根据地的方向转移，结果在山头上发现了鬼子，一个姓宋的民兵前面去侦察，看事不好，溜下了山。为了摸清敌情，我父亲又上前去侦察，模模糊糊看到了日本鬼子的太阳旗，我父亲和民兵们下了山，在山下遇到了抗大的康老师，康老师带了一个排，在核桃树下休息，我父亲将情况告诉了康老师后，我父亲就和十多个民兵从山下向根据地转移，由于情况不明，转来转去，没有转出鬼子的包围圈，最后就钻进了鬼子的包围圈里去了。我父亲想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四处周旋，但到了中午时分，已无处可走，已被鬼子团团围住。由于枪支少，对敌情又不清楚，也未接到上级指示，所以，我父亲便安排民兵们在一个小山腰下插了枪，掩盖好，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分散隐蔽，当时叫“敌人齐头并进，我们插花钻出”，分散钻出鬼子的包围圈，以保存力量。由于民兵们大多都是当地的，所以，很快就分散不见了。我父亲是外地人，便闯进一个小山村，叫田家峪，我父亲藏在一家人的玉米秸垛里，想躲过去。谁知，紧跟着鬼子就进了这个村，霎时间住满了日本鬼子，宰猪、杀鸡、支锅做饭。只听到枪炮声在山坡上响成一团，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百一师从滨海过来也钻进了日本鬼子的合击圈，经过激战，到天快黑的时候，百一师才突围出去，伤亡很大。天黑了，枪声也停了，这时，日本鬼子开始拉草垛打铺睡觉，拉着拉着，终于把我父亲从玉米秸垛里拉出来了。我父亲从玉米秸垛里站起来，鬼子一涌而上，数十条刺刀对准了父亲的胸口，接着就是两个耳光，打的我父亲鼻口出血。然后进行审问，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鬼子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父亲说：“我是村里的老百姓”，鬼子又问：“山上是什么人？”，我父亲说：“是八路军的大部队”，鬼子又问：“穿的是什么衣裳？”，我父亲说：“黄的、绿的都有”。鬼子看看我父亲的头，辨别一下是不是带过军帽，摸摸我父亲的手，辨别一下是否拿过枪，接着又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是否是八路军，你们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不交出来要受刑，要死了死了的…… ”。 我父亲毫无惧色，智斗敌人，一口咬定，自己是这个村的老百姓，使敌人一无所得，于是将我父亲先绑起来，拴在院子里的一个葫篓架上。又过了一会，鬼子又来了，开始对我父亲用刑。四个鬼子将我父亲的衣服扒掉，让我父亲只穿着个裤头，用绳子将我父亲的两只胳臂绑在扁担上，六个人将我父亲摔倒在地，在我父亲的嘴里塞上木棒，开始用铁壶灌冷水。一壶灌下去了，连喘气的机会也没给，接着又是一壶，当灌到了第六壶时，我父亲的头痛的要炸开了，肚子也要鼓破了，嘴里也开始不停的向外流水，我父亲难忍，叫道：“狗日的，来快的”，敌人这才停止了灌水。然后，又用脚用力踩我父亲的肚子，灌进去的水全部喷出来了，水喷的高度足有三尺多，鼻子、口和眼里一起向外喷水……。折腾了足有半小时，其中一个日本鬼子看到我父亲还没昏过去，叽里咕噜说了一通，那个会说中国话的鬼子说：“这个家伙有种，还很能盛呢，要不就再灌辣椒水子吧”。灌完水刑后，几个鬼子把我父亲用两根绳子绑在路旁的一棵碗口粗的青杨树上，脚底下放了一盏煤油灯，有一个鬼子持枪看守。这时，由于我父亲只穿一个单裤头，虽然还不是寒冬，但因浑身是泥水，风一吹，也浑身冷的发抖，从内心里发冷，又过了约半小时后，才逐渐停止发抖，恢复了正常。换上第二班岗时，已经是一更天了，但月亮还未上来，夜深人静，敌人在沉睡，放在我父亲脚底下的油灯快没油了，只有看守我父亲的鬼子在离父亲约４米的地方晃来晃去……。我父亲在想：怎样才能脱身呢？宁死也要脱离虎口，一定要找机会逃跑啊！如果跑不掉明天会怎样呢？敌人会有什么招数呢？我该怎样对付呢？决不能就这样等死。于是，我父亲便偷着自己解开了绑在树上的绳子，找机会逃跑。也可能是老天爷的安排吧，就是在我父亲解开绳子的时候，有四个老百姓从岗哨旁走过来，对看守我父亲的鬼子说：“我们渴死了，进去喝口水吧！”。看守的鬼子不让那四个老百姓进去，赶走了他们。这四个老百姓商议了对策，又回来纠缠，还是要找水喝。经过再三纠缠，看守的鬼子这才让那四个老百姓进去喝水。那四个老百姓进去喝水，看守的鬼子还要看好那四个老百姓，所以也跟着进去了，我父亲一看鬼子离开了，从灯光底下向鬼子去的方向看去，已经看不见人了，便向村外拼命的跑去。我父亲刚跑出去四五步，就被鬼子发现了，鬼子一看人跑了，便持枪追，边追，边喊：“冒差了，冒差了……”，并朝着我父亲跑去的方向开枪。由于油灯很小，鬼子也看不清楚，只是乱喊、乱打，顿时，不少鬼子也起来了，一片嚷嚷，那四个老百姓认为出事了，害怕受连累，也赶快逃跑，使鬼子乱了阵脚。刚醒来的鬼子也瞎喊，一阵乱放枪。我父亲拼命的跑，只要打不到，就是跑，忘记了是山路还是平路，摔倒了爬起来再跑，几次摔倒，几次爬起，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胜利是我们的”。跑着，跑着，突然掉到地瓜窖里去了，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我父亲两只手一撑，便跳了上来，继续往山上跑。跑到山顶上，一下子跌倒了，就滚到山北坡的山底下去了，摔的昏了过去，幸好是摔在沙滩上，所以没有被摔死。当醒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当头了，仔细一看，是在山沟里，我父亲心里想：“这下可好了，跑出来了，真是天不灭我”。 我父亲借着月光看到山顶上没有鬼子了，这才顺着山沟，赤着身子，沿着小道，爬上山坡，向着来的方向走，约走了四五里路，发现一条大道，在大道上相隔不远就有一堆篝火，实际上那就是敌人的封锁线，我父亲这才慢慢地摸出了鬼子的封锁线，到了一个小山庄的一户人家，家里也无人，就在这家人家的屋里避避寒，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我父亲才到鸡山村，找到了父亲认识的工会干部张同志，工会干部一看我父亲赤着身，棉裤、棉袄都被鬼子脱去了，这才给了我父亲一件棉裤穿上。在鸡山村住了一夜，第二天我父亲又回到黄家坡子，见到了前一天侦查时溜下山去的宋同志，宋同志还带了一支步枪，从宋同志口里才知道，插抢分散后的那些民兵全部被鬼子抓到鬼子的据点---黄沙铺子去了。就在这时，宋同志看到我父亲上身没穿棉衣，就从一家大娘家里借来一件没有袖子的大棉袄给我父亲穿上。扫荡后，敌人在袁家程子按了据点，此据点离黄家坡子只有三里路，敌人天天来扫荡，民兵们也找机会打鬼子。有一天，在敌人扫荡后回据点的路上，我父亲和宋同志带领民兵打了敌人的埋伏，主要是打了敌人的后尾，使敌人迅速的掉头，乱开炮、乱放枪，由于我父亲和民兵们的抢很少，没有几支枪能参加战斗，所以，虽没有打死几个鬼子，但使鬼子也有些害怕，谁也不愿意走在最后边……。我父亲又在黄家坡子住了六七天后，由于被鬼子抓去的民兵都是当地人，他们通过亲戚、朋友又都保出来了，民兵们回来后，我父亲又把他们组织起来开会，商量再干的事宜，民兵们异口同声的说：“要继续干，要报仇”。次日，把埋的枪支和子弹都取回来，并制定了打击敌人的计划，方法就是扰乱敌人，夜间扛着土炮和步枪去袭击鬼子的据点，据点里的鬼子乱一阵，嚷嚷一阵，没方向的打一阵，这个时候我父亲就领着民兵撤退了，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几天以后，我父亲又回到机关，回到机关才听说贾洪奎同志也被敌人抓去，半个月后，才从泰安跑回来。回到机关后，换上了一件棉袄，将借穿的没有袖子的棉袄脱下，寄回了黄家坡子，还给那位老大娘。后来，我父亲在回忆这段过程时说：“那个时候就不知道灯在我的脚底下，当鬼子远离后，我看不见鬼子了，但鬼子能看清楚我，因为我站在有光的地方，心里只是想，一定要跑，一定要活下去……”，当然，也亏了没想我父亲在灯底下鬼子会看见这个道理，才抓住了逃跑的机会。
10、周围村的形势。
在那抗日战争的动乱年代，出现各种认识是很自然的，一个人可以带出一个群体，可以改变一个村。革命者是这样，反革命者也是这样。在我村周围的几个村就出了不少汉奸，如西十里村就出了个大汉奸，叫山青。由于山青家是有名的大地主，具有很强的势力，在自己村建了很厚、很坚实的围墙，整个村就像一个大碉堡，组织了红旗会，一统天下，所以，在这样的村里革命势力就很难以发展；北五里村也有个大汉奸，叫像辰，小南村也有。当汉奸的也不一样，有的很为鬼子卖力，也有的不为鬼子卖力。对于作恶的汉奸，县大队就会给以打击。有一天夜里，在我们村东老槐树底下，县大队就把小南村的那个汉奸枪毙了。周围村的形势虽然与我村走的不是一条路，但也没有大的冲突，双方都尽量克制。且村与村之间，亲戚连亲戚，如山青和我父亲是同学，他的妻子就是我村宋元老爷的妹妹，他结婚时我父亲还是送女人呢，互不伤害的面子还是得给的。山青后来就拉起队伍来了，并加入了国民党的部队。
11、特殊、深情、沉着、勇敢的母亲。
由于我的父亲在外打鬼子，所以我家的目标也很大，其他的抗战家属自然也是敌人的打击对象之一。我母亲与其他抗战家属一样，一方面每天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抗战的丈夫烧上香、磕头祈祷，求上帝保佑抗战的丈夫一天平安，我母亲对我父亲的感情是深厚的，我母亲说：“与父亲从来没红过脸”；另一方面还要携带子女“逃反”避难，与鬼子周旋，担惊受怕，保护孩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孩子睡着了，那就是牵挂和思念了，梦中的幸福，梦中的甜蜜，梦中的惊吓，梦中的期盼，梦中的今天，梦中的明天，梦中的将来，思绪万千，我母亲说：“怎么也没想到能活下来”。到了白天，不仅要逃避面对面的敌人，还要勇敢的面对敌机的轰炸，当敌人飞机来轰炸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跟着大人鉆在秫秸蹿里，用大盖子抢打敌人的飞机。那时的飞机飞的太矮了，真是拉树梢子，所以也真能打得着。有一天，民兵在鲁十村的家北还真的打下了一架飞机，许多人都去拣东西，我也去了，大人拿有用的东西，我就拿了一堆子弹皮和子弹卡子，后来，子弹皮给了大人作熄火用的火纸筒子，就是大人吸旱烟用的引火纸熄火筒，子弹卡子我就磨成刀子，那个刀子非常锋利。那时，对于敌人的飞机我们并不感到害怕，记得有一天，我老娘家的后邻被炸了，炸了三米多深，人肉都飞到我老娘家前院的枣树上了，放在老娘家后门上的蒜臼子也飞到前院子里去了。当时我们认为老娘家也被炸了，所以，母亲领着我和我姐姐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援，跑在路上时，飞机就从我们的前头迎面俯冲扫射，“嗒、嗒、嗒”就是一梭子子弹，打在路上后，路上的尘土一溜烟似地升老高，我们从路边的这个坯壕跳到那个坯壕，敌机一看没有打着我们，又返回头来又是一梭子，尽管飞机打了几个盘旋，但飞机怎么也没打着我们，母亲丝毫没有害怕，我和姐姐也无害怕的感觉，这可能就叫“傻人更勇敢”吧！，或者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那个时侯，鬼子经常进村扫荡，抢东西，为了不让鬼子把东西抢去，我母亲想了许多办法，在北屋后头的夹道内挖了个大坑，养上鸡和猪，在坑中间扣上个筛子，通风透气，在坑口上盖上草栅子，不知为什么，鸡和猪在地下一声也不叫，似乎牠也知道有危险，所以，人们常说：“动物也通人性”；在南园子的厂棚内的草垛底下，也挖了个大坑，在坑里放上一个缸，将麦子放到缸内，这样藏起来后，单纯鬼子是很难找到的；在小北屋里，也挖了个坑，坑内放上个瓮，将粮食放在瓮里；在北屋的山墙上还垒上了夹皮墙，是准备藏人用的。但鬼子也很能，在扫荡的时候，他们总是叫汉奸给他们带路，帮助他们翻东西。有一天上午，西五里村的一个汉奸，带领六七个鬼子，到我们村扫荡，一个目标是抓我母亲，因为我母亲此时是副妇救会长，效英老奶奶是妇救会长，又都是抗战家属；第二个目标是抢东西。进我家的时候，我一家人正在大门对门的一家人的院子里打草栅子，由于汉奸很地道，所以很快就把我家藏的猪和粮食都找到了，逮我家的猪时，我的姐姐回家去阻拦，我也跟在后边，就是我母亲没敢回家，我的姐姐挨了敌人一手榴弹打，还拿着枪指着我的姐姐说：“再阻拦就打死你，连你弟弟一块打死”。那种打人的手榴弹是长把的，不响，但用来打人是很痛的，鬼子一边打，汉奸一边说什么“给你钱”， 于是就扔给了一摞印有孙中山头像的新钱，现在称“老头票”，并高声叫道：“你娘呢？快去叫你娘回来，你娘不回来，这粮食和猪就算是慰劳我们了”。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抢了辆车子，推走了我家的粮食和猪，但我的母亲脱险了。于是，他们又去效英老奶奶家去了，但效英老奶奶也早跑了。他们给的那些钱一开始就不能化，也没人要，我放到拦门上的墙窟窿里藏了好多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搞没了。
12、圣井脱险。
据我父亲的记载：可能是1944年秋天吧，当时我父亲在新浦县圣井乡任武委会主任，负责发动民兵打石雷，还在范庄举办了“石雷及雷管制造技术培训班”，还要培训怎样制造炸药，怎样埋地雷。雷管是我父亲自己研制的，先用铁皮卷制成筒状，一端设有一个孔，内装有胶水、玻璃粉和黄色炸药混匀的炸药膏，管内穿有拉线，晒干即可使用，使用时只要一拉拉线，靠拉线的摩擦生热即可点燃。如果没有黄色炸药，就用自制的土药。石雷是用石头打的，大多是用青石，因为青石容易打成形，不管石头的外形怎样，在石头的中心打上一个空洞，装上土药压实，放上自制的雷管，在洞口上塞上木塞，即制成了石雷。还研制了“飞石雷”，即在一块石头上打上多个空洞，其中一个在石头底下，做成多个石雷集为一体的石雷，当底下的一个拉响后，上面的飞起来接着爆炸，这种石雷可炸几十米远，威力很大。在埋雷方法上，发动民兵多想办法，由于石头保持了天然的模样，所以以隐形布雷为主。由于我父亲制石雷出色，地雷品种又多，作战灵活，所以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石雷阵”不仅增加了自己民兵组织的战斗力，其他附近的几个村的民兵组织也迅速的开展起来，自制石雷。这些石雷主要是用来封锁要道路口，在我父亲的记载中写道：初秋的一天，田野还是一片青纱帐，高粱迎风摇，鬼子带着狼狗、开着车，进山扫荡，路过祥沟村东时，踩响了石雷，狼狗被炸伤，车被炸翻，瞬间，鬼子乱作一团，有一个鬼子大声的喊道：“快趴下，死了死了的有”……，停了一会，一看四处没有动静，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一个鬼子想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一下，结果坐在了“飞石雷”上，“轰…轰…乓…”，三声巨响，尘烟翻滚，炸死了十多个鬼子，给鬼子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剩下的鬼子晕头转向的退回去了。从那以后，鬼子看见石头就躲开。有一次夜里，我父亲还带领民兵趟过汶河将石雷埋到鲁十村鬼子的据点道口上，真假石块摆在路的各个方位，放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有痕迹，有的没痕迹，使鬼子难进难出，大大的挫伤了鬼子的嚣张气焰。由于我父亲组织的出色，因此，这时我父亲被组织上表扬为“石雷大王”。也就是这个时候，在一次制炸药的过程中，我父亲因造炸药负伤了，我母亲接到我父亲负伤的消息后，由地下党组织一站传一站的把我母亲、我和我姐姐送去看望，让我一家住在圣井乡的柳条庄西北角的一栋房子里，房的西侧就是一片高粱地，邻居怕我寂寞，还送给我几只小鸡喂。记得有一天，黄鼠狼把我喂的那只小乌鸡啦去了，我很心痛，我和姐姐在高粱地里找，找啊，找啊……，结果在石堰的石缝里找到了，但早已经死了，急的我还哭了一场。
还记得有一天，敌人包围了村子，我父亲一吹哨子，集合队伍跑了，我一家没法跑，便被敌人关在一个破屋里，当时在屋里关了有十多个女老人，敌人用磨系套子把门拴住，并拉杆草企图烧房，威胁交出八路军。在敌人去拉杆草的空间，趁敌人不在，在当地老人的带领下把屋门撑开，一个一个的从门缝里挤出来，出了屋门，向左一拐，便是一个栏，再从栏里翻墙跳到一个藏牛的院子里，院子里有四五头牛，牛一声也不叫。敌人回来后，一看屋里没了人，便大叫：“人哪？跑哪去了？……”。大约有五六个敌人，吆喝了一会，就走了，使我一家躲过了这一难。此事我的父亲一直不知道，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去上海看望其父亲时讲了这一段经历后，我的父亲才知道。这就是后来我把圣井乡作为我的第二故乡的原因，我每次到圣井出发，总是多喝几杯酒，并向乡亲们致意，在工作期间，我也尽力为圣井乡出力，当然，我也没有多大本事，只是心里老是不忘和尽力而已。
13、我父亲剿匪。
据我父亲记载，在抗日战争中，土匪是一种与日寇连在一起的反动势力，对作恶多端的，上级有明确指示，要坚决给以打击。所以，44年春天，我父亲参加了“俎莱山剿匪”和“莲花山清山”战斗，埋石雷破坏道路，阻击敌人，是我父亲的拿手活，单“石雷群阵”就炸死了土匪30多人。45年春，我父亲任新浦县武委会主任，带领100多名民兵，配合部队，在俎莱山的东头剿匪，由于此处有土匪长期盘踞，实力强，武器好，所以有县大队、区中队、泰宁县区武工队联合，发动总围歼，取得了重大胜利，我父亲还从土匪头身上缴获了一支美式手枪，请示领导批准，由我父亲专用，从此，我父亲便有了自己的手枪。乘胜，又对圣井乡王家庄、范庄的民兵组织起来，夜袭了附近村的土匪，由于出其不意，所以对土匪取得了全歼灭的胜利，还缴获了10多条枪和土炮，另外还有部分长矛。
14、我父亲进驻新泰。
我父亲记载中写道：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父亲带领300多民兵，在群众的夹道欢迎下，进了新泰县城，收缴日寇。但日寇拒不缴枪，通过对日寇的长时间围攻、饥困 ，对逃跑的坚决击毙，才很快收复了县城。进城的工作与乡下不一样，有的民兵因走火死亡；有的民兵私自去看戏被女人拉去整夜不归；有的农会在民兵的支持下私自去报仇打死了4个地主。一时思想工作跟不上，这时，迅速成立了县武装部，由县独立营的政委兼任部长，我父亲任副部长、武委会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并设立了参谋股、政工股、后勤股，迅速展开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通过一系列的整顿、组织工作，使民兵队伍迅速壮大，半年内，民兵超过了一万人，步枪数千支，站岗放哨，设路障，埋石雷和铁雷，防止残匪干扰、偷袭，工作搞的热火朝天 ，很有成绩。
15、我父亲去鲁中军区武装部。
我父亲记载中写道：46年秋，上级调我父亲去鲁中军区武装部，任干部教导队副书记，学员50多人。由于胜利在望，各种不健康的思想和现象相继产生，如有的主要领导彻夜谈恋爱，十分过分。由于这时的妇女干部到处宣传妇女要解放，婚姻要自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有的男同志也认为可以自由与女同志谈恋爱，就主动去找一个女同志谈恋爱，说什么男人也是要自由吗，结果被那个女同志打了出来，还受了不公平的批评，后来这个男同志说：“女人自由，男人不自由，领导干部自由，一般干部不自由”。 我父亲对这些现象不满意，自然，对我父亲也有影响，胜利了，死亡已经远离了，该过什么样的日子，思绪万千。由于我父亲的思想与领导意志不合拍，甚至于还含沙射影的提了意见，所以不长时间就被调离了。有的人对我父亲说：“胜利后的干群关系不是战争时期时的生死与共的官兵关系了……”，事后，我父亲仔细的回忆这段话，还真是如此。
16、我父亲任山东军区武装部巡视组长。
1947年二月份，李仙洲摔国民党军南下，先头部队已到新泰，企图夹击解放军，而解放军决定回头吃掉这股敌人，先是在南边的大沙河修筑工事，拉开决战的架子，而主力则秘密迅速北上，回师包围了李仙洲，在莱北的见马村消灭了李仙洲的一个旅，将李仙洲部队团团的包围在莱城以内，关门打狗，在城墙外向城内扔手榴弹干扰，让敌人吃不成，睡不成，几天后，突然在城北开口，这就是说的“口袋战术”，李仙洲的6万人见城北没有了包围，便一股脑的出城，全部钻进了口袋内，解放军进行了围歼，一天即全部歼灭，活捉军长李仙洲 ，这就是有名的“莱芜战役”。这时，上级任我父亲为山东军区武装部巡视组长，代领200多民兵，参加了莱芜战役，主要任务是打扫战场、收容俘虏和战利品。战场内，到处是死尸遍野，血流成河；残车滚滚燃烧，风裹浓烟四冒，残兵连滚带爬，拄棍包头呻吟，哭叫呐喊求救，一片凄凉悲哀……，头上敌人飞机还在不住的盘旋，俯视着这下面的一片惨景。战场外，抢救伤员，急忙转移，一片胜利的欢呼声。这时，机关已进驻博山，我父亲用缴获的几辆大木轮车，拉着战利品，在天黑的时候，也到了博山。在莱芜战役打扫战场时，我父亲从一个国民党军管身上搜到了一枚牛角盒印章，很感兴趣，没有上交，到了博山后，又找刻章的人，重新刻成了我父亲自己的名字，从此，我父亲一直留有这枚章，作为宝贵的纪念品。47年的5月，正值小麦杨花季节，国民党部队重点进攻山东，由于我父亲对莲花山地区较熟，上级又根据我父亲的特长，派我父亲去新浦县圣井区组织民兵埋地雷，阻击敌人。我父亲接到任务后，情况非常紧急，当时机关在沂源，限两天赶到，要求连夜出发，当路过自己的家门口时，回家待了没有半小时，和我母亲说：“情况紧急，不能多呆，其他什么事也顾不上了……”，我母亲把一件衣服给我父亲，我父亲换上衣裳就上路了。一路上飞机不断的轰炸，弹坑可炸两米多深，机枪声不断，炮声不停。赶到圣井后，和圣井区取得联系，迅速组织了范庄、祥沟、卢家庄、朱胡衕峪、蒲漥、王家庄的民兵埋地雷。由于敌人就在圣井的山下，我父亲又是孤军作战，趁夜，赶到蒲漥民兵队部，布置打击敌人，转移群众。区机关也已经转移了，转移时，各民兵点也都埋好了地雷，并在大门后面都挂上地雷，然后撤离。这时，部队仅有一个排的兵力，沿山路后撤。我父亲深夜赶到朱胡衕峪，集合了30多个民兵，押后撤离。在组织民兵的过程中，我父亲去推一家的大门时，没有推开，后来民兵告诉我父亲，说：“亏了你没推开大门，如果你推开了，恐怕你就没命了，因为在大门后面吊上了地雷……”。我父亲回忆这段往事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真的是好险啊！”。通过一夜的组织，我父亲带领30多个民兵转到莱城东南，打击敌人，连夜到了颜庄，在路上埋地雷，阻止敌人去新泰的路。
17、调我父亲去蒙山县武装部任副部长。
据我父亲记载，47年的10月份，领导派我父亲去蒙山县任武装部副部长。这时机关住在沂源，离蒙山县约200里路，接到指示后立即出发，途径蒙阴，由于敌人对沂蒙山区重点进攻和扫荡，一路凄凉，村中无人，田地荒芜，粮草难辨，无人秋收，群众大多转移过了黄河，未来得及转移的村干部被还乡团活埋、倒算、杀害 ，来不及过黄河的群众也逃离了家园。蒙山俊俏，土地宽阔，但阴气湿朝，使我父亲得上了“疥疮”，当天夜间，我父亲住在一个叫方城的山村。天还没亮，敌人就包围了村子，独立营的一个股长被敌人打死了，部队迅速转移，我父亲也挨了数抢，但均被我父亲已快速蹦跳到多块石头后面，才算躲挡过去，总算是脱了险。我父亲回忆说：“其中有一颗子弹穿过了我肩上的衣服，我真是命大，当时真是拾了一条命……”。
18、我父亲南下支前。
紧跟着，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10月，华东局成立支前司令部，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确定整个教导队全部南下支前。此时我父亲被陈毅司令委任为民运团团政委，12月30日带领整个团，从益都出发，经沂水、临沂到枣庄。当走到枣庄北的一个村时，天空灰蒙蒙，时而低云飞，阵风过后，下起了大雪，半天过后，雪深达一尺深，后来雪又化了，背着百斤重，踏着泥泞走 ，到天黑时，几声闷雷，又由雨夹雪转成了下大雨，地上是泥，腿上也是泥，拔也难，脱也难，背包湿，棉衣透，坐不能坐，站不能站，同志们互相鼓励着，有的还说个笑话，有的就时不时的唱支歌，艰难的行走着，仅有60里路，却走了10多个小时，到枣庄时已经是半夜了，枣庄街上的水过膝，呼呼流淌，住下后，一夜未睡，生火烤衣服，次日休息，正是元旦，就这样在枣庄过的元旦。第三天，翻过一座山，到贾汪，从贾汪乘一辆大棚火车，一个小时到达徐州，在徐州过春节。春节后，在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经过了66天获得了胜利，毛主席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从山东抽调1500名干部南下，我父亲也正式接到命令，在徐州做准备，跟随大军南下。此时，华东局支前司令部又将我父亲分配到滨海民兵团，仍被陈毅司令委任为团政委，据说，这个由陈毅司令亲笔签发的委任状我父亲一直保留着，作为一个珍贵的纪念品。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不时的便被炒家、拉去批斗，那张宝贵的委任状也就不知什么时候被红卫兵抄去了，至今不知道下落，实在太可惜了。
19、我母亲到徐送我父亲南下。
我父亲到达徐州时，由于是48年的春节，部队休整，我母亲在周围村几个同命人的带领下，怀着无限的希望去看望，一是表示送行，祝我父亲平安，尽到妻子的情意，希望能给我父亲留有一丝牵挂；二是以后见面就难了，省得如果成为永别留下一生遗憾；三是虽然预测是不祥之兆，但作为付妇救会长还要故作镇静的去积极一回。我母亲在徐州住了5天，起初我父亲并未表示什么，只是忙碌中有些不安，但我父亲临行时的早晨，却对我母亲说：“这次南下，很难再回家了，我和你离婚吧！你好趁早再找个人家”。 我母亲问我父亲：“你是开玩笑，还是真的花心了？孩子怎么办？老人怎么办？”。我父亲说：“我是认真的”。 我母亲气哭了……。这可真像她们预料的那样：赴徐喜送郎南下，不料君提要离婚，顿时天昏地又暗，眼泪爆洒谁知恩，独自一人返还家，协老托幼渡光阴。在部队出发的前夕，我母亲只好含泪返乡，临走时，我母亲把在家纺纱赚的一点钱留给了我父亲，让我父亲好添补一下，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总是一片心意吧！为了安全，部队首长派了一名通信员把我母亲送到泰山站，然后，我母亲从泰山站步行回家。我母亲独自一人走在路上，忍不住的辛酸泪，时不时的夺眶而出，寒风阵阵，冻于衣襟，心里想：“盼星星，盼月亮，苦命的人啊，怎么盼来了负心狼？是死？是活？……天哪！，为了孩子啊，再难，也得向前挪”。就这样，走走，停停，伴随着黄昏才回到了家。
20、在我父亲继续南下的日子里。
在我父亲的记载中写道：49年3月，天气已变暖，做好了行军准备，备足了粮袋，又开始了行军，一路南下。途经淮阴、淮安、杨州、黄桥，沿运河顺大路，由西向东经过太州，到江堰，晚上，地方百姓夹道欢迎，并每人给一块生地瓜，又脆又甜，在姜堰住了5天，进行休整，这时已是4月份，就快要渡江了，时不时的听到枪声。就在这时，解放军进攻南京，4月2日清早，敌人的一艘兵舰被击中，沉在江中心，一夜之间南京就解放了。在解放南京时，我父亲带领的民兵也有牺牲，我父亲带领大家对烈士开了追悼会后，在江阴以西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乘大木船渡过长江。过了长江后，到了无锡，随后途径苏州到光福鉦，在光福鉦住了20多天，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解放时，我父亲住苏州南乡，按上级的指示，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崑山，接收被解放的敌人，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接收过来后，充实到我父亲所领导的团里，使我父亲的团达到了1400多人。到七月分，我父亲领导全团继续南下，直到福建。此时的任务是随十兵团医院抬担架、看俘虏、催粮草。这时正是雨季，大雨不停的下，稻田被淹没，一片汪洋，我父亲全团冒雨步行到嘉兴，从嘉兴上火车，到上饶，在上饶下车后，步行到吉安，进入福建后，沿路翻过武夷山，到蒲城，一路全是大山、高山，山峰层叠，云雾环绕，下午四点开始上山。山区天气多变，真是几尺一层天，山下天气晴朗，爬到半山腰时，天就云层密布，凄凄沥沥的下起雨来了，爬过云层，昂首山顶烈日炎炎，头上一片蓝天，俯首脚下白云翻滚，一片云海。爬了一夜的山路，次日八点钟才翻到山下，继续沿山谷行进，晚上在一个小山庄住下。在山区，生活非常艰苦，没有菜吃，只能用粮调点豆粉丝改善生活，更没有面粉吃。山村的老鼠成群，不管大家把粮袋挂在墙上，还是挂在蚊帐里，还是枕在头底下，老鼠总是能吃到你的粮袋，搞的大家一宿也未睡好。第四天到南米，从南米乘船到福州木排码头，夜间上船。由于人多，上船时，在指挥中，我父亲在木排上跌倒，差一点跌入闽江，连茶缸也被跌扁了。上船后，顺水而下，很快就到达福州了。在福州，开始住城北，后来住城南，在福州住了三五天，因为已经是胜利了，生活也不那么紧张了，大家都到街上去玩玩，放松放松。我父亲也不列外，也到街上去玩玩，我父亲还用我母亲在徐州送行时给他的钱买了块银壳怀表，还买了个钱夹，一直用着，也算是我父亲的一点回忆吧！经大家提议，我父亲领着部分手下人到福州温泉的澡堂内去洗澡，缓解一下疲劳，去去身上的层层灰尘，同时，还照了一些相片，作为纪念。很快，接到命令，继续南下，参加厦门战役。到厦门是乘摆渡船过海的，浪很大，船急上急下，很是害怕。在船上就已经听说，当时正在打鼓浪屿，鼓浪屿很难打，船靠不上，部队牺牲很大。到了厦门后，逛了几条街，这时情况紧急，金门告急，先头部队的船搁浅，回也回不来，上也上不去，后续部队又上不去，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的团很快又调船回到了厦门。金门一仗未打好，过去的先头部队近万人，战斗到弹尽、粮绝、人亡……。后来总结经验与教训，指出：“归于轻敌，不适应海上作战”。在行军中，遇到了强台风，刮得人难以站住脚，难以前进，特别是炊事班，好几个人拿不住一口锅，夜间又下起了暴雨，沟满河平，黄澄澄的泥水湍流翻滚，趟着水，头都有些眼晕。行军十多天，到达厦门以西约20里的几个村庄，很快，厦门就解放了。我父亲团的任务是催粮草。
算起来，48年底至49年春的南下，从山东青州出发，至福州、厦门结束，历时九个月，行军5000里，乘火车不到300里，其艰苦劲儿无论你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冬天的厦门地区比较暖和，腊月天麦子就秀穗了，此时，战斗也算是结束了。
战斗结束了，我父亲的团又回到了福州，住到了一个小山村里。从厦门回福州是分多批走的，有的坐火车，有的坐汽车，每批人数也不一样多，最多的为一个排，部队组织的不严密。这时，虽然不打仗了，正面的敌人没了，但流匪不少，暗藏的敌人甚多，我父亲的团参谋夜间乘汽车路过某地时，不防备，遭遇流匪扫射，被流匪打中了头部，牺牲了。胜利了，死在流匪的手里，实在是太可惜，大家都很难过，由于多处中弹，所以，团参谋身上所带的账目表也被打穿了多个洞，不能分辨。路过泉州时，再搭乘过路车，由于大家都不熟悉，人又多，慌乱拥挤当中，只有我父亲一人爬上了车，就是连我父亲的通讯员和警卫员也未能爬上车，车不停的开了，到了福清下车，我父亲才知道一人到达，我父亲第二天才乘车到福州，在福州下车时，正好碰上了我父亲的通讯员，几天后，我父亲团的部队才到齐。福建柴草多，有一天，我父亲下令让大家拾柴，到某村吃午饭，一会就拾了一大垛，一顿午饭也没有用完，午饭后，紧接着就出发了。从福州乘船到南平，从南平开始步行，穿过一座山，到上饶，从上饶乘火车到上海，到上海后，十兵团政治部主任召开团干部开会，说：“本想把你们编入解放军，但现在全国已经解放了，战斗不打了，所以准备叫你们复原”。由于这时已临近春节，听后大家很高兴，此时，大部分战士也认为，仗打完了，胜利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应该赶快回家，与家人团聚，因此，认为这样可以回家过春节了。然而散会后，到华东局支前司令部报到时，我父亲的老上级齐中华、张刚，对着我父亲说：“你和传仁留下，其余的都回山东安排”。当时认为，这种安排可能就是复员吧，于是，我父亲和传仁就留下了，这一下，回家团聚的梦想就被打破了，由会计发了一个月分的津贴，就各自分手告别，自由组织回山东了。后来，在一段时间内，回山东的与留上海的还保持着联系，但很少，以后，慢慢的就没有通信往来了。我父亲几个人被留下后，传仁分配到招商局任科长，我父亲分配到华东区公路局，章刚任华东区公路局局长，学民任华东区公路局人事处长，我父亲任华东区公路局局办留用人员学习班队长，我父亲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和教育留下来的国民党、资本家人员。分配任务后，我父亲等几个人临时住在虹口区某路三层楼的宿舍里，当时天还有点冷，夜里到楼上去看看，火光四起，到处是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声，称作是“二六大轰炸”，敌人的主要目标就是炸上海发电厂，我们的防空力量很薄弱，后来，没有几天，苏联就派防空部队来了，帮助我军防空，这才打的敌机不敢进入上海的上空。几天后，父亲就到留用人员学习班当队长了，还有一名同志当副队长，那个副队长不知到为什么，在一天夜里竟自杀了，也没有人追查原因，不管怎么样，还是开了个追悼会，以烈士厚葬。上任后，大家在一起吃了一次甲鱼，由于一直生活很艰苦，偶而吃到甲鱼，味道实在好吃，使人久久难以忘却。在我父亲管理的留用人员学习班中，所谓的留用人员都是资本家或国民党军官，其工资都在百元以上，而革命的工作人员，执行的是供给制，每月只发35.5元，革命的工作人员心里感到不平衡，所以，有的同志就发牢骚说，“革命还不如反革命，革命一辈子，还不如反革命一下子”。这种说法，当时在全国各地都有，后来党中央对这些言论进行了批评和解说。大约两个来月，留用人员学习班就结业了，结业后，我父亲又被分配到华东区公路局机关分总支任副书记，书记是学民，主要任务是学习联共党史，后又调我父亲去华东局财委组织科，管建党工作。
21、我记忆中的莱芜战役。
莱芜战役是在1947年春天，我已经8岁。记得，在莱芜战役的前一天，有十多位新四军就住在我们家里，他们逮了一个刺猬，用尿盆子煮着吃，还让我吃，我不敢吃。有一位排长，中等个子，红红的方脸，笑眯眯的，还用手枪在磨台上教给我打枪。我的“丫头”老爷还在夜间背着粪筐去口镇侦察，回来的时候还打了一只狼背回了家。我母亲也忙里忙外的给他们做饭吃。战斗打响了，我大爷也推着车子参加了支前，主要是推着车子向前线运弹药、粮食，到了曹村的时候，一个炮弹落在离他10米远的地方，结果被炮弹震聋了，从那时起，大爷就听不见了。
莱芜战役结束后，莱芜就算是解放了，从此，与敌人交火的日子就算过去了，也就算是过上了太平日子。战争是结束了，但地里、湾里却留下了不少的炸弹，也时不时的炸伤人。有一天，我和母亲在家东刨地，结果刨出来了一个象甜瓜一样的手榴弹，母亲赶快送到民兵连队里去了。还有一天中午，几个孩子在村北的湾里洗澡，等金子从湾里摸出来了一颗手榴弹，扔在了林地里的一个石碑上，结果爆炸了，将等金子炸瞎了双眼，使他永生成了瞎子，毁了他的一生……，似这样的岁月，也持续了一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