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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高中父阻欲回乡，良师远瞩导航帆
1、高中上海40天，笑话连篇。
对于我的上学，在上完小时父亲就反对，但那时候花钱并不多，我母亲还能供的起。到初中时，学校给我撑腰，父亲勉强进行了补助。考上高中了，花钱就多了，而父亲也坚决反对我再上学，特别是不同意我再上高中，然而，母亲却不想让我停止上学，所以考上高中后，我就转到上海去上高中，父亲也很同意，母亲也认为这可能是条路。一个农村的孩子，没见过多少世面，走出农村这块天地，看到啥也新鲜，很多事物是第一次接触，也不懂，也不会。去上海时，记得是有一辆摩托车到家里来接我去行署坐的火车，那个摩托车是谁派来的、怎么来的，我都不知道，即便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样的车，只是有点奇怪和自豪感吧。奇怪的是怎么还有那样的车呢？（样子像是现在的摩托车），自豪的是怎么还有车接我呢？。到了行署火车站，看到火车喷气笛，一声尖叫，蒸汽喷上天，与云相触及，也感到很奇怪；车站上的那些小姑娘提着茶壶喊着：“喝茶不，喝茶我先茶”，我也感到很新鲜。这一年，我父亲被调任上海市青浦县白鹤公社书记，我乘火车到上海，再坐汽车到安亭，到了安亭后还要坐船去白鹤港。到了安亭后，在安亭的一个电话亭里我给父亲打电话，在电话里怎么也听不见父亲的声音，我就使劲的喊，让父亲大一点声说，引起了周围的小孩大笑，笑的仰头哈腰，有的都笑出眼泪来了，简直把我笑蒙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我看了一下电话筒，把电话筒倒过来，父亲说话我就听见了，啊！我这才知道我把电话筒拿反了，难怪让他们笑呢！。这是我在上海出的第一个笑话。到了白鹤港我父亲的住处，是住在一个二层小楼上，第二天我就去理发，理发员问我理某某样的吧，我就：“哼”，连着问，我就连着“哼”，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听懂，结果理发员给我理了个“大油头”。我回到家里，家里的爸爸、妈妈都看呆了，但谁都不说话，此时我知道爸爸、妈妈在想什么，他们在想：“怎么理了这样一个头啊？为什么这孩子一下子就变了啊？”。我什么也没说，到了厨房，倒上了一盆热水，把头发洗开了。这是我在上海出的第二个笑话。我到厕所解手，一拉水箱上的绳子，水“哗”的一声冲满了茅坑，眼看水就要溢出来了，把我吓坏了，我赶快跑到屋里叫老娘，说：“发水了，发水了”。老娘笑到说：“那是冲厕所，冲一会水就没了，没事的”。我再回去看时，结果水真的已没有了。这是我出的第三个笑话。这些笑话又使我认识到农村的孩子真傻。在上海上高中的时侯，父亲派了两个同学给我当翻译，一个男的，叫蔡祥伟，吃饭、上课、回家都是他陪着我；还有一个是女的，叫海鹰，据说是父亲办公室主任的女儿，海鹰很热情，问寒问暖的，还和我借书看，好像是一本叫“金陵春梦”的书吧，现在回忆起来还很感激她。但当时我的抵触情续很大，认为我父亲想给我说媳妇，把我拢在那里，如果我同意在那里，那我母亲怎么办呢？。加上老师上课老是讲上海话，我听不懂课，使我的物理课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2分。于是，我给物理老师提意见：“老师，你为什么不讲普通话啊？”，老师说：“阿啦讲不来的”。另一个原因是观点上与父亲不一致，我父亲给我买了个日记本，我记了三篇日记，一篇是“什么是右派”，记载的是：我父亲领我去看“陈毅访印尼”的电影，在影幕上我看到陈毅带着年轻的夫人出国，很是看不惯，我随口就说：“带着个小老婆出国，真难看”。父亲说：“你别当右派，你要当了右派我就不管你了”。对于此话我写了一篇关于什么是右派的论述，这时我还没见过右派，但听说过右派，难道右派就是一句话？如果是这样，右派将有多少啊！；第二篇是关于珍惜粮食的论述，记载的是：一碗大米饭落上了几个苍蝇，便把大米饭倒掉了，对比一下我的母亲，在家里还没啥吃呢！心里十分难过，当然我就发了些多少人挨饿的感慨；第三篇是论“权力”，记载的是：我母亲在家里没啥吃，我建议父亲是否寄点钱帮助一下，让我母亲度过难关，父亲说：“没那个权力”，对此，我论述了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视人民的疾苦而不顾，看不起老百姓，更不能欺压老百姓。以上种种原因，使我在上海一共只待了40天，我就走了。走的时候，没有告诉父亲，没有任何手续，我自己偷着跑回了家。现在想起来，我还感到我那时的胆子还真大，也没想到会出现什么后果。在上海40天，我上海的妈妈尽量表示对我的关心，只要我在家里住，晚上睡了以后，妈妈都到我的床前看一下，给我盖盖被子，怕我冻着，但我心里不是个滋味，不向好处想，这可能就是俗话常说的“晚娘难当吧”！。回家后，我又回到了一中，我的班主任老师没提任何问题、也没问任何问题，就好像班主任老师都会料到一样，就接收了我，给我安排了座位。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我经常看到父亲戴着大草帽，挽着裤腿脚，挑着大粪桶，和社员一起在稻田里给稻子浇粪水，我心里也出现了好多疑虑和不解，我父亲这不是和老百姓一样吗？与其是种地，还不如在家里种地呢！还敢不上农村的生产队长呢！我感到我父亲当的这个“官”太可怜了，使我产生了做“官”真没意思的感觉。当然，父亲究竟为什么这样表现，也可能有他的苦衷。究竟为什么把父亲调下来？是否与此有关？我统统不解，也不想了解，过去了，不想了。
2、我的娃娃亲汇方的误会。
我到上海上高中，没有告诉我的娃娃亲汇方，汇方想的多了，也可能是她年龄大了的缘故吧，汇方给了我一封信，问：“你到上海上学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回了一封信，说：“我能远走高飞，你不是也能远走高飞吗！”。我这样回答，在当时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这门亲事的意思，是随便说说而已，又像是在开玩笑。由于40天我就回家了，回家后，我到了老娘家，我嫂子也把汇方叫来了，汇方说：“咱散了吧”，我说：“随便”，她又说：“我把那床被面还给你吧”，我说：“算了，留作纪念吧”，从此，就不再提这件事了，我的娃娃亲就这样结束了。
3、老师动员父亲供给我上高中。
我回来后，高中是又上了，但后来父亲一直不寄钱供给我上高中。为了让我上完高中，我的班主任家芳老师用学校的名义给我父亲写了信，内容是要求我父亲必须供给我上完高中。据说，信写的口气很硬，如果我父亲不供给我上学，就通过组织扣父亲的工资。记得有一天，管团委的忠德老师拿着我父亲的来信告诉我，说：“你父亲答应每月给你15元钱供你上学了”。我说：“二个月15元就不错了”。结果，在后来的日子里，也就是二个月15元吧，但我省吃俭用，还是顺利的读完了高中。
4、一个煎饼10元钱。
“三年困难时期”的中期，可能是61年吧，一斤葫萝卜樱子也要三元钱，一个鸡蛋也要五六元钱，农产品很值钱，这就是当时说的：“什么那七级八级工，赶不上园里一沟葱”。指的是当工人当到七级工或八级工的月工资，也赶不上农民在园里种的一沟葱所卖的钱多，所以，当时许多工人回了家，甚至有的干部也愿意回家。我为了少花钱，我每个星期六下午，上完了课就往家跑，到家里去拿煎饼，星期天下午回到学校，虽然离家有25里地，一般只跑一个半小时。记得有一天上午，我背着煎饼回学校的路上，我在路边稍休息了一会，有一个干部骑着自行车过来，说：“给我个煎饼吃吧，我给你10元钱”，于是，我毫不犹豫的拿出来了一个煎饼让他吃。他几口就吃没了，我再给他一个，他说：“不好意思，不吃了，我带回去给孩子吃吧”。随后，他掏出了10元钱给我，我不要他的钱，他说：“钱没用，不打饥困啊！”，我说：“要不我再给你两个吧”，他连到说了几声：“多谢了，多谢了，我是县委办公室的，姓秦，没事来找我玩”，说罢，骑上车就走了。
5、我侧面和母亲要鸡蛋吃。
在“困难时期”，仲谋叔经常吃鸡蛋，都吃胖了，我看到吃鸡蛋还真好，又不敢直接和母亲要鸡蛋吃，就说：“娘，你看，仲谋叔吃鸡蛋都吃胖了，吃鸡蛋还真管用吗？”。母亲说：“少给你拿上两个吧，还指到鸡蛋换点油钱呢！”。此事，我一直认为是仲谋叔他爷寄来的钱买的鸡蛋，所以，我认为人家的老人离婚后还顾孩子呢，而我的父亲一管也不管。后来，我也才知道，仲谋叔吃的那鸡蛋也是我二奶奶喂的那鸡下的，真是彼此彼此啊！。
6、大爷之死。
在“吃食堂”的时候，大爷给生产队里喂驴，据说我大爷因为吃不饱就吃了点驴粮食，所以就受了队里的批评。这时也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学校里买饭票，每月三十斤，不够吃的，就回家拿一点煎饼补贴一下，我母亲就得吃点野菜，省给我吃。1961年2月，就是我上高二的时候，解散“食堂”和“纸坊”，我们的家又腾出来了，所以，我们又要搬回自己的家里住。母亲说：“正五九不住东，二六十月北房空”，就是说，正月、五月、九月不能向东屋里搬，二月、六月、十月不能向北屋里搬，当时因为是阴历二月，不能往北屋里搬，所以我们就暂时住在东屋里。而我大爷不信这个“理”，就直接住进了北屋。阴历三月初三日，是星期天，我和大爷打倒罐（也叫大辘辘）浇菜园，我大爷说：“我死了以后，家里什么也没有了，就把那张睡觉的床打个薄杖子把我埋了就行啊！”，我说：“这是说的啥话啊”。到了三月初七日，我二老爷到学校里叫我，说：“你大爷死了，你赶快请假回去”。我让我二老爷先走，我说：“我天黑前赶到家”。这时，我怎么也不相信大爷会真的死了，星期天还浇园呢，身体好着呢，怎么就死了呢？。回家以后，我才知道是吊死的。母亲说：“早上你大爷没有开大门，快晌午了还没有开，母亲就拨开了大爷的大门，从屋门缝里看到大爷上吊了，这才喊人来救，但已经晚了”。晚上守灵，我就躺在大爷的身旁睡觉，二老爷和二个大叔看到大爷动，轰地一声都跑出了屋，说是大爷“有怨气，诈尸了”。而我坐起来看，大爷一动也没动，还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他们又回到屋里，对我说：“你这孩子还真大胆呢”。三月初八日就把大爷送走了。大爷的死，一是过够了，二是没啥吃，吃了点驴饲料还挨了批，怎么过啊！三是有怨气也没处说，一个人有什么过头啊！。大爷的死，我只要想起来就很伤心，大爷是个再老实不过的人了，就知道下力、干活，没享一天福，本来我有能力尽孝，让大爷过几天好日子，但我已没有了那个机会。
7、高二的时候，开始回家参加一些劳动和社会活动。
在高二的时候，我已身强力壮，只要回家，就主动参加生产队里的一些劳动，一是替我母亲干活，让我母亲休息一下；二是也能为家里多挣点工分；三是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能耐，证明我长大了，能和大人一样干活了。记得有一年，麦收时，回家割麦子，我还能打头呢！像小跑一样，男社员也撵不上我。初秋，玉米1米高的时候，培玉米沟子，培玉米沟子，就是用大厥将玉米间距之间的土刨到玉米根部，防玉米遇风倒伏，此活很累，但我也能领头，男社员也撵不上我，队长说：“别瞧不起这黄瓜秧子，还真厉害呢！”。我干活有个毛病，就是爱喝水，但不流汗，每当我培到头后，就先喝一杯水，稍作休息，我就再培，就这样，我就一直领头。按照学校的号召，假期里除了参加劳动外，也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所以，我在我们村大街的白墙上还用美术字写大标语，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当时的“总路线”。我还在小学里教歌，歌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但歌词我还记得，歌词是：“高粱红脸笑，谷穗迎风摇，田野里一片歌声一片欢笑，老社员带领我们下了地……..”，仲谋叔在暑假里就给识字班当老师，讲课。在那即将成熟的心灵里，我们能为社会做点事情，感到无比的自豪，可见，我们多么容易满足啊！
8、我小学的亓老师给我说媳妇。
在我高三的时候，北三里村的亓老师给我介绍心敏同学做媳妇。心敏同学是我初中的同学，是双烈士子女，在家里跟着她姑过，据说她姑经常打她、骂她，不给她好脸看，还不让她吃饱。她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为了帮助心敏同学，亓老师便想到把她給我介绍，认为结婚后即可脱离她姑，跳出苦海和火坑。自从亓老师和我母亲提起此事后，记得有一天下午，心敏同学到一中找我，我把心敏同学领到南河岸边上谈心，说：“你回去后，首先和你姑搞好关系，我不能找个媳妇没有丈人家”。其实，我是在婉言拒绝。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的下午，我二老爷到学校找我，说：“赶快请假回家，明天给你办婚事，连拉结婚证一天办完，家里都准备好了”。这个突露其来的消息，我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又怕二老爷生气，只好找了学校里管团委的重德老师，重德老师当着我二老爷的面对我说：“我给你开个结婚的介绍信，你看着办吧，如果用不着，拿回来再给我”。于是我二老爷就先回去了，我直到下午下了课，才开始往家走。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吃了晚饭了，薛程叔和薛文叔等几个长辈还在我家商量着明天赶集买东西以及要办的事。此情此景，我说：“几个叔叔们，你们先回去吧，我和我母亲商量一下，明天究竟怎么办，我和我母亲商量好后再通知你们”。他们听了我的话，就都走了。他们走了后，我试探着和母亲说：“你看看，又要杀猪，又要宰羊，家里又没有钱，结婚后怎么办呀？学还上吗？要不结了婚后咱一满家子拉着把棍子去要饭吧？”。母亲说：“不是你都同意了的吗？”。我说：“我哪里同意的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呀？”。我母亲说：“你的亓老师说你都同意了，只是你不好意思说，让我做主，给你办了”。我说：“根本没有影的事”。母亲说：“你看看，明天上午亓老师就领着那个女孩子来，那该怎么办呢？”。我说：“你听我的吗？你要听我的，你就什么也别管了”。母亲表示同意，由我去处理。第二天一早，我拿着外语课本，到北一里村家北的一片林地里念外语。天空晴朗，炊烟缭绕，柏树静静地挺立着，我在柏树林里，一边背诵着外语，一边等待亓老师和心敏同学的到来。一直等到上午九点多钟，亓老师自己先来了，我从柏树林里走出来，迎头截住了亓老师，还把亓老师吓了一跳，我说：“老师啊，你在学校里不是讲要晚婚吗？你怎么叫我早婚呢？”。亓老师说：“你不知道呀，那阃女是在火坑里过呀，你要救她出火坑呀！”。我说：“我哪里有那个能耐啊，你别救不出她来，把我拉到火坑里去了”。老师对答无词，没办法了，就说：“不行，这个事是你娘定的，我得去和你娘说说”。亓老师一边说着，一边从小路的一侧绕过我去，向我村的方向走去，大约走出去了10多米，我心里想，“不行，老师走了，心敏同学来了我怎么办呢？”。急中生智，我飞快的跑到亓老师的面前，两手掐腰，指着老师的脸说：“老师，你要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和你拼了，你也别认我这个学生，我也不认你这个老师”。老师看到我要和他打架，也就无可奈何的回去了。心敏同学也就不来了，此事就这么平息了，下午我就回学校了。此事给我的印象是：母亲是非常懂事理的，只要我说的有理，母亲就听我的。此事对我今后的路影响很大，试想，如果我同意了，结婚了，我能是今天的路吗？
9、给人做谋引来的麻烦。
高三的时候，大家都在埋头复习功课，但我的好同学亨恒眼确顶在女同学首首身上，有时候眼都看直了。有一天，亨恒对我说：“你能从中给我说和说和吗？”。我假装不明白，就问，“你说什么啊”。他说：“把首首给我介绍一下啊！”。我说：“你真喜欢她呀？你只要真的喜欢她，那我就斗胆试试”。下午下课了，首首回家，她的家就在城里，首首前头走，我就跟在后，在一段没有人的路上，我快步撵上了她，婉言几句后，我说：“你看亨恒同学怎么样啊？我看到亨恒挺好的……”。首首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我看到还不如你好呢！”。首首同学的回答使我没法再说话，我说：“你快到家了，我回去了”。回来后，我就尽量的躲避亨恒同学，因为没法解释。亨恒同学估计认为我说了后没有得到好结果，所以也没有再问。自从首首同学表示了这层意思后，她就有事没事的或无事找事的与我靠近乎，我就尽量的回避她，我知道，女孩的心理一旦表露，她就一定要达到，至少一定要弄明白我的意思。可我怎么说呢？说同意吧，那亨恒同学会怎么说我呢？我不成了大坏蛋了吗？。说不同意吧，首首同学的父亲就是我的老师，首首同学的哥哥又是我小学的老师，整个家庭比我好多少倍，对我又有恩，首首同学长的又不差，又很活泼，说话又很大方，我算老几呢？我没办法面对这一突露其来的冲击。首首同学一会儿靠近我，指着我的手绢说：“你用的这块小手绢真好，把哪里买的？”。我说：“你感到好就给你吧！”。这时，小手绢就缠在我的手脖子上，是我姐姐给的，我姐姐还同时给了我一块手表，我戴上手表后，觉到怪不好意思，就用小手绢包在手脖子上，一是包住了手表，不让别人看见；二是随时可用来擦汗。我解下小手绢来扔给她就走了。由于是复习高考，同学们东一个西一个的，都不凑堆，所以也没有人发现，但我很注意，我又到另一个墙底下坐下，继续看书。一会儿首首同学又靠过去，面对着我坐下，说：“你的小指甲刀呢？给我剪剪指甲吧！”。我又把指甲刀给了她，没办法，我只好进了教室。在高中里，我始终没有给她回答。大学一年级刚开始，她就给我来信了。可也巧，在大学里，我又和勤勤同学一班，首首同学和勤勤同学在初中的时候曾经谈过恋爱，首首同学的父亲不同意，把首首同学关在屋里吊起来好打一顿，如果我和首首同学通信，那么勤勤同学会怎么看我呢？所以，我给首首同学回信说：“你再来信时，得改名换姓，要不，让勤勤同学发现了，我怎么做人呢？”。这封信可能导致了她的曲解，也可能使她感到了刺激，从此以后，首首同学再没给我信。后来，我到了部队上，她到部队上去看泰基同学，我才知道她和泰基同学已经结了婚。再后来，泰基分配到行署水利部门，她也就随到调到行署教小学了，但她后来很不幸，不到60岁就得乳腺癌辞世了。
10、班主任老师的导航，拨正我人生的方向。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回想我上学走过的路，想到了父亲不供给我上学，想到了母亲在家的艰难……，所以我就不想上学了，高考复习也不积极了，心想，如果考上了大学，父亲不给我钱不还是得回家吗？这时我并不知道大学里有助学金，班主任老师知道我的心事，对我及时的指明了方向，班主任家芳老师说：“你一定坚持先考了再说，考不上没办法，考上了有什么困难再说什么困难，走到哪里说那里吗！”。结果我考上了山东海洋学院，这是我走出家门的关键一步，这一步的功劳应属于我的班主任老师的指导，没有班主任老师给我出主义，我可能真的不复习，就直接回家了，所以，在我的人生史上我忘记不了我的班主任老师。这就是我在外地工作时，每次回家都要去看望我的班主任老师，即便是回到老家工作后，我也常去看望我的班主任老师，恩情难忘啊！。
到了1982年，我去上海的时候，我上海的高中同学祥伟告诉我，高中毕业后，我上海的女同学海鹰上了新疆建设兵团，在新疆建设兵团里一个团长强迫她与他成亲，海鹰不同意，最后成了神经病人，但最终还是与他成了亲，这可真是命苦啊！。
第七章
大学思想渐成熟，一生性格初露端
1、在大学里，高年级老乡同学的关怀。
进入大学后，才知道一块考来的老乡同学共有我们四个人，我和勤勤、于兰分在水汶海洋系海洋气象专业，班内共有25个人，名真同学分在海洋生物系。大学一年级的时后，我在班内任文娱委员。刚到学校的时候，高年级化学系的老乡茂东同学，害怕我们不熟悉、想家，每到星期天就约我们四个人出去玩，问我们有什么困难，逛海边儿，洗海澡，很有点老乡亲的味道，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刚进大城市，既新鲜，又寂寞，老同学带一下我们，确实很感激，使我们很快的适应新的生活。
2、首次参加舞会。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由于刚进城市大学，看到什么也新鲜，那时，每星期六的晚上，总是在学院的“六二”礼堂里举行舞会。舞会我从来没见过，更没参加过，只知道在高中时老师们星期天偷着跳舞，跳舞的时候，还要把门关上，害怕学生看见。参加舞会要发舞票，每班只给5张舞票，我是文娱委员，舞票由我发放，第一次舞会我也去了，还有继果及于兰等几个同学。我们到时，礼堂内已经跳起舞来了，人很多。因为我们都不会跳舞，也有点不习惯，甚至还有点看不惯，只是看到彩灯转动着，灯光闪烁着，感到很新鲜，我们几个人只是坐在联椅上观看。看着看着，礼堂里的灯突然全部灭了，据说是乐队有意识的关了电灯的开关，舞场上一篇骚乱声。首次舞会就给了我一个很坏的印象，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参加舞会了。第二次舞会，继果同学又拉着我去，我说：“我看不惯那种场合，我不去了”。继果同学硬拉我去，我还打了他一拳，就是不去。那个时候，上体育课也有学跳舞的时候，叫上“跳舞课”，也就是因为我对跳舞有了看法，所以，只要学跳舞，我就去树底下乘凉，就是不学跳舞，所以，我这一生就一直不会跳舞。随着时代的开放，不会跳舞也成了缺点，为此，1995年我在省里开会时，因不参加跳舞还挨了省领导的批评。由于这个会是个宴会，边吃、边唱、边跳，我不唱，也不跳，于是省领导最后说：“今天表现最不好的就是“L”市，也不唱，也不跳，就知道吃”。这个批评我有点受不了，认为批评我个人是可以的，因为我不喜欢这一套，受了批评活该，而批评“L”市是不可以的。开会回来后，我向办公室的同志们传达了此事，我说：“你们不能跟着我学到，我老了，干不了三天两早晨了，你们年轻人日子还长着哪，要学会跳舞，一个人学好不容易，学坏并不难”。当然，跳舞也不能说成是怀事，只是我自己感到不好而已。于是，我们找了个东北小姐教了一个月，大家就都能跳几步了。
3、尧赋同学供给我生活费。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刚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的前3个月内，我申请助学金时，学院的领导认为：“他这样的家庭没有钱吗？还是先不给他吧！”。所以，我申请助学金就未被批准，使我的生活一度出现了困难。这时，我把这些不愉快的事写信告诉了我高中的尧赋同学。尧赋同学因为没考上大学，由他的叔父介绍，这时在矿煤上干临时工，每月能挣32元钱，他主动的每月给我8元，帮我解决生活费，同时，还主动的到我家，帮我母亲推磨、挑水，让我安心学习。我上学有困难的事由尧赋同学又告诉了我一中的班主任老师，班主任老师便给学院的领导去了封信，证明我父亲不供给我上学，学院的领导才批准给了我助学金，开始每月5元，后来每月9元，这才使我能继续上大学。
5、为了照顾老人，姐夫给我介绍对象。
我大爷家的我的二姐夫是沈岭村。1968年暑假，我去沈岭村看我二姐，沈岭村的客修同学去找我玩。客修同学在高中时比我矮一年级，考大学刚刚落榜，在找我玩时，我姐夫认为我们俩有意，就对我说：“你在外上学，老人的照顾问题你得放在心上啊！”。所以，没过几天，便给我提亲。这时，对于这门亲事的事我也没说同意，我也没说不同意，我只是对客修同学说：“如果我在家里找，目的就是照顾老人，没结婚以前，你就得到我家里照顾老人”。客修同学没有明确的回答，以后就通信往来，但通信并不勤，客修同学还给我做过一双鞋寄到学校，做的不好，还不如我自己做的好呢！穿上还歪歪，但我还是穿了。由于她一直不到我家里去照顾老人，我又没有在家里找的意思，所以，感情没有发展，以后客修同学参加了1964年的第一批“四清”工作组，可能是去了莱阳，从此也就出来工作了。估计到了“四清”工作组以后，一是工作很紧张，刚参加工作，热情肯定很高涨，这是很自然的；二是眼界也开放了，对我也就不感兴趣了，学生有什么好感兴趣的？要什么没什么，更何况还有个提前照顾老人的条件呢！所以信件也就不来往了，此事也就这样结束了。直到1977年，我调回老家后，在大村尊点，她也在大村，一个偶然的机会，谈起那段情节，她问我：“你为什么不同意了啊？”。我说：“我有言在先，谁让你不到我家里去照顾老人来啦!”。她说：“不过门，哪能好意思呢！，不说了，已经没有意义了”……。言外之意，她后来的婚姻有些不愉快。其实，在后来的日子里，她混的很好。
7、我姻缘的萌生。
对于婚姻大事我一直不积极，因为我的自卑感仍很强，在班内很少说话，我自己认为也没有人看的起我。但在大二的春节，也就是1968年的春节，过完了春节后，我就去上海看望上海的父母，临近开学的时候，我就从上海回学校，在回来的路上，当时必须在南京下火车，坐轮船过长江到浦口，然后再从浦口换车到济南。那时候没有长江大桥，更没有高速铁路，过长江必须用轮船，火车是一节一节的运到轮船上，再到江的对面一节一节的接起来，再开动。在浦口坐在连椅上等火车时，遇到了“L”市二中毕业的佳兴同学和她的父亲，还拿着一个大木盆，很重的，因为都是“L”市的，又是一路，他父亲让我们路上互相照顾，我给她拿着大木盆上了火车，上火车后我们就面对面的坐在了一起，一路上我们主要谈一中和二中老师的故事，以及在中学时的一些故事，特别是参加体育运动的故事，在中学时，“跑百米”她总是拿女子第一，“三铁”她在老师比赛中是济南市第一，而我只有在1500米长跑中才挂名；也谈了我家庭的一些不幸，也谈了父亲不供给我上学的事，她也谈了她父亲离婚没离成的事，知道她父亲比我父亲好，很谈的来，也很投机；在济南下了火车后，她请我吃了一次羊肉水饺，我说：“我不吃羊肉”，实际上我还没吃一回呢，她说：“这里的羊肉水饺是名吃，你吃一次就吃上瘾了”，饭后，就送我到上青岛的火车了。从那以后，我和佳兴同学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由于她知道了我上学困难的情况，也知道了我母亲的困难情况，而她已经参加了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月月有工资，能积攒几个，所以，有时她就寄一些钱给我，帮我上学，还要帮助她的哥哥上大学，有时还给我母亲寄钱；她离家近，常回家，回家时还买些东西看望我母亲，帮我母亲解决困难，我很感激。特别是她的作法以及对家庭的孝心使我很感动。她每次回家，给她家里的大娘、大爷、亲戚买好多东西，照顾的非常周全，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和好感。也正因为如此，才保持了通信往来，互相说说心里话。
10、给俄语老师找手表。
也是大三在马庄割麦子的时候，俄语老师将手表装在褂子布袋里，褂子放在麥个子上，到天黑回家的时候，发现手表没有了，他的手表是进口的，很值钱，俄语老师很着急，当时我分析，可能是褂子放在麦个子上，手表从口袋里露出头来，让别人看到了，便起了拿走之心，一下腰，就顺便拿走了。基于这种分析，我让大队书记在村内的大喇叭上喊几遍，“谁捡到老师的手表，赶快送到大队部来”……，与此同时，大队书记在村头上设了检查人员，对进村的社员进行检查，并且在地里设了埋伏人员，整夜把守。那一夜，我也在地里，害怕夜间有第三者拿走，使事情复杂化。结果在第二天一早，大队书记就拿着手表交给了老师，是谁拿的我们没有再过问，反正是手表找到了，还给老师就行了。
11、横渡汇泉湾，救人。
在大三割完麦子回到学校后，正是夏天，学校组织武装横渡汇泉湾比赛，我游到三分之一的距离时，发现后边有一个女同学落水了，有两三个人已经在救她，我也立即返回加入了救人的行列，救上岸后，我又回去横渡汇泉湾，我虽然横渡过去了，但不挂名了。后来，学校里对参加救人的事进行了表扬，但没有我，因为我仅是跟在后面，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参与了，如果在救人中出现其他意外，我不就用上了。
第八章
“四清”锻炼能力见，性格展现莽撞观
1、在溪天庄搞“四清”。
大学四年级，也就是1965年至1966年，我们参加了四清工作团，这是第二批搞“四清”，我被分在盛洋公社溪天庄工作组，负责庄里的青年工作，同时，我和学院来的焙温老师分在一个生产队。溪天庄在盛洋公社东部，离盛洋约10里地，一片平原，约有150户人家，大多数姓李，其次是姓将，少数姓栾，比较穷，主要吃地瓜、玉米饼，床上没有蓆子，就是十七八岁的大阃女也很少有铺蓆，按当时的说法，阶级斗争也比较复杂，刚进村时，上级领导可能是为了渲染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严肃性，还说有的人家藏有枪，但这个村里的能人较多。
“四清”的主要任务就是落实毛主席的“农村工作二十条”，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农村工作中的调查报告，其中包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四清”时期的纪律很严，住谁家都要认真的选择，实行“三同”，也就是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始让我住在贫农蒋华家的东屋里，蒋华有个弟弟、有父母，认为在这样的家庭里住是安全的。
这一年的工作对我的锻炼很大，为我今后的工作、为人奠定了基础，也是我对社会的初步了解，对人生社会工作的初步认识，对不同人生的初步接触。
2、第一次指挥唱歌——傻舞。
“四清”工作开始了，经过一番部署，在村东招开了一次万人动员大会，会开始时要唱“东方红”，但没有准备好指挥人员，可马上就要开会了，怎么办呢？。工作组的左组长说：“让小乔指挥吧！”。我说：“我不会啊！”。左组长说：“你不是做过文娱委员吗，怎么连这个还不会啊？大胆一点就行啊！”。这下可把我难为死了，我还没打一回拍子呢，但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已没有别的办法，不得已，我壮着胆子走上了会台，打起拍子，我采取了完小时我的少先队指导员京兴老师打拍子的样子，像舞蹈似地指挥着。指挥完后，他们评价我说：“指挥的很好，是个老指挥家”。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打拍子指挥唱歌，“傻舞”，也不知道合拍不合拍。
3、我的入党。
由于我在学校里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所以，“四清工作”半年后，工作组党支部就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我的入党介绍人是焙温老师和华泰老师，但由于焙温老师的坚决反对，第一次讨论我的入党时，没有被通过。焙温老师为什么坚决反对我的入党呢？这与蒋华的入党有关。蒋华是村团支部的成员，是我的房东的女儿，按理讲我应该同意她入党。但在讨论蒋华入党时，我还是提了反面意见，所以，由于我提了反面意见就没有通过。我的意见是：“据团支部大多数人反映，蒋华与群众打仗太多，影响团结”。就是因为这件事，使焙温老师对我很有意见，我的入党也就没有被通过。我这一次入党没有被通过，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如果党是这样，入党就必须不讲道理的去服从某些不正确的看法，那我就不入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班长同学的入党在另一个党支部内通过了，所以，班长的党龄比我早半年。
后来蒋华也入党了，入党后，蒋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在团支部内仍然与别的几个团支部委员打仗，团支部书记和几个委员们很有意见，经常找工作组组长反映蒋华的问题，使工作组的左组长感到很为难。
又过了几个月，党支部又研究我的入党问题，焙温老师仍然提了反对意见，不同意让我入党。党支部书记左组长说：“实践证明小乔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你的意见呢？”，这样，焙温老师的意见才没有被采纳，于是我便光荣的加入了共产党。
4、组织阶级教育展览馆。
在四清期间，我按照工作组的安排，搞了个有关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展览馆，我大胆的启用了由具有右派傾向的能人作画，当时选用这种人是有风险的，但他们确实画的很好，为了能使展览上水平，我还是决定用能人画。演讲员是由青年书记薛癸担任，我主编演讲词，典型事例都是本庄的。演讲词开始的第一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挂在一进门的正面墙上。团支部书记薛癸带着感情，讲的有形有色，生动活泼，在讲到伤心处时还要掉泪，就像在演戏，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日后，引来全工作团组织社员来参观。
5、烧大字报——莽撞。
我处理事有时不考虑后果，只凭自己的感觉和认识就大胆的去办。在“四清”工作后期，也就是1966年春，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在城市里已经开始写大字报了，这时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邓拓、吴晗、廖模沙”。就是在此种形式下，一是“四清”工作将要结束了，二是文化大革命的风已吹到了农村，所以工作团也号召社员给工作组贴大字报，有的社员也趁机贴出了“四清”工作组的一个女同志有作风问题的大字报。对这一类大字报我很反感，不管是否有无依据，我就派青年团的委员们，对这一类大字报统统烧掉，有时我就直接烧掉。我这种做法没有向领导回报，单凭我个人的看法所为。我的工作魄力来源于——傻劲。此事，很快就有人反映到工作团里去了，工作团就派来了二个人调查关于我烧大字报的问题，其中一个人是我大学里的张老师，还有一个人是部队上的军官。张老师直接问我，道：“你有没有烧大字报这回事啊？”。我毫不犹豫的说：“有，是我烧的，我认为关于涉及到工作组男女作风问题的大字报，不符合大方向，影响团结，且带有报复性质的，所以应该烧掉，如果此类大字报也允许随便贴，那会把运动引到歪道上去，会把运动搞的庸俗化，也会影响我们四清的成果”。当领导正在和我谈话的时候，青年团支部书记薛癸等人得知了，冲到了屋内，对着来调查的领导人，说：“烧大字报的事是我们决定的，与乔同志无关，如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由我们团支部负责……”。后来不知道是同意了我的看法，还是听了团支部书记的意见，还是“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的原因，也就不了了之了，以后也没有人再提起此事。当然，事后我也有些后怕，如果领导一直追下去，我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整个人还不像碾个蚂蚁一样容易吗！
6、床头挂外甥的照片——避嫌。
“四清”时，纪律很严。在“四清”期间，为了不惹麻烦，我住在蒋华家时，我在床头上挂上我姐姐小孩的照片，也就是我的外甥的照片，当别人问我是否有对象时，我就指着小孩的像片说：“我已经是有两个孩子的爸爸了”。但尽管如此，晚上，蒋华经常到我的宿舍里让我辅导她学习，她往往把脸靠在我的脸上，或者是靠的很近，这可能是对长辈或领导的亲热，也可能是耍小孩子脾气，也可能是油灯太暗，亮度范围太小，至于什么“爱”我认为不是那个意思，但我还是非常忌讳，因此，我就提出要求搬家。就因为这种事，一年内我搬了三次家。
7、活跃村内的文化生活——排戏。
在“四清”工作的中期，为了显示通过“四清”村内发生了重大变化，社员的思想有了很大进步，我们编排了戏剧“红岩”。在编排中，仍然选用了庄里的能人和会唱戏的老班底，尽管有的人提出了“有的人有右派嫌疑，不能参加”的意见，我还是大胆的选用了能完成任务的人。我说：“要放下过去，给人以施展才能的天地，演好戏就是向好处表现”。在当时，我这种做法是大胆的，左组长说：“你可真是个小牛犊啊！”，意思是说，有点大胆，但也不阻止我。人员定好后，由我培养的团支部书记薛癸伴演江姐，第一场在本庄演出后，反映很好，于是又演了一场，后来，应各村的要求，就在周围的几个村轮流上演，由于薛癸唱的很好，演完后，引来了不少青年的来信，有赞扬的信，有邀请的信，当然也包含了很多求爱的信，真使她有点招架不住了，老是来找我，问：“怎么办啊？”，我有什么好办法呢？我就回答她，说：“有的可婉言谢绝，有的就不用理他，有的就别往心里去”，年轻人吗，这也是对你的一种崇拜啊！。
8、薛癸最后的一次找我谈心。
薛癸是我培养的团支部书记，什么事也争取我的意见或看法，自然，我也很尊重她的意见，工作中互相配合。在“四清工作”的后期，薛癸在一个有月亮地的晚上把我叫出去，说和我谈谈心，那是在庄西的路旁，路边的麦苗已经稀稀拉拉的成行，我们各自找了一块石头在路边上坐下，月亮正当午，光线淡寒。还是薛癸先说，问道：“部队上来的排长常恒同志要和我谈恋爱，并要求在工作组撤走以前明确回答他，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告诉薛癸，说：“据说，常恒在家里有未婚妻，你要谨慎对待”。随后她又问我：“我早知道你是个大学生了，你在床头上挂的你的小孩照片是假的，你说说你的个人问题有打算吗？”。我立即告诉她：“我已有爱人，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毕业后，要回家的，因为我母亲在家里没人照顾”，我斩钉截铁地断绝了她的下一步思路。后来，她镇静了一会，又谈了她以后的一些想法，是关于团的工作问题，并希望我能常回去玩玩。1966年春天，四清工作结束了，我们也就回学院了。确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还真的去玩了一天，看了一下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到处乱糟糟的，人心都十分戒备……。
第九章
“文革”徘徊无知措，老干遭难深触感
1、工人成群到学校——抓右派。
“四清”工作结束后，我们刚刚回到学院时，本想是回到学校等待毕业分配，但遇到了工人们向学院内抓右派，工人们团团的围住了学院。此时的议论主流是：大学生们是“社会渣滓”、“修正主义苗子”、“社会主义处理品”，所以，工人们就到大学内抓右派。对于这种观点我很不服气，我骂道：“老子（指我父亲）不让我上学，我和老子治气，就是要上学，才上到今天，我怎么就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呢？难道修正主义就是这样的吗？”。在工人们刚开始围住学校门口时，学生们也在宿舍门口堆起了石头，准备打仗，阻挡工人进学校、进宿舍。对于“抓右派”学生们也同意，在这一点上学生们与工人们并没有矛盾，可谁是右派呢？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后来，学校领导担心把矛盾激化，引起冲突，便下通知，让把学校的大门全部打开，让工人们进来，看谁是右派就让他们抓吧。结果，工人们进来后，看看谁也不像右派，抓谁呢？一个右派也没有抓到，工人们从这个校门进，从那个校门出，同学们东一个，西一个，有的在楼前头看，有的在路旁看，工人们从学校内走了一趟，也没看到一个“右派学生”，更没抓到一个“右派学生”，也就算了。
2、院党委书记的动员报告——整学生。
刚回到学院不几天，院党委书记就召开了一个各班的团支部书记大会，作了关于“整学生”的动员报告，重点是整出身不好的学生、调皮的学生、有问题的学生或家庭有问题的学生。由于我对整人很烦感，所以，散会后，我召开了班委会，将会议内容一字不漏的传达了，最后我还表白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我右傾，我认为先停一下，看看风声再说”。整学生的运动没几天，党中央或者是中央文革就发出“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文化大革命中人群的划分——派别。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长时间，学生们就自动的按观点的不同而纷纷组织起来，分了几大派，直接把矛头指向掌权派的一部分人或组织称为“造反派”，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代表，这部分人大多都不是班内干部，但负责的仍然是原班干部；对“造反派”看不惯或者是对领导表示同情、也或者认为领导是正确的一部分人或组织称“保守派”，以“中南海”为代表，这部分人大多是班干部，为首的具有很高的领导水平，讲话极具有煽动能力，班干部大多数是“保子派”，简称“老保”；还有一部分人或组织处于中间立场，以“红三司”为代表，这部分人很少参加急剧的活动；还有一部分人那个组织也不参加。在我们班内，只有我和维异同学加入了“中南海”，但我参加的活动并不多，不是激进分子，至于其他人在什么组织，做什么活动，我全然不清楚，似乎是不少人在“红三司”，有少数人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我们班内，不同的派别之间没有发生很大的正面冲突，大家还都保持一个班的情意，即便是在外也没有做出破格的事来，班干部之间以及友好的同学之间的往来一直没有间断。
4、“炮打司令部”。
《炮打司令部》是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张贴的一张大字报的题目。这篇大字报，虽然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没有指名道姓，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锋芒所向，不言而喻的就是炮轰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主要是刘少奇，这个都清楚。这张大字报的贴出，标志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和公开化。“司令部”对上边而言，当然是指中央领导人，可对下边而言，自然就是各级政府了，再说，刘少奇的观点也是一条线啊，也是由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作支撑的。所以，便使文化大革命向着炮打各级政府的方向去发展，使造反派的学生们集中力量去抓大走资派，去抓“活老虎”，对眼前的小走资派、“死老虎”已不感兴趣。这里所说的“死老虎”就是已经抓出来、并已经经过批斗的领导。所说的“活老虎”就是还没有抓出来、还没有被批斗过的领导。于是便把矛头指向了市委书记。当地人胆子很小，或者是认为领导还不错，所以行动的很慢，没有做出过激行为。胆子大的全是北京来的红卫兵，这些小红卫兵基本上全是中学生，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在一个晚上，揪斗了市委书记，我也挤在人群里看热闹，只见一辆警车叫着，警灯转着，很是威风，市委书记就坐在车上。但是，当市委书记到了台上后，北京来的红卫兵一拥而上，让市委书记戴上了1米多高的绿帽子，并一脚踢倒在地，不允许分说。我十分不理解，怎么会这样的对待领导呢？第二天，市委书记便住进了军队医院，从那以后，市委书记便一直住在军队医院里，不出来了。第二天，工人上街游行，支持市委书记，并打起了“市委书记是我们的好书记”的横幅，有的甚至打出了“市委书记万岁”的横幅。“市委书记万岁”的横幅虽然打的时间很短，但被某些人抓住了，从而煽动红卫兵与工人产生了对抗，我们班这时还能组织的起来，也排着队上街游行，由班长带队，喊着“打倒资反路线”的口号，但此时我们并没有斗争目标，也没有去炮打市委，只是按照党中央的号召喊喊口号就是了。第三天省委书记穿着军装也来了，坐在敞棚汽车上沿街游行视察，目的自然是保护市委、市政府。第四天，省委书记在青年文化宫礼堂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我也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在政治协商会上，省委书记讲了意见，意见的主要内容自然是肯定市委是正确的，并指出：“有意见的可以提，各派可以协商，哪里有这么多走资派啊？”。结果，得到了医学院的学生代表的坚决反对，省委书记看到会下乱了，猛地站起来，择下军帽，往桌子上一摔，说：“不同意的给我退出会场！”，试图压住阵脚。省委书记这一发火，可坏了，那个时候的造反派学生哪能听这一套呢？更是不害怕啊！或者是就是想找茬呢！所以，会场上立刻乱成了一团，省委书记也控制不住了，于是就从后台跑了。从此以后，就看不到省、市领导了。我在想，这种领导谁干的了啊？说了不算，动武的又不行，党中央的指示又不明确，没法干啊！，躲一躲恐怕是最好的办法了。在以后的时间里，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到处都在辩论，谁是谁非，谁也搞不清楚。
5、到处都是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前期，在学校内的路两侧以及楼的墙上，全是大字报，为了方便贴大字报，在路两边还扎上了架子，专用来贴大字报，大字报上说什么的也有，但大多是揭发学校领导的问题，特别是历史问题，有的领导被逼或被吓的自杀，我们系的总支书记就是吓的自杀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也根据总部的安排参加了调查，主要是调查靳书记的历史问题，在审问的时候，靳书记就是不“交代”，我给他提示了一个问题，当时叫做“放炮弹”，他才交代了这个问题，我嫌他撒谎，便拍案而起，扬手要打，当然是吓唬吓唬而已，靳书记说：“你是高年级的学生了，你还想打人吗？打人犯法你不懂吗？”。此事我认为我做错了，老师说的是在理的，所以我就注意了，但我以后也不审了，即便是总部派我去审，我也不干了，我当时认为，搞这些事一点意思也没有，即便是他们真的有历史问题，也无需去翻腾，至少无需我们这些人去翻腾，我们再几天就各奔东西了，何苦呢？。
6、大串联。
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知》，“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大串联”。于是，全国性的“大串联”迅速的发展起来。“文革大串联”的主要形式是“步行串联”。“步行串联”可以接触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更加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有的还打着“某某战斗队”的旗子，5至8个人一伙，人数不等。大多是以去延安、井岗山、遵义和韶山等红色路线为目的地，有的同学还决心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步行串联两万五千里。这时，串联的同学可享受沿途的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接待的待遇。也有的是到北京去串联，称作是到首都取“文革造反经”，或者是接受毛主席的接见。还有的是北京的造反派赴各地煽风点火，称作是帮助“破四旧，立四新”。这些人有的叫“红卫兵”，有的是“红外围”，也有一般的学生，以大、中学生为主，甚至也有跟着大人走的小学生。真是轰轰烈烈，势不可挡。当时的串联师生免费乘坐火车和吃饭、住宿，所到之处还要热情接待，甚至还有的搞夹道欢迎，成为“文化大革命”一段特殊的风景画面。
在大串联开始后，我们班里已经都走的没有人了，我也感到很寂寞，又没事干，便和钟杲同学去了上海，到了上海，我父亲告诉我，说：“这次运动，主要是让你们锻炼锻炼，不要做些过分的事，哪里有这么多走资派啊？”。后来，我父亲也被揪斗了，我和钟杲同学就又跑回了学校，走的时侯我也没告诉父亲。后来父亲说：“那是把你们吓跑了”。其实我们不是害怕，而是感到很难办，很难处理。回到学校后，班里还是一个人也没有，大家都去搞串联还没回来。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学院的曲院长被北京来的红卫兵剃了光头，在操场上游，这叫做“放牛”。我看不惯，便上前与他们论理，说他们这是对老领导的一种侮辱。他们说：“你是什么成分？”，那个时候不会撒谎，我就照实的说：“我是中农”。他们说：“中农也没有好东西，不革命的就滚，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于是我就和他们辩论了起来。由于他们人并不多，就是五六个人吧，所以最后我就和他们打了起来，他们都是一些小孩子，那能打的过我呢！，很快我就把他们赶跑了，此事，引起了曲院长对我的兴趣和注意，便有时候和我说说家常话，但不谈政治和人。由于班内无人，在学校里又没事做，所以，我们又组织了于兰、拧欠、美广、惟一等6个同学步行搞串联，从青岛一直走到曲阜，在路过济南时，去看望佳兴同学，由于她所在的大槐树小学都放了假，没事干，所以她也跟到我们一块去串联，我们又一路经过了仲宫、翻过了泰山，住在了一个小山村的磨棚的磨道里，第二天就到了曲阜。到了曲阜后，便听到周总理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号召 ，于是，我们立即坐上火车又回到了学校。当时的心情就是怕回来晚了，也表明我们复课上学的心情十分迫切，搞运动搞的实在是厌倦了。但到了学校一看，学生们回来的很少，仍然没有复课的迹象，原来学生们已经是习惯不听话了，对上面的号召根本就不拿着当回事。
7、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从1966年8月开始，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1966年10月1日，我们也参加了毛主席的接见红卫兵，去时，按照学校里的要求，班里勒令出身不好的两个同学不能去。其他同学全部都去了。我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到北京，晚上毛主席在天门接见，并一块观看了烟火，那也是我第一次看焰火，感到十分新鲜。游行的时候，人非常多，路多宽，人多宽，人们都想对毛主席多看一眼，游行队伍走不动，周总理在天安门上，使劲的挥着手喊：“同学们！要力争上游，不要甘足中游……”，示意让大家赶快走，不要拥挤。毛主席接见后，我们在北京玩了两天，班内的班干部还在天安门前的纪念碑前照相，并拿着毛主席语录宣誓。从那以后，班内的同学很少能凑在一起，究竟谁和谁一派，在干什么，都不清楚。据说，有的还夺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权，抢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公章，指挥了三天，又把公章交给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跑了；也有的到了东北，吃了熊掌，欠了不少钱；也有的跑遍了全国。只有我跑的地方最少，或者说我根本就处在运动之外。
8、我二次挨打。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是非难辨，清白难分，理论难清，于是慢慢的转向武斗。一种“谁的拳头硬谁有理”的理论悄然兴起，派与派之间开始武斗，开始用石子、白灰和棍棒，后来用枪，一浪高于一浪，于是中央文革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号召，但很难制止。那个时候，从一校门到五校门的路两侧，扎了蓆架，在蓆面上全部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一层摞一层。在这种形势下，自然什么事情也有人敢做。有一次，生物系一年级的一个女同学，是东北人，把大字报贴在了别人的大字报上，引起了别人的不满，于是被别人抱住，掀起了她的上衣，用黑墨一圈一圈的划乳房，正好我路过，看到了这种景象，我看不惯，我上去制止说：“你们在干什么？真是流氓作风”。三年级的一个同学说：“碍着你什么事啊？”。我说：“你们是在耍流氓”，紧接着他就照着我的胸膛打了一拳。我也立即还了他一拳。他又一脚踢过来，我顺手抓住了他的脚往上一抬、往前一推，把他推倒了。当时，他们人很多，而我就是我自己，他们一哄而上，围住我乱打。当时我穿着一个棉大衣，我就把大衣向上一拉，蒙住头，随他们打去。有几个人下腰扮我的腿，企图撂倒我。我想，如果我倒了，光让他们踩也把我踩死了，所以，我就用力一轮，他们就相互压在一起了，经过足有半小时的搏斗，他们始终没有撂倒我。后来我们组织的人来了，才把我救出来。救出来后，开始我并没有感到痛，但后来却痛了一个星期。
我还挨过一次打，记得有二十多个人将一个人围在中间打，前边的人和他辩论，后边的人就打他的后脑勺，他回头看是谁打了他时，可后边的人又打了他的后脑勺，把他打急了，他就喊“毛主席万岁！”，可周围的人喊“毛主席万万岁！！”，你还少一个万岁呢，于是乱打了起来。此时，我有点看不惯，便上前劝解，结果他们转向打我，我就没命的乱揍一气，给以还击，有几个人让我打破了头，打了约10几分钟，他们感到打不过我，便停了手，有五六个人抓住我的胳臂，把我送到派出所，说我打人，我对派出所的人说：“他们这么多人，而我就是我自己，我怎么会打人呢”？派出所的所长说：“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头破了，你领到他们去卫生室包扎一下吧”。由于那时看病不花钱，所以我就领他们去了卫生室，包扎后我就走了。这就是后来我说的拾捌个人打不了我一个人的来历。
9、坏人抢劫财务大楼。
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一些人看准了国家的财务。有一天下午，野羊一伙，揭去了学校财务大楼楼顶的瓦，从上向下猛砸财务办公人员，致使财务人员口吐白沫，昏迷不醒，他们趁机抬走了财务上的保险柜。事后，总部命令我和惟一同学奉命抓捕抢劫财物、打人凶手野羊。野羊是南方人，我们本以为他可能乘船南下，所以我们乘车去了码头，但野羊却去了火车站，而且已经坐上了火车，火车已经开动。于是，我们又乘快车去追，直追到益都，我们赶上了他坐的那一趟火车。我们上了那一趟火车，在车上找到了野羊，叫他下车，下车后，他一下子就跪了下来，让我们放过他，我们动员他回学校自首。回学校后，我们把他交给了总部。但不该发生的是，总部把野羊打的很厉害，打了以后，把野羊关在一间地下室里，我给野羊送去了饭和报纸，看到打的那个惨劲，于是我们向总部声明，说：“我们不干了……”。
10、夺权，冲击青岛日报社—我的第一次主动行动。
文化大革命中期，大概是1968年1月，毛主席号召夺权，山东的汪雨夺了省委的权，当时我参加了“中南海”，“中南海”反对汪雨夺权，说汪雨是政治大扒手。于是，总部半夜里就组织上街游行、贴大字报，不让市日报社发表夺权社论。8点钟，围攻了市日报社，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参加活动。围攻市日报社的时候，一个部队上的连长站在车上做劝退演讲，被学生撕去了领章，拉下了车。这事使我认识到，戴上领章、帽徽是个威武的军人，撕去了领章、帽徽就傻了眼了。报社的铁大门，被解放军从里面用粗铁棍顶住了，学生们围在门外，推大门，大约有百余人，此时我也伴随着呐喊的号子一起喊道：“铁门能挡住吗？同学们，拥啊！”。结果，大家一齐使劲，连大门的墙躲子都推到了。大门被推倒了，就像黄河决了口一样，人流涌入报社大楼，也不知那来的那么多能人，顺着墙就爬到了四楼的窗户上，打开窗，进了印刷室。这个景像，使我第一次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和群众中的能人。但是，虽然进了印刷室，也没有找到有关夺权声明的印刷版，这时，学生们才知道是上当了。于是我们又到了军分区司令部，找到了当时的付军长，拉下了桌子进行辩论，讲：“汪雨是政治大扒手，坚决反对汪雨夺权”，付军长讲：“毛主席说，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解放军坚决支持夺权”。我们反复讲汪雨，但军长不讲汪雨，只是重复讲：“毛主席说，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感到这样僵持下去没有意义，所以，我就叫着大伙走人，学生们迅速的撤离了司令部。此过程，后来我才知道部队上都给录了像，我的名字也被列入了部队重点侦察的对象。分配的时候，对学校进行了军管，海军的孔团长负责我们系。由于我被部队列入了重点侦察对象，所以，孔团长很注意我。但孔团长认为，在司令部内，有那么多学生，而且大多还是中学生，能领出来就很不简单，所以，对我丝豪没有怪罪之意。
12、我1967年春节结婚。
由于67年6月，我们已经结束学业毕业，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到处不要人，工作也没人干，所以不能进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结婚。放寒假的时候，我从学校里写了证明信，佳兴同学也从她的单位里写了证明信，到行署的时候，我们在招待所里便举行了简单的仪式，作为婚礼，就算是结婚了。回到家后，我和母亲说：“这样，我们就算结婚了，算是旅行结婚吧，省的麻烦，还省得花钱，你看行吗？你如果不同意，再另举行婚礼”。母亲考虑后，认为这样也可以，也就算完事了。结婚的事，我告诉了父亲，父亲寄来了一床被面，还有枕头。但再回到学校后，父亲有两个月没给我钱，可能是因为买被面花了钱吧。
13、班内的毕业分配。
到了1968年，我们的毕业时间已向下拖了一年。分配的时候，由于班里一共分三派，又很长时间不能坐在一起，谁负责也领导不起来，于是军代表指定让我出来领导分配工作。此时，我也不想干，一是害怕领导不起来，二是也不愿意操这个闲心，三是也不愿意得罪人。但军代表多次做我的工作，最后我只好站出来，硬着头皮干吧。我刚开始负责分配工作的时候，班内的华温同学便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华温同学说话很直率，通常被认为是班内最调皮的同学，他对我说：“化学系他的一个女同学，有一个老师威胁她说：“你要跟了我，我就把你留在市里，如果你要不跟我，我就把你分配到新疆”，你要能把这事处理好了，我就听从你领导，否则，我也认为你不能主持公道”。我说：“情况属实吗？你可不能撒谎啊？”。华温同学说：“属实，那个女同学被逼的天天哭呢！”。当天我就将此事告诉了军代表孔团长，军代表孔团长说：“好办，把那个老师扭到一边就是了”。两天以后，那个老师果然就没有职务了，此事取得了华温同学的信任，而华温同学又代表了一派最难办的势力。后来，院分配办公室一名同学和我说：“你班里的分配由我管，只要你不说话，我保证把最好的方案分给你”。此事我认为对全班同学的分配利益有损害，所以我就告诉了军代表孔团长，军代表孔团长说：“把他换了”。二天后，军代表孔团长通知我：“从今天开始，你就成了院分配办公室的一名成员了，你系里的分配工作你可直接参于意见”。通过这些事的处理，使我稳定的控制了班内的分配权，但对其他班，我概不参与意见。在分配过程中，班长同学是我最要好的同学，我用班长家是德州，离天津近的理由，说服其他人，把最好的方案分配给了他，让他去天津台，这在当时是唯一的一个有具体单位的分配方案；勤勤同学是我的老乡，当时他与一个女同学谈恋爱，我和勤勤同学谈话，说：“你谈恋爱的那个同学的家庭出身不好，你是知道的，如果你真的同意，我就照顾你”。勤勤同学说恋爱的关系已定，所以我就照顾他两个的恋爱关系，考虑到将来容易调动到一起，所以就把他们一个分到上海，一个分到南京，两个地方都是大城市，将来容易调动在一起……。还有的同学的家长来找过我，我也照顾了。军代表将一个认为好的方案想给我调整了，对我说：“这个方案是给你留的，你不用讲，我调换给你”。我不同意，我说：“方案是我定的，我不能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不能调换”，由于我的态度坚决，所以，军代表就按我的意见定了。在当时的分配中，凡是我能照顾的我都照顾了，唯独没有照顾我自己。最后，我就到了部队上，进行劳动锻炼。所以，在院分配中，与其他班相比，我们班是最稳定的。为此，军代表孔团长也送了我个“无私之人”的评语，并说：“今年部队上不留人，如果留一个，我也把你留下”。不少的同学，特别是班干部，认为跟到我可能有好处，不少人也跟我一起上了部队，进行劳动锻炼。
14、吃第一个苹果。 在大学里定了分配方案后，还没走就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43.5元，发了后，我和班长、班宣几个人，去了一个小饭馆，共同吃了一頓饭，一人一杯啤酒，我喝了一口，感到很不好喝，像马尿似的，我就不喝了，由班长喝了。吃了饭后，到了海边，买苹果吃，这是我有生以来吃的第一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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