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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社会渣滓”无人要，参军下海人造田
1、当兵的任务。
在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受大学生是“社会渣子”、“修正主义苗子”、“社会主义的处理品”舆论的影响，当然，也可能是到处都在停工、抓革命、不抓生产，要人的事谁管呢？或许是学生爱造反，地方害怕将学生分配来后造了反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大多数都没有具体分配单位。1968年6月，在毕业分配时，省内留了一部分，也没有具体单位，据说是省里留的后备干部，留下的这一部分，全部到了67军，就是到6144部队学生连当兵锻炼，我们班就是我和班宣同学两个人到了6037部队，部队所在地是即墨县金口港，背靠大海，南邻一条淡水河—金口河。到了后，住在即墨县金口港的一个旧社会妓女院内。住的安排好了，也进行了分班，我被分在一排一班，共有10个人，我任班长，班宣同学被分在第二排。紧跟着就是动员报告，师首长报告中说：“……我们的任务是围海造田，一年内，要从海里围出3000亩地，通过金口河淡水压碱，保证当年亩产稻子500斤……。
2、我们班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螃蟹，也因此引发了一段“老日”的故事。
一切安排妥当，任命我们班干的第一个活就是抓螃蟹，目的是改善生活。在河里抓螃蟹的时候，山大的一个姓孙的同学讲了个故事，内容是：“他在大串联的时候，走到菏泽的一个乡村，碰到了一个老头在晒太阳，和他要烟抽，他不给老头烟，老头说，你们还不如老“日”好呢，老“日”在的时候，还给我烟抽呢！”，（老“日”指的是日本鬼子）。听了这个故事后，同学们抓住一个螃蟹，在向岸上扔螃蟹时，同时向在岸上拾螃蟹的同学喊道：“给你个老“日”！”，一个人抓住螃蟹了，就向岸上喊一句“给你个老“日”！，另一个人抓住螃蟹了，还是向岸上喊一句“给你个老“日”！……，大家都认为是在开玩笑，谁也不拿着当回事儿，这种玩笑开多了，有时候给别人什么东西也说给你个老“日”。有一天早上，我们班的点佐同学到井上去打洗脸水，女班的班长也拿着水桶等着打洗脸水，点佐同学从井里提上水桶后，本来是帮助女同学做好事儿，往女同学的水桶里倒上水，但又跟随说了一句：“给你“日”上一桶”。这下可坏了，女班长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团长，说是点佐同学侮辱了她。团长听了后，便找到了我，说要批判点佐同学。我与团长讲了关于“老日”的来历，说点佐同学是说溜了嘴，是一种口下误，是开玩笑的。团长批评我说：“你阶级斗争觉悟不高”。这是我第一次得到阶级斗争觉悟不高的批评。当然，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分析什么问题，也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以，团长就说我是阶级斗争觉悟不高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3、垒大坝，开地头批判会。
我干的第二种活就是挖泥片、运泥片、抱泥片、垒泥片。这个活很累，又很潮湿，干一天下来，不光浑身痛，而且胳臂特别痛。那个时侯，为了突出政治，兴地头开批判会，称作“地头批判会”，也叫做“抓革命，促生产”。记得有一天上午，我班在大坝的南边干活，休息时，开地头批判会，由于都怕说错话，一说错了话就上纲上线，所以谁也不愿意发言，更不愿意先发言。山大的海晨同学想积极表现一下，带头发言，这本来是好事，应该积极支持。发言的内容当然是批判刘少奇的资反路线。那个时候的发言格式，中间往往插入口号，表示发言的激情，但他在发言的中间插喊了个错口号：“打到毛主席”，这个错口号一喊出，海晨同学吓的脸一下子变的蜡黄，大家也都吓坏了、吓呆了、吓懵了，我也吓的不知所措，场地变的一片寂静……。大约有十多分钟，还是由海晨同学自己打破了这种寂静，海晨同学颤抖着说：“刚才我喊错口号了，我再另喊了，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我的发言讲玩了”。可能一连喊了十多个“打倒刘少奇”吧。然后我没有任何表情的说：“事情都过去了，开始干活吧”。再劳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海晨同学自己上了大坝以北去劳动，这时的大坝已有半人多高，我怕出事，也不停的瞅他，观察他的动态。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连长回报了此事及其此事的发生过程，我说：“这是一种口下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连长通知我说，团里决定开批判会，批判海晨同学。我坚决反对，我说：“喊错了再喊回来就行了，谁还保证不说错话呢？”。团长把我叫了去，又一次批评我阶级斗争觉悟不高，这一次批评要比上一次严厉的多，似乎是在发火，并指责我“出了问题你负责任吗？”。但我提出了个要求，不准给海晨同学写入档案，给海晨同学造成一生的遗憾。当时团长答应了我的要求，但后来的情况是：分配的时候，连长与学生排长一起到省公安厅状告了海晨同学，并要求省公安厅来人逮捕海晨同学，当时省公安厅的同志也同意到部队上去抓人。但连长回到连队后，省公安厅的同志又打电话来告诉，说：“不去人逮捕了，还是以群众扭送为好”。既然省公安厅也怕抓错，引来麻烦，当然部队也怕出错，不敢轻易发动群众扭送，也得想个巧妙的办法。此事一直到从部队上再分配的时候，以分配到省城为由，由分配到省电视台的同学和分配到日报社的同学把海晨同学非公开的押送到省城火车站，他们都是一个大学毕业的。此时，海晨同学并不知到自己是被押送。到了省城火车站，一下火车，省公安厅的人员就把海晨同学抓走了。此事，到了71年，我到省里办事，碰到了海晨同学，我问他是如何处理的，他告诉我说：“到了省公安厅后，经过一番调查，也没有发现其它问题，便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把我分配到省农机公司，但扣了我一级工资”。此时，我对他说：“结果还不错，还是要相信共产党的，你比我还强呢！我还在海边上转悠呢！”。
我的仲谋叔看了这一段，说：“在那个年代，类似的事件并不鲜见，有的还会造成惨案”。仲谋叔也讲了下面的事件：某君写“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的标语时，‘欢’字的偏旁‘又’子写的不太好，看起来像个‘口’，结果标语被某些人看成了“热烈吹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汉字的奥妙真是深不可测！令人惊叹！但是某君的下场可就惨了！不过还好，他没有生命之忧，只是无意中制造了一个带有血泪的黑色幽默笑话。和仲谋叔很要好的一个从事编辑的同事苏甘圣君就没这么幸运了：苏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1968年春天，他在报纸上作宣传栏布局的草图时，苏君不小心或无意识的在主席头像下面写了“打倒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被某些人认为是‘反动标语’，而受到严厉审查。苏君是一个争强好胜、一路顺风走过来的人，哪能经受的起如此惨重、如此残酷的打击呢!?，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认为一切都完了，不值得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於是，才气横生、风华正茂的苏甘圣含冤吊死在办公室的窗户上！如此的悲惨，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4、劳累潮湿过度——怪病。
有一天夜里，我和另一个班的副班长站岗，这个副班长问我说：“你的球蛋痛吗？”，我说：“不痛啊”，他说：“我的球蛋痛，其他班里的男同学球蛋痛的人还多，其中有一个男同学还没了一个球蛋子子呢！”。一个同学没了一个“球蛋子子”我已经听说了，他的老婆还找了连长呢！。因为得病的人太多，议论的人心惶惶，连长也不得不信。第二天一早，连长知道了此事后，既然是多数人得病，经过分析，便认为喝的井水有问题。听说很早以前，井里曾经掉进去一只病羊，可能是喝了井水引起的“球蛋痛”吧。于是，连长便派人用大石板把井盖住了，并打了一瓶水，派人送到省里师部去化验。经师部化验以后，认为井水没有问题。师部便派来高级医生进行检查，检查了一个星期，做出了结论，说：“一个同学睾丸没了一个，属于先天性构造不良，其余大多数人是由于劳累过度，潮水浸泡时间过长，引起了睾丸静脉曲张，神经传导错误，传导成球蛋痛，我们保证一个星期内治好”。医生表了这个态后，便紧急治疗，一个礼拜后，大家便不再议论此事了。过后，团里召开了一个全团大会，团长作报告说：“中国人曾经犯过三种病，某某年代，中国人犯了一种病，叫恐美病（指害怕美国鬼子）；某某年代，中国人又犯了一种病，叫恐日病（指害怕日本鬼子）；到了70年代，在6144部队，也犯了一种病，叫恐蛋病（指害怕球蛋痛）”。同学们听了，哭笑不得，因为连队里也有女同学，怎么能笑的起来呢？。
5、我们班得病的最少。
在垒大坝过程中，大部分人都有了病，但我们班没有人得病，我不但没有病，而且身体还特别好，特别有力气，特别能吃，中午如果是吃大糖包子，我能吃9个，如果是吃肉炒大米饭，我能吃一大碗（约1斤多），我和排长抬泥框，把排长都压趴下了。为什么我们班身体好呢？我考虑与在泥水里的时间少有关系。在团里分配活时，以我的优势和爱好，我选了推小车的活，我把我们班建成了推车队，每人一辆小车，推沙子，推石子，都是单攻，每一车都在400斤以上，只有在上埃头时，才互相拉一拉，所以，我们班没有得病的，特别是没有得“球蛋痛”的。
6、战雪地。
68年的冬天到了，冰封雪盖，但还是要坚持干活，否则就完不成任务。快到68年春节的时候，我妇人到部队上来看我，看到我的鞋、脚、小腿全结了冰，非常心痛。但那时，并不感到苦，而是很愉快。
7、打靶。
我们虽然是部队，但很少拿枪。但也不能连枪都不会使吧，所以，劳动之闲，部队也教给同学们擦枪、拆枪和打枪，有时还要举行打靶比赛。记得有一次打靶，每人10发子弹，我打了99环，我打了个第一名，连长说我是神枪手。我们班的海晨同学，一发也没打中，也不知道海晨同学是咋搞的，一打，子弹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连长很生气的指着靶子说：“海晨，前边就是蒋介石，给我打”，海晨一扣扳机，子弹还是飞了，连长说：“你怎么连蒋介石也恨不起来呢？，回去后，要好好给我检讨”。其实，我估计那是在扮枪机的那一霎那用力过猛所致，是对敌人太狠了，本来是按要领已经瞄准了，但狠劲一扣扳机，枪杆一动，子弹就飞了。
8、育秧。
69年的春天，3000亩的海滩已围成平地了，地也都整好了，为了种上稻子，先要育秧苗，同时也种了些南瓜。稻秧苗子和菜都长得很好，当地老百姓就去偷，于是在夜间还要看坡。连长讲：“老百姓来偷，要采取吓而不抓，抓而不打，打而不死的原则……”。意思是说，来了小偷，一般吓唬一下，让他跑了就算了，万一抓住了，可千万别打，如果失手打了人，可千万别打死了，打死了就麻烦了。后来，就采取看到谁家来偷，就向谁家送菜的办法，感化老百姓。结果这一手还很灵，老百姓不但不偷了，反而还帮着看坡。育秧的时候，地里的小螃蟹特别多，晚上，用手灯照，一照，螃蟹就找不着洞口了，很好抓，一晚上能抓一水桶，白天就用锅煮，煮熟了，大家都来抢螃蟹吃。
9、插秧。
大概是在6月份吧，就开始插秧了，有一个部队上的排长是南方人，教给同学们插秧，我一看就会了，插着，插着，我就跑到排长的前头去了，插的速度还不如我呢。在以后几天插秧的日子里，都是我打头，打头不仅要求速度快，还要打直笼，排长说：“你还真是个插秧手呢！”。
10、推稻草。
用小车推稻草，不重，但很难推，主要原因是看不见路。特别是过河时，在河上只担了条50cm宽的木板，一走一搧悠，一走一搧悠，如果风再一吹，车子就倒在河里了。在这种过河的情况下，开始他们大多都不敢推，都是我一个人一辆一辆的推过去，然后再让他们推。
11、装车。
1969年的秋天，稻子丰收了，收割的稻子，放在场里，用脱粒机脱粒，将稻粒子装在麻袋里，由汽车运走，这时，我被分配去装汽车。装汽车的时候，在汽车的后边担上一根木板，用人肩扛装车。每一麻袋有180斤重，每人一麻袋，不准互相帮忙，用两手抓住两个麻袋角，用力一扔，背在肩背上，从木板上一走一搧悠、一走一搧悠……，把麻袋背上车。这样干一天，到晚上腰痛的难以入睡。到了第二天，大家还是咬着牙那么干，谁也不肯掉队，誰也不说累。
12、初知父亲又被打倒。
记得收稻子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三结合”的中期。所谓的“三结合”，就是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中，要有“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组成，实行三结合”，在这种形势下，父亲也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结合到政法学院领导班子”里去了。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结合后不久，父亲在一次学生会议上的讲话，引起了造反派的反对，于是，父亲又以“对造反派的脾气不改”的罪名被打倒了，还扣了父亲的工资，看到父亲的来信，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看到了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的处境，被整的惨状，所以也能想象到父亲所要承受的苦难。而对于我，也要面临别人的另眼和猜疑。我当时能做到的，一是表面上要和父亲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还要偷着给父亲寄些钱，帮住父亲度过生活上的难关。我能这样做，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其心情也是相当复杂的，我也享受了被打倒的走资派后代的滋味。后来，我到上海时，听父亲说，父亲再次被打倒后，是直接被软禁在一个小房间里，让不停地写检查；有时候，就将父亲拉出去批斗，让父亲戴上大牌子，採住头发，抓住胳膊，用力按住父亲的头，一会让低下，一会让抬起来。那些“造反派”不知把哪里弄来些乱七八糟的事件，让父亲回忆、写检查，稍有怠慢，“坐飞机”、“被批斗”、“挨打”是常事，每次遇到刑罚，父亲就说：“日本鬼子的刑罚我领教了，你们快赶上日本鬼子那一套了”。父亲还说：“被日本鬼子抓起来的时候，我是千方百计的逃出去，因为我有明确的敌我，有明确的斗争方向，现在被造反派抓起来了，我不会跑，因为分不清敌我和是非，我只好等待历史的发展……”。父亲的态度，“造反派”是不满意的，有的“造反派”就把绳子拽给了我父亲，逼我父亲上吊自杀，我父亲说：“只要你们不把我打死，我是不会死的”，可见，父亲的意志还是坚定地，对未来是有信心的。当然，我父亲也已经听说，有的老干部已经被打死，但我父亲此时就一个信念，“活下去，就有希望，总有一天会还一个清白的”。听了父亲的这一段叙述，使我认识到父亲是：一个钢强的人，一个有主见的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当然，我父亲也谈到那些打死人的“造反派”，后来都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13、批判会上一句话吓了我一跳。
那个时侯，连里也经常开批判会，由于害怕说错话，批判稿都写得很认真。有一次，全连开批判会，让我到台上发言，我到了台上后，就念我写好的发言稿，念着念着，突然，下面的人都瞪大了眼看着我，班宣同学还给我打手势。我念完了，走到连长的跟前，连长收去了我的讲稿。我坐到班宣同学的跟前后，班宣同学说：“坏了，你讲成以反革命的两手对付革命的两手了”。我说：“我没有讲错，我是讲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啊！”。连长看了我的讲稿，讲稿上写的是：“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没有写错，连长没再说什么，此事就这么过去了。当然，如果讲稿上写错了，我就倒霉了。
14、部队上的再分配。
1969年底，在部队上进行再分配。所谓的“再分配”，就是从部队上分配到具体的工作岗位上去，后来才知道，这是决定人的一生命运的事。在第一次公布的再分配名单中，全团留8个人，其中就有我。恰在此时，收到了父亲结合后又被打倒的信。当时，我对部队非常信任，便把父亲被打倒的信让连长看了。几天以后，团长就告诉我，说：“你不要留部队了，你老婆在省城教学，为了照顾你，就把你分到省直轻工部吧！”。当时我并没有认为与父亲又被打倒、关起来的事有关，我认为领导是在照顾我，所以，我没提任何反对意见。结果最后走的时候，连长告诉我说：“省直轻工部把你分到海边盐场去了，你自带档案去海边盐场报到吧”，并嘱咐道：“去时，先到县招待所，然后让场里的车去接你”。当时我并没想到是别有用心的安排，而是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更没有想到家庭和照顾老人的问题，所以就认为，何必架子这么大呢？，用不着让场里派车接，就直接到场里去吧。由于我认为海边盐场就在海边村，所以我一票就到海边村了。到海边村的时候，已经落太阳了，我一看，四处无人，也看不见村庄，只有孤零零的两间房子作为汽车站。于是，我问司机，说：“这是到哪里了？”。司机说：“你去哪里啊？”。我说：“我去海边盐场啊”。司机说：“海边盐场离这里还有60里地呢！”。我一听，啊！天哪，我该怎么办呢？我恳求说：“我打个电话可以吗？”。司机说：“你报销吗？”。我说：“报销啊！”。司机说：“那你明天去邮电局打吧”。我说：“我不报销了，我自己拿钱吧”。这样，司机才给盐场里打了个电话，盐场里连夜去车接我到了场里。一路沿运盐河的岸上走，看了盐场里的夜景，到处是灯光，映衬在水里，感到很美丽，心情也十分舒畅，应该说舒畅的非常无知，仍然像个小孩子，对未来的前景一片空白，只知道党叫上哪就上哪，党叫干啥就干啥。
父亲被打倒为什么用政法学院的信纸和信封，起初，我认为父亲可能是结合在政法学院的领导班子里，可后来的交往中，无论是父亲，还是兄弟们，都不提这段事，所以，我也很茫然，再往后来，我也就不再追这段事了，认为父亲在政法学院这段历史不真实。直到2011年12月，与新海妹谈论父亲的经历，我又提到父亲用政法学院的信纸和信封给我写信的事，新海妹这才告诉我，那时，父亲是在市委派往政法学院的工宣队里工作。那么，那封用政法学院的信纸和信封给我写的信，究竟是谁写的呢？如果是父亲写的，可父亲说，他被打倒的事从来没告诉我啊！这真是个迷。
第十一章
企业弃官闯业务，为孝母亲回家转
1、在盐场过了第一个春节。
1969年的春节前的几天，可能是腊月二十四五吧，我就到了海边盐场，报了到以后，场党委佳书记说：“场里都放假了，只留了些看家的，也没有事干，你就回家过年吧！”。我说：“我刚来，怎么接到就回家呢，还是我在这里看家，你们回家过年吧”。于是，领导给了我一杆枪，让我看家。这一年的春节，我夫人也去了，我拿着枪打兔子，结果有一只黄鼬钻到一根歪倒的电线杆子里去了，我把电线杆子的一头用麻袋堵住，在另一头烧火熏烟，黄鼬急了，硬是把麻袋顶开跑了，真没想到，黄鼬急了还有那么大劲。春节期间，我们逛盐田、盐码、码头、运盐河，当时的心情，还真是孩子气，没有感到任何的不好和艰苦，对没有人烟的环境也没有感到寂寞，相反的，看到运盐河河岸上的风车，一排排的不停地、吱呀吱呀的转动着，抽水，还大发诗兴，说：“啊！风车吱吱叫，河水潺潺流，盐田水波荡，海鸥低空翔，一片江南风光”。
2、不愿意做官思想的确立。
几经风雨，在我刚进入工作岗位之时，就确立了一个“共产党的“官”不能干”的想法，立志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这个观点，奠定了我的一生会是什么样，自然，这个观点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有的人听了我这个话后，说：“你这个思想是反动的”。我说：“这不是一个带有号召性的口号，指令他人去做什么，而是一种我个人人生之路的选择，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反动”之意，老百姓也得有人干啊！”。那个时候的“官”工资并不一定高，做“官”者也不敢去提钱和利的事，人也没有这么多私心，你稍有点个人的想法，就要“斗私批修”，所以，“官”的吸引力并不大。对于人为什么要作“官”，自古以来有各种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无不与个人的处境、环境、条件、经历、人群、目的有关。共产党要求作“官”者要“为人民”，但说起来容易，做到并不容易。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做的比较好的，而在现在是很难做到的。就连周总理讲的“共产党人不是为做官，而是为做事”、邓小平讲的“一是为做官，二是为做事”，能够切实做到的人又有多少？而绝大多数的人对作“官”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一种庸俗的基础上，特别是现在，认为做“官”光荣有名，做“官”可以有权、有人、有红包、有购物卡，做“官”可以提工资、高收入、高津贴、高待遇，做“官”可以呼风唤雨、发号施令，做“官”可以高人一等，特别是高于老百姓，做“官”可以光宗耀祖，做“官”可以发财，做“官”可以具有不劳而获的终生优越待遇，做“官”可以治人，治人可以得到无穷的乐趣……，凡此种种。纵观历史，对做“官”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战争时期，国难当头，连命都保不住，有多少人为国捐躯，还考虑做什么“官”？在解放初期实行供给制，谁还考虑做“官”为要钱？在毛主席领导时期，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贪污和作风问题最臭人，哪个“官”还去贪污、去玩女人？改革开放以来，要求部分人先富起来，谁还去争穷？当然有条件的官员和人群先富起来了，追求有“钱”已成了当代所有的人的共识。确实，没有“钱”已经没法生活，孩子上学要花大钱，买住房要花大钱，生病要花大钱，“钱”已成了一切的代言词。有的高级领导在会议报告中讲到：“……有啥也别有病，没啥也别没钱……；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万不能的……”，一语即导明了时代的特色。那么，钱哪里来呢？当然，做“官”是来钱的捷径，做“官”的人可以利用权利、灰色收入、先知政策、条件、信息先富起来，有了“官”就能有相应的高档车、宽大明亮的房子、低价多房、优厚的待遇，甚至还有二奶……，有了这些条件谁还不想做“官”呢？你就是真心不想去做“官”又有谁相信呢？。曾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某某主席对一把手批发的文件有意见，指着批语对我说：“老乔，你要当了主任可不能这样批啊！”。我说：“我没有那个欲望”，这是我的真心话，一生也是这么做的。但某某主席却说：“你捞不着呢！”，意思是说，你想当主任也捞不着，你装么啥呢？。此事可以说明，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说你不想做“官”也没有人信，因为以上这些条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所以便引来了无数人竞走独木桥，他们你争我夺、尔愚我诈、抓辫鉆营、拉关系、跑门子、找后台、阴谋诡计，甚至不惜重金买“官”、卖“官”，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但说到底都是为了利。做“官”的人把“争”放在第一位，无“官”争“官”，有了小“官”还要争大“官”，因为“官”升一级利升好几等，为何不争呢？所以即便是得到了利也十分辛苦。当然，也有的领导人分析了多少贪官贪心无尽，伏法后亿万均被没收，终归国家，说：“钱多少算多啊？够花的是自己的，再多了是人民的，所以才叫人民币”。而我确不然，我看透了这一切，我自己选择的路，至死也不回头。不就是为了钱吗？不就是想让自己家的生活过的更美好一些吗？何苦去走那些弯路呢？所以，我视做“官”如粪土，我一生选定的路就是做一个劳动者，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者，做一个不穷的劳动者。我不想做“官”的思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首先是我父亲的离婚。父亲南征百战，好不容易盼到了解放，本想过几天好日子，可父亲做了“官”，确与母亲离了婚，做“官”就离婚，这样的“官”能做吗？这是我对做“官”没有好看法的萌芽期，当然，这可能是我孩童时候的幼稚想法。然后就是59年去上海的时候，看到我父亲挑大粪浇稻田，感到做“官”真没意思，这不是和社员一样吗？还敢不上社员呢，社员回家还能休息呢，这时我并不知到父亲为什么会在稻田里浇粪，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再就是在四清工作时，工作组的副组长，姓左，听说是十七级干部，人很老实，办事很认真，分析问题条条是道，我也很佩服他的为人，这样的好人怎么被打成右派了呢？至少我认为是好人，所以使我产生了同情感。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的好院长被剔了光头游街、扫地、被批斗，我十分难过，共产党用人怎么反而把子呢？我的系总支书记，怎么无奈自杀了呢？因此，我大学一毕业就下定了决心，一生不做“官”，做一辈子好老百姓。
既然做老百姓，就要明白什么是老百姓。什么是老百姓？老百姓就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以劳动为本分，以劳动致富为光荣，以服从党的领导为主线，光明雷落，诚信做人，说实话，说真话，与世无争，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就干出点名堂来，放到哪里，就要在哪里起个泡泡；劳动者就是拼命地干活，不停地前进，不怕困难，永不闲着。可能有的人对老百姓不这么认识，但至少我要对老百姓有个定位的认识，要不，我怎么做老百姓呢？。这里有个问题，有的人也这样问我：你不做“官”怎么也有一定的“官”位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不认为是“官”，只认为是加大了工作重担，负有更多的责任，没白没黑地干，同时，也给了我将工作做的更好的条件，更好地去联系群众”。有的人一做了“官”，就要穿上上等衣服、染了发、家里要来个大变样，连走路也变了架子，说话变了调子，而我还是那么“土气”。曾记得有一群众向某副市长反映问题，某副市长说：“隔级不说话”，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怎么当了“官”和隔着级的老百姓就不说话了呢？难道老百姓是够巴做“官”的不成？反正我一生没有够巴过当“官”的，更没有向当“官”的低过头、弯过腰。我认为这样的“官”还是不去做的好。
我是进入海边盐场的第一个大学生，又是党员，又是班干部，写的又好，自然是提拔的苗子，所以场领导让我当办公室秘书。我知道这是做“官”的路子，也是领导对我的信任。但基于我的思想上不想做“官”，所以我就坚决不干。于是场领导三个月没有安排我工作。在这三个月内，让我在办公室里打杂、写材料、写毛笔字。后来开始搞“一打三反”，就让我参加“一打三反”工作。“一打三反”是按照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开展的运动，即1970年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以及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当时中央认为：在经济领域内，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与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相互勾结，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时，有些单位大兴土木，挥霍浪费国家资财。为此，中央提出，有必要在全国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坚决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要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
上述3个文件下达后，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干部进行了审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场内也成立了“一打三反”办公室。“一打三反”办公室的领导让我领到三个老工人去搞外调，在外调的材料中，有一段涉及到场党委书记參加了吃喝。对于这样的材料，大家都很谨慎，有一个老工人说：“把这一段删去吧”，我说：“这不是大问题，不就是吃了一口吗，留着吧，回去后我和党委书记说，如果党委书记不同意再抹去也不迟”。回场后，我和党委书记汇报说：“今天的材料中涉及到你参加了吃喝，不是大问题，如果你认为不合适，我用毛笔抹了去”。党委书记当时没说啥，第二天就批评了“一打三反”办公室主任，说：“你怎么让他们去整我呢？”。看来，这一次是让领导不满意了，又过了几天，领导就同意我干业务的请求了，于是把我分配到生产科，负责盐业生产天气服务业务。显然，这一次外调是把领导得罪了，但我达到了干业务的目的。
3、十斤螃蟹换来了司机的长期友情。
那时候，海边的螃蟹很便宜，半斤重一个的螃蟹，只有5分钱一斤。有一天，我买了10斤螃蟹，用网袋子提着，长途汽车站就在我的门口，停车点离我住的地方不远。长途汽车傍晚刚到，司机和售票员一下车看到我提着一袋子螃蟹，说：“这螃蟹真好，吃一个死了也不亏”。我听到这话，我马上把买的10斤螃蟹送给他们了，说：“你们俩拿回去吃吧，很便宜的，以后想吃就找我，我这里随便买”。从那以后，司机和售票员每次见了我就问，回省城吗？什么时候走，你就上车，不要你的钱。当然我也理解，这是一句客套话，但如果是现在，恐怕客套话也没有了。话是这么说，但我一回也没有坐车不花钱，只是结交了个朋友。说起那螃蟹，在内陆是买不到的，个大、肉肥、黄多、味美，即便是现在化上百元一个，也买不到那么好的螃蟹。特别是春天的螃蟹，实在是又肥又大，我夫人总是买一些，放在卤水里让螃蟹喝饱，然后放在缸里闷起来，当咸菜吃，其味道像是臭鸡蛋，虽然有点臭味，但很香，可吃到春节。
4、我的家庭还有什么问题？。
在海边盐场工作了半年后的一天，我夫人从济南把我的书寄到场里，我到场办去拿。去拿书时，遇到了场党委书记，党委书记突然告诉我，说：“小乔，你的家庭问题正在研究”。“家庭问题”一词，在搞阶级斗争的年代里，通常是指家庭出身、家庭历史、社会关系方面不好的一面，所以我听了后很不放心，心理想，我的“家庭”又出了什么“问题”呢？我父亲又有什么问题了？怎么“问题”就没了完呢？我很纳闷。由于长期受父亲“问题”的困扰，神经比较紧张，所以，一听是“家庭问题”，思想上就没向别处想，就认为我父亲又出了什么问题了。于是，我找了我生产科的周科长，把场党委书记的话以及我的一些问题告诉了周科长，让周科长给我打听一下，到底我的“家庭”又出了什么“问题”？。周科长很热情，当天就去找了场党委书记，问了后回来和我说：“场党委书记的意思是想把你夫人调到场里当妇联主任，没有别的意思”。既然不是我父亲的问题，我也就不担心了。
5、我夫人的调动。
既然我知道场领导是想调我夫人到场里，我想，调动是个大事，肯定得找我谈话，争取我的意见。于是，我便耐心的等待着和我谈话，谈话时我好提提条件。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没等来谈话，但没想到的事发生了。10多天后，场里领导没有跟我谈话，便派场办人事科王科长到省城办好了我夫人调动的手续，场办人事科王科长拿着办好的人事调动档案，到了我夫人的工作单位，和夫人工作单位的领导说了调人和手续已经办好的事，当时我夫人正在工作，领导便派了代办人员把我夫人换出来，会见了场办人事科王科长。场办人事科王科长说：“跟到我走吧”。我夫人认为是开玩笑，便随口说：“俺去不了”。场办人事科王科长把人事档案往桌子上一放，说：“手续已完全办好了”。此时此事，我夫人认为是我同意了，甚至认为是我安排的，所以也没有反对。随后，我夫人又到市团委去办团的关系，市团委的领导说：“你怎么到那里去呢？，那是有名的穷区啊，穷的很，下去容易，上来可就难了，先给你办了，看看不行赶快回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场领导已经派人去办手续，更不知道已经办好了手续，我还在等着领导来和我谈话呢。就这样，我夫人也就糊里糊涂的调到了场里，我也糊里糊涂的默认了。到了场里后，我们也没再提什么问题，也就好好的过日子了。后来才明白，场里的目的就是把我拴在场里，此事，为以后的调出增加了许多困难，甚至几乎成了不可能。我夫人的这个调动过程，说明我们多么无知，多么幼稚，给我们后来带来了多少灾难；也说明领导多会办事。
6、夫人在盐场内的工作。
场领导决定调我夫人上场里去时，领导说是调来干妇联主任，这是怕我不同意，给你个“官”不就同意了吗？。但将我夫人调到场里去以后，场领导就不再提此事了，因为调的太容易了。到了海边盐场后，将我夫人安排在化工厂办公室，分管基建，管拉砂的马车，管挖运盐河。管拉砂的马车，就是基建用的沙子，全是用马车拉来的，来到工地后，安排临时工卸车。管挖运盐河就是安排临时工清理运盐河的河床，每年春天挖一次。这时，我夫人的侄子清明去看望，便在那里挖运盐河，还挣了不少钱。后来，又让我夫人管食堂，管了一段时间，有了不少结余，就换人了，别人接过去后，上来就是吃结余，大力改善生活。那个时侯真傻，自己做出成绩，让人家去做好人，就不会临走时把结余都吃光。
7、进修。
1971年5月，省里调我到省鱼种场进修，家里就是我母亲、我夫人和孩子，就住在一间房子里。进修时学的是用天气图作天气预报，参加人员包括各县站及各专业站的预报人员，约60余人，由省里的老预报员做老师。此时，我认识了“L”县站的赵刚和半岛盐场的茂尤。在学习班上，我的实习成绩最好，他们报不准的，最后总是让我予报，而我也总是能报准或报个差不多，因此，引起了省里几个老师的关注。在这次学习班上，我最讨厌看不起人，特别讨厌笑话别人有生理缺陷的人。茂尤同学的大拇指特别长，有的人就叫他“长指头”，我非常讨厌，我一方面提出反对意见，另一方面主动地和茂尤建立好朋友。进修半年后，省局提出要调动我，但海边盐场领导不放，这时，分到半岛盐场的班宣同学已经调入了省局，所以，我有点看法，对海边场里的不放人表示不满意，虽然不很强烈，但朦朦胧胧的认识到情况不妙。同年冬天，我进修完毕，回到了海边盐场里，地区局的付局长又到海边盐场里去协商调我到地区局，海边盐场里的领导还是不放，我这时候才清楚海边盐场领导的目的是想让我在海边盐场里呆一辈子。可我该怎么办呢？我母亲该怎么办呢？如果让我母亲也到海边盐场里住，可我母亲喝了海边盐场的水就拉肚子，海边盐场喝的是深井水，可能有几百米深，水抽上来的水温有40度，有点涩味，可能是俗话说的“水土不服”吧，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我主动要求调走的想法开始萌生。
8、小天气图的创造和应用。
在省里进修完后，再回到海边盐场里的时候，我想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那时没有报务机，完全靠收音机，每天三次收听，用收听到全国各地的天气实况资料绘成小天气图，认真分析，并建立标准天气图模型。当分析到上千个天气个例后，找到了一些重要天气预报的规律，使我的预报水平大有提高，其预报成绩在地区排在前位。上千个天气个例分析档案，我订成了册子，一直保存着，作为我的成绩。
9、一次有影响的天气预报。
记得有一次大风的预报，吃了中午饭后，我通知地区局的当班预报领导，说：“下午四点钟刮8级以上大北风”。地区局将此预报意见及时的通知了军分区，这时，部队上正在建黄河大桥，接到通知后，大桥上做好了一切防风、抗风准备，结果，下午四点钟准时刮起了8级大北风，阵风达到了12级。由于准备充分，大桥未受到任何损失，军分区的领导非常满意，于是嘉奖了地区局。由于地区局知道是我提供的准确预报，对我很感激，从此，每次在地区局里开会，总是让我上座，对我高看一眼。有一次，我到地区去看病，地区局也去帮我安排，使我很受感激。
10、到省局讲课。
由于我的预报较准确，特别是给地区局创造了荣誉，地区局便把我的预报经验推到了省局，省里便举办学习班，让我去讲小天气图做预报的经验，在全省进行推广。当时我的心情很紧张，因为听课的人都是些老预报员，其中还有省局里我的老师，我的班宣同学也参加了，面对这种场合，我哪能敢讲啊！。我壮了壮胆子，心想：“不管听课的是什么人，都不要怕，要像老师给学生讲课一样去讲”。于是我就开讲了，可能我讲的理论不深、不透，而讲预报结果又不含糊的原因吧，我的老师听了后，说：“老乔还真敢讲呢！”。
11、泰山石敢当。
1971年，我们全家回家过年。我们回到家后，母亲发现南邻大叔北屋的东山墙向东移了一山墙，一山墙也就是30cm吧，但侵占了我家的小园子，使我家的北屋门冲到了大叔家东移的山墙上。按迷信说法，出门碰山是一种毛病，意思是说，自己的北屋门不能正朝别人的山墙，但据说，大叔的山墙东移后，大叔的屋梁压在了锅脖子上，也是一种毛病，意思是说，屋梁不能投影在锅脖子上。当时我并不在意，但母亲非常不满意，可是又不能让人家把山墙扒去，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找大叔说这件事，也没有用，反而找气生，说不定我们走后他们会更加厉害，甚至扒我们的房子。想来想去，还是忍了吧。母亲说：“既然咱惹不起，那就在门口里制上个泰山石敢当，消消晦气吧”。于是，我在我家的北屋门口以西的墙上，用笔画上了个长方形框，在框内写上了“泰山石敢当”。与此同时，在大叔的后墙上也写上了“泰山石敢当”，并在两侧写上了对联，上联是：出门爬山爬山有益，下联是：梁压脖子推梁气短。结果是：我们走了不到半年，大叔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叔得肺癌死了，从查出病来到死不到一个月。73年回家过春节时，我才知道此事，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用铁锨把“梁压脖子推梁气短”的一联铲去了，只剩下“出门爬山爬山有益”和“泰山石敢当”了。从此，个别的弟兄们说：“老乔有神气，可不能得罪他啊！”。我也感到怎么会这么巧呢？但我心里在想，“人还是做好事的好，老天爷会有眼的”，这可能就是俗话说的“人在做，天在看吧！”。当然，不管采用什么办法，能保护自己，使自己带有一定的威慑力还是有必要的。
12、母亲住在女职工的集体宿舍里。
过了73年的春节，我们回到海边盐场里后，由于我在海边盐场里只住了一间房子，没有条件安排母亲的住处，我也不愿意给场领导添麻烦，所以，母亲在海边盐场里给我看孩子，但却没有地方住，只好让母亲住在女职工的集体宿舍里与门正对着的一张床上，吊上蚊帐，既挡蚊子，又可遮挡人。宿舍里有十多个女孩子。女孩子的宿舍是容易招风的，记得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左右，有一个男人进了房间，进去后，就靠在门后面不动了，通过外面的月亮光，我母亲看见了那个人的头，知道进来的是个男人，好多女孩子都没睡着，但谁也不搭腔，我母亲喊了声：“是谁啊？”，那个人开门就跑了。本来认为没事了，但到了半夜里，那个人又来了，那个人进了房间后，虽然大家还是没有入睡，但是也都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忽然，“嘭”的一声，那个人开门跑了，随后，一个女孩子便喊道：“摸了我的大腿了，摸了我的大腿了！……”。一个聪明的女孩子赶快制止说：“别说了，别说了……”。由于我就住在隔壁，听到喊声后，我就迅速的起来了，其他的男职工也起来了，到处找那个人，找了一个多小时，但没找到人。后来，领导怀疑了一个男同志，但也怀疑是谈恋爱，要不，为什么那个男人在屋里待了好大一会直到他跑了以后才喊呢？经过对怀疑人进行审问，但没有结果，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回想那个时候的人，真是一点个人的要求也没有，或者是说真没有私心，说到吃，只要不饿着就行，没有孬好；说到家，只要有间房子就行，不管是否住下；说到老人的住，只要能扒个窝躺下就行，不管放在哪里。让现在的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13、一封断绝父子关系的信。
72年秋天的一天，收到父亲的一封来信，说：父亲打倒了以后，只有25元钱的生活费，生活很困难，要求我给父亲寄50元钱去。我那时候的工资只有42.5元，我夫人的工资才35元，我哪能一下子省出这么多钱呢？但想来想去，认为父亲不到被不得已也不会提，还是寄了吧。于是，我就给父亲寄出了40元，并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说，打倒了的老干部，在山东都平反了，被扣的工资也都补发了，这个问题中央有文件，而且我还把文件的内容告诉了父亲，信中写道：1972年3月，毛主席提出了“为老干部甄别平反、恢复工作”的批示，现在全国都在落实，如果上海没有落实，可以找一找有关领导。事隔不到一个月，我又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我被打倒了你没看见，我平反了，补发了工资你看见了，断绝父子关系”。看了父亲的来信，我十分难过，十分伤心，十分气愤，十分想不通。为什么父亲要50元，我寄了40元，父亲就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呢？为什么我说了一下中央的文件及文件内容，就成了我看到他补发的钱呢？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父亲已经被解放，更不知道父亲已经补发了工资啊？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事啊？我不愿意断绝父子关系，我不能没有父亲，为了和父亲搞好关系，说明我的本意，我给上海的小妹妹写了不少信，让小妹妹替我向父亲作解释，光信写了上百封，一直不见父亲的凉解，也不见小妹妹的回信，我苦闷急了……。为了压到这些不愉快，我拼命的工作，晚上睡不着了，我就干脆不睡，成夜的写材料，白天，我就到没有人的海边荒坡，朝着茫茫的大海，高歌、大喊，一阵阵带着咸腥味的微风，摇摆着土黄色的海草，往日成群的海鸟，一个也不见了……，一天天的过去了，一年年的过去了，直到82年，我才知道了真相。
14、海边盐场的生活。
海边盐场属于穷区，是省内最困难的地方。苦在哪里呢？主要是缺青菜吃。那个地方是一片盐碱地，不长青菜，到处是海草，当地农民或渔民，在平常很少有青菜吃，只有到秋天和冬天，内地的老百姓用车子推着青菜到那里去换盐、换虾酱、虾皮等海货时，才能换点青菜吃。在盐场里吃的青菜，主要靠场里的车去拉，一般每个礼拜都有车到内地去寿光、潍坊拉青菜，拉来青菜后，放到食堂里，由食堂做着吃，也卖给职工，拉什么来就卖什么，没有选择的余地。在那里吃鸡很便宜，每年的春天，当小鸡子长到一斤重左右的时候，食堂的炊事员就去村里收购鸡，买了鸡，将鸡头和鸡腿剁去，用大锅蒸熟，卖给职工，两毛钱一只。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太浪费了，往往将鸡头和鸡腿拾来炖了，让工人们来吃，喝上一场酒，自然，我也就有鸡吃了。鱼更是经常吃，最好吃的是梭鱼，梭鱼是这个海区的特产，一毛多钱一斤，在锅里一煎，味道实在好吃；其次是鲈鱼。当冬天第一次寒潮来时，大风一刮，河水一边翻动，一边结冰，当鱼翻到水面上时，一见冷风就冻僵了，随后就冻在冰的表面了。鱼冻在冰的表面，肚皮是朝上的，看上去是一条白杠，所以老远就能看见，很好拾。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便拿着长长的竹竿，天不亮，就去砸冰捞鱼吃，有时候能捞拾几斤。偶尔我也去，但我在早上忙完业务后，一般就晚了，所以我拾到鱼的时候很少。在那里我们很少吃海米，海米要3元一斤，我们吃不起，我们主要买大虾壳，买了后，用布袋摔，摔出的海米攒着，到春节回家时好带回家送人、走亲戚、看朋友，我们吃虾糠，用蒜调着吃，也很好吃。有一年春节，我们还带了些虾糠回家送亲戚，现在看来太寒碜人了，怎么把虾糠送人呢？。对于虾皮，那更是平常，但我最喜欢吃“鲜雪米”，就是还没有沤好的虾酱，“鲜雪米”只有一毛钱一斤。如果遇到食堂里吃鱼，食堂里总是把鱼头和鱼尾剁掉，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鱼头和鱼尾拾来，收拾干净，煮了让工人们来吃。现在都愿意吃鱼头，说是鱼头最有营养，为什么那个时候就不知道呢？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想拿来赚钱，否则，不会把鱼头和鱼尾剁去扔掉。有时候，我就翻过栏潮大坝，到海滩上去挖撐子，即一种长蛤蜊，潮水退了后，在泥地的表面留下小孔，有的人很会吊，用钩子沿小孔深入，一下子就把撑子勾出来了。我不会吊，我就用铣下力挖，挖时，先用铣在小孔处一抢，若窜出一股水，表明里面有撑子，随后一铣就挖出来了。挖了撑子回来，扒去壳，煮熟，晒干，冬天包大包子吃，也很好吃。那个地方“瞎闯子”很多，秋天，到玉米地里或树上摸“瞎闯子”，或者到灯底下去拾，摸了“瞎闯子”后，用盐淹一下，再煎着吃。由于缺青菜吃，如果场里拉了西瓜来，我们就买一些西瓜，吃了西瓜后，再把西瓜皮削去表皮，炒着吃，也很好吃。如果是现在，谁还吃西瓜皮啊！岂不知，西瓜皮炒肉还真香。母亲知道我那里缺青菜吃，母亲回家时，就给晒一些干菜，如南瓜片、豆角等，冬天吃着特别好吃。那时工资虽然低，但每个星期都有改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海蛰没有卖的，你要想吃只管到渔民家里拿，因为渔民把海蜇当咸菜吃。于是，有时我要一些海蜇来，挂在屋门后头，让工人们随便吃。当然，现在也不行了，渔民也知道能换钱了。由于工资很少，全年要算计到化，每年省下二三百元钱好回家一趟，即便是这样，年头到年尾基本化个精光，没有积蓄。当然，那个时候也不注意存钱，因为住房、水电都不花钱，孩子上学也不花钱，看病也不花钱。
15、我的自行车。
那个时候，买什么都要凭票，工业产品价格都挺高，在海边盐场里我连个自行车都买不到，一是花钱多，二是没有购买票。72年回家，与小孩的二舅说起了此事，他二舅说：“我给你买吧”。随后，真的买到了，是青岛自行车厂的，大金鹿牌，180元。记得是72年的秋天，有一天，我决定把自行车骑到海边盐场去，早上6点钟骑车从我老家出发，先是飞驰在泰来公路上，因为是平路，我骑的很快，与公共汽车的速度差不多，过去泰安的山口后，就进山路了，坡度小，我就骑一段，坡度大，我就推一段，约10点钟的时候，我就到达了黄前水库以北的山顶上，再往后就是下山了，我稍息片刻，就开始下山了。下山的时候，我没有使闸，车速飞快，只听到车轮子“嗡嗡”的叫，公共汽车一辆一辆的被我赶上，11点钟的时候，我就到了省城的火车站，一共走了5个小时，当时的公共汽车从“L”县到省城要走4小时，我仅比汽车慢一小时，显然速度是相当快的。本来我是想下决心骑到海边盐场，但是到了省城以后，感到有些累，就把自行车存到轻工部盐场住省城办事处了。过了一段时间，由海边盐场的车给我捎到场里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刚买的自行车有些螺丝都没有上好，容易出故障，事后，回想起来还真的有点后怕。但那个自行车很好，车梁很粗，车把较宽，我曾经多次骑车与公共汽车比赛，结果30里路以内我和汽车跑的一样快。记得有一次我夫人坐公共骑车到海边盐场，说好了到了县城我去接她，结果她没有在县城下车，我就骑车在后面追，结果30里路以后，汽车停了，我也追上了。还有一次，我骑车到场部办一件急事，由于我骑的特别快，与对面来的一辆自行车相撞，把人家的车轮子撞龙弯了，而我的自行车没有任何变样。与人家撞了车，人家问我：“你姓什么？”，我说：“我姓乔”，我当时有些紧张，对“乔”子说的不是很清楚，因为紧张，所以说话声音也不大，那个人说：“嗷，你姓丘，你说怎么办呢？”。我说：“我还有点急事，你找个地方修好车，我去支钱”。那个人还不错，就让我走了。当然，如果是现在，可就麻烦了，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就这样，他自己去修车了。一天后，我到修车的地方去支钱，碰到了那个人，结果我们还住在一块呢，他说：“看把你吓的，你还改了姓”。我说：“要不，你怎么好意思要我拿钱呢！”。从此，我们还成了好朋友。后来，我回我的老家了，自行车我也带回来了，我骑着它跑遍了“L”县老家的山山水水，直到2000年我退休的时候才卖了它，共卖了25元钱，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卖的后悔呢！。
16、我家的缝纫机。
在与上海父母的信件往来中，我们反映了买不到缝纫机的事，这个时候也感到缝缝补补的真的需要一台缝纫机。上海的妈妈不几天就给买到了，是蜜蜂牌的，这在当时是名牌，170元，我把钱寄给了父亲。缝纫机买到后，寄到了省城，开始也暂存在盐场住省城的仓库里，后来由场里的车给捎到海边盐场里。在后来的调动中，缝纫机也一直跟着我搬家。虽然现在缝缝补补的也已经很少了，但缝纫机我还一直留着。
17、我家的三抽桌和木箱子。
在海边盐场里，我家仅有的家具就是一张三抽桌和一个木箱子。另外还有一个破的不像样的皮箱。那个木箱是母亲结婚时配送的，我刷了漆就用了。那个皮箱是我到上海时把父亲那里拿来的，据说那个皮箱就是父亲在上海与妈妈结婚时买的。三抽桌是我回家时，把大娘家遗留下来的一张三抽桌拆了拉去的。拉去后，当时正在盖化工厂的职工宿舍，管基建的真良老同志看到我过的很可怜人，说：“你把板子抬到仓库里，我找人抽空给你打起来吧”。于是，我就找人抬去了，一个月后，结果和新的一样了。原来是他给全作其他的材料用了，又用基建上用的盒子板给换了桌面、换了腿、换了抽屉，重新打起来的，原来的旧料做了桌底、隔板。这就是沾了公家的光了。我找了些清漆，刷了10好几遍，就很漂亮了。现在三抽桌和木箱子还一直用着，快成古董了。写这些事，有人可能认为是没啥写了，不是的，我写这些事的目的：一是说明我的一草一木都是我自己混的；二是我是清白的；三是我是很艰苦的，对比我的后来家当，特别是我现在的家底，当然就更感到自豪了，再也不是那木箱子、小板凳的时代了。
18、我家烧的煤。
那个时候，烧煤需要煤票，在海边盐场，不仅拿不到煤票，而且也没有煤。我回家时，由于我的老家产煤，所以，我就从老家买了一小车煤，用麻袋捎到了海边盐场。由于煤来之不易，所以烧的很省，平常就是拾柴烧。直到往老家调回时，煤还有一麻袋，也没有舍得送人，还又用车拉回了老家。现在看来，那时过的实在巴结、可怜，当然，也有点小气，怎么这么点煤还没舍得送人的？当然，也可能是送我们回家的大车上没有东西拉吧！。
19、我家的小板凳。
我刚到海边盐场的时候，家里没什么东西，连个座位也没有，真是一贫如洗，当然，那个时候的人都不计较这些事。一个工人看了后说：“你还真的有点穷学生味，连个座位也没有”。几天后，那个工人给我打了一个小凳子，是折叠的，提起来是一块板子，放下就是一个凳子，构思很巧妙。因为有纪念意义，设计的又新颖，所以，至今我还留着。
20、老工人挨打。
我宿舍的东邻是一间男工人宿舍，里面住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老工人，年龄大约在45岁左右，家是诸城县祝家庄，叫树奎，因为是邻居，树奎经常到我家来，有什么事都和我说说。他不识字，给家里写信都是找我，包括给他老婆写信，也是找我写，所以我们关系很好，可以说无话不谈。另外，他在下班之余，帮我哄孩子，我的小儿子跟他玩的也很愉快。74年冬，有一天，一起床他就到我住的屋内来了，带着哭腔和我说：“我挨打了”。我问道：“怎么回事啊？”。他说：“昨天晚上，有几个小青年，在屋里烤火，把火棍烧的红红的，当时我已经睡了，已经到了晚上11点钟，有一个小青年突然把烧红的火棍压在我的脖子上，离脖子也就是10公分吧，动弹就烫着，不动弹就只好挨打，另一个小青年就用棍子使劲地打我的腿，打也不敢动，并且边打边说：“打了你也不准和别人说是打了你，你要说了，我们就说你欠我们50元钱””。我说：“他们为什么要打你呢？”。树奎说：“他们可能是想把我撵出宿舍，不让我在那里住，撵出宿舍后，他们住”。我问：“痛吗？”。树奎说：“痛”。我说：“你先头里慢慢的走，在桥头上（约100m）等我，我随后骑车去，带着你去医院看看”。我这时的想法，一是要帮他看看伤，二是也不想让别人看见，免得惹是非，所以先让他头里走，我随后撵。我送他去了医院后，经过检查，骨头没有损伤，但肌肉有损伤。事后，我就到场部保卫科反映了此事，要求场部要保护老工人的安全。结果是，我还没回到家，打人的那一派很快就知道我送老工人看病的事了，他们由化工厂的副厂长做后台，矛头便指向了我，扬言要揍我，他们的头姓宛。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他们的领导说：“白天来，我出钱请客，叫上双方的领导，有什么意见可以当着双方领导的面说说，我诚恳接受，如果是晚上来，我家里刀子、剪子、鞭子都有，我照死的揍”。此时，我也真的准备了刀子和鞭子，都是我自己造的。随后，我让他们（与我好的人）出去造舆论，说：“老乔会武术，18个人打不了老乔一个人”。经过这么一番传说，还真的把他们镇住了。在这期间，我一早就起来练捅竹竿，6m长的竹竿捅出去我能一只手拿住，他们看了，也真的以为我会武术呢！。有一次上厕所，我与他们的头头碰到了，我故意扛了他一膀子，说：“什么时候打啊，我等不急了”。他们的那个头头说：“开玩笑，开玩笑”。随着时间的过去，此事也就没人再提了。
21、要求调回原籍—老家。
自从卷入了矛盾漩涡以后，原来想调走的萌芽迅速成长，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只考虑我母亲如何照顾的问题，也考虑到我们是外地人，而外地人又不多，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在那个派性斗争极其严重的年代里，人生安全问题也已经进入了考虑的范围。经过一番思索，决心向场领导提出调动。由于向省局里调和向地区局里调已经有过磋商，场领导不同意，所以，这次只好提出向老家调，向老家调的唯一理由，就是照顾老人—我的母亲。由于前几次调动场领导就是不放，所以我岳父提议说：“都说是不能送礼，要不，你回家拿点东西，送送试试”。于是，在我岳父的提议下，我借母亲在老家生病回家看看为由，请假回老家看望。从老家里回海边盐场的时候，带了些山里的红蘑菇和老家的名吃——香肠，准备送礼。回海边场后，我便给场党委书记送去了山区的红蘑菇，并说是老家的特产，还介绍了炖鸡吃的方法，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次送礼。实践证明，送礼的结果很有用，场党委书记当场就告诉我说：“我想把你们两个调到省直轻工部去”。过了一个星期，我又拿着老家的名吃—香肠，到了场党委书记的家里，也说是老家的特产，并解绍了吃的方法，目的是想探听一下情况，场党委书记说：“你们调动的问题已经讨论决定了，让你们两个都到省直轻工部去看仓库，这个活你们两个都干的了”。这个意见，尽管不符合我的专长，但只要能让我走，我就很高兴，所以我表示同意。后来场办公室管干部工作的李主任告诉我说：“老乔，你调动的事黄了”。此时，我已听说，人事科长去给我报道的时候，正好碰到场长在那里，场长与场党委书记不是一派，而且有矛盾，场长说：“省直轻工部要的是看仓库的工人，你把他俩调来能行吗？省业务局调他，你们不放，如果调到这里，省业务局不就又调走了，看仓库的人不是还没有解决吗？”，所以没有调成。对于此事，我又去找了场党委书记，我说：“书记啊，我听说黄了”。场党委书记说：“谁敢说黄了，黄不了”。后来，大约过了二个月吧，场党委书记被调到黄河管理委员会去了，我调入省直轻工部的事就没有人再提了。但我抓住了一点，就是场里同意我调走了，这与不同意我调走已经进了一大步。于是我要求调回老家，照顾老人—我的母亲，同时向场领导反映了我母亲在家没人养老的问题。最后，场领导终于同意让我们调回老家，当时对我谈的是调“L”县物资局，任副局长。当将我的档案发出去至“L”县的第二天，缁博市观象局去信，让我去缁博市局任副台长，但为时已晚，我的档案已经发到“L”县。于是我们于1976年6月26日由场里的汽车把我们送到“L”县。我们回来时，汽车上的一张桌子、一个箱子和煤全是我们從“L”县拉去的，只有三麻袋盐是三工区工人小方送的，另外还有我们买了20斤虾皮。回到“L”县后，不知为什么，人事局没有让我们到物资局去报到，而是又让我们到“L”县农科所去报到。为什么还没到，调令就改了呢？估计是在盐场的矛盾和是非由坏领导反映到“L”县人事部门来了，当然这些仅是猜测，虽然是猜测，但据后来海边盐场有人到我这里来出发时说，我们走时，说工人小方送我们的三麻袋盐是偷的，有的还想给你们拖下来，所以诬告的可能性大于不可能性。所以，人事部门又把我们的调令改了，因为那个时候物资局是最吃香的部门。
22、父亲回家调查自己的历史问题。
我刚调回老家来的第二天，也就是76年的6月27日，就先到了老家里，看望我的母亲和我的大儿子。这才听母亲说，父亲和上海的妈妈，还有民小妹，刚走。他们是家来调查自己的历史问题的，主要的是弄清他的入党介绍人为什么不承认介绍他入党，被父亲介绍入党的人为什么不承认父亲介绍他入党，以至于使父亲被批判为“假党员、混入党内的假革命”。原来由父亲介绍入党的人是宋元老老爷，宋元老老爷这才告诉我父亲，说：“我早已脱党了，如果我承认你是我的介绍人，不是把你也连累了吗？所以来调查时，我就说你没介绍我入党”。啊！原来宋元老老爷是一片好心，一片善意。但对于我父亲来讲，却没起好作用，成了我父亲不诚实、说假话的证据。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是雨润大老爷，他在省农委工作，当时父亲没有去，因为父亲解放的时候雨润大老爷写过介绍我父亲入党的证明，但那个证明是后期写的，在一开始时，也是不承认介绍我父亲入党，说是不记得了，是我母亲找了我大奶奶（即雨润大老爷的夫人），我大奶奶和我大老爷说：“什么记得不记得啊，都是当庄的乡亲，你就写个证明不就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雨润大老爷才写了个证明，父亲才被解放了。父亲和上海的妈妈，还有民小妹在家住了几天，母亲每天都给他们做饭吃，不打不闹，晚上，我母亲就到我四老奶奶家里去住。临走，还给父亲和上海的妈妈摊上煎饼，拿上椿芽咸菜。母亲的这种态度，因为有别于先前离婚者家来的景象，所以一时在村里被传为佳话。但我父亲的回家与云集大老爷回家做事相比，有对我影响不一样的地方。先前云集大老爷也回家过，云集大老爷家是乔沟，在东北商学院工作，与我家没出五服，到我家后，问我母亲：“王义沟（未出五服的一家）你们去过吗？”，母亲说：“没去”，云集大老爷又问了几家后，说：“你们怎么连五服以内的都不来往了呢？”。云集大老爷的话，使我很是内疚，感到自己做的不对，但我确实不知道哪些是近份啊！。从云集大老爷的处事态度上看，参加革命的并不是都不顾家乡和近亲，而是有的不顾家乡和近亲，我父亲只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一种什么问题？难道是为了革命的追求而造成的？在对父亲打倒的问题上，母亲不计前嫌、前恨，千方百计为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奔波，这是一种什么感情啊？这可真是“糟糠之妻不下堂啊！”，相比一下，如果我母亲遭了难，我父亲能做到吗？给我的感觉是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甚至会划清界限，或者更甚……，批判、揭发、投井下石。
第十二章
农业科研初尝试，调研结果敢见天
1、调入农科所一天也没休。
76年的6月26日我们到了“L”县农科所，所址设在“L”县农场，离“L”县城有35里地，离我的老家有15里地，由海边盐场里的汽车直接把我们送到“L”县农场。报到的时候，“L”县农科所才刚刚成立，人事由“L”县农场统一管理，“L”县农场的副厂长兼职所长，叫朱修，我和夫人两个是唯一的工作人员，与“L”县农场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是程志，在书记的统一领导下从事工作。报到后，我回老家看了一下我的母亲和我的大儿子，第二天我就上班了。上班后，我们把带来的盐放在了农场的食堂里，后来“L”县农场的书记给我们盐钱，我们也没要，带来的虾皮让大家分着吃了，上班的第二天我就去刨玉米秸了。我那时力气很大，一气可以刨8棵，其他工人都落在我的后面。“L”县农场的书记看到了，说：“你不是在家休息半月吗？你怎么干起活来了，这是你自己愿意来的，可不是我叫你来的啊！”，“L”县农场书记的意思是怕事后我提意见。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闲着，就是愿意干活，不管干什么都行。
2、“L”县农场书记送给我一筐苹果的礼物。
秋天收苹果的时候，“L”县农场领导又让我到果园里去摘苹果，我爬到树顶上，摘高处的，让妇女们摘矮处的，由于高出的苹果向阳、透风，所以长的又大又好看。“L”县农场书记看到了，可能是认为我想要好的苹果，便安排保管说：“挑两框好的送给老乔”。那个时候纪律很严，谁也不会贪公家的一点东西或一分钱、一根草棒，我更是如此，所以我认为是“L”县农场书记和我开玩笑，我根本就没在意。过了一个星期，仓库保管员打电话，问我：“书记给你留出来的苹果，你为什么不来拿啊？”。我说：“那是书记开玩笑的，怎能当真？”。保管员说：“是真给你的，你快来拿去吧！”。这是我第一次接受领导给我的礼物，也是自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占公家的便宜，所以，我拿来以后，还向“L”县农场书记表示了感谢。到了冬天，就是农闲了，一个学观象的，在农科所能干什么呢？这时，也没有人安排工作，也没有规定应该干什么工作，当然也没有工作目标。于是，我一边学农业知识，一边开始研究农业气象，搞地温观测、土壤墒情观测、苗情观测，而且一日三次，不间断的记录，不间断的分析，不间断的学习，一天到晚不闲着，千方百计的开展自己的工作，开创自己的工作局面。
3、我家的菜橱。
76年初冬，在“L”县农场果园里修剪苹果树，也砍下了一些大树枝子，有15cm粗，我找了几根粗的当腿，算是占公家的便宜吧，用我从盐场里带来的一块木板做面板，找人做了一张菜橱。当时，“L”县农场书记还去看了一下，看是否用了公家的料，当然，不排除其他人提了意见。“L”县农场书记看到用的是些苹果枝子，也没说什么。这个菜橱后来用在我创办的事业的办公室里了。
4、大村蹲点。
76年的秋冬，上级派来了宝珍任“L”县农科所副所长。按上级指示，“L”县农农科所副所长宝珍和我在大村蹲点。这时，就是整天上坡，或到科技队，晚上就住在大队部，每天晚上都吃狗肉，烧的是沼气。蹲点，就是住在一个村里，帮助村里抓好农业生产。有时还到邻近村的几个科技队。在蹲点后的几天里，向社员和科技队的人员学了不少知识，也认识了不少人，使我很受教育。
5、一份有影响的调查报告。
76年深冬，由于整个冬天没有下雪，麦地里很旱，天气又冷，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19°C。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旱情，县政府召开全县大会，号召全面动员，搞好“深冬漫灌”，说：“冻冻底下的一类苗”。农场在对小麦实行漫灌的时候，我就跟着对麦苗的长势进行了实地观擦、测量、分析，包括麦苗长势的连续观测。通过观测，结果我发现，虽然冻冻底下的麦苗是青的，但10天左右，冰层化冻后，麦苗大部分都死了。于是，我迅速的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题目是：“冻冻底下的一类苗，冻冻化了死没了”。并写出了死亡的原因分析：冰层覆盖，麦苗缺氧，加上长时间冰冻，20cm深地温过低，不利于根系生长，导致了麦苗死亡；冰层覆盖不同于搬冰压麦，也不同于雪层覆盖，搬冰压麦和雪层覆盖都不影响麦苗的吸氧，况且20cm深地温不会过低。不知道谁把此报告当天就送到的了县委副书记启松书记的手里，启松书记开着个吉普车，半夜里到我家，把我叫了起来，问我写的情况是否属实，我说：“这是我的调查记录，是一棵一颗的数的”。启松书记问我：“那该怎么办？”。我说：“不能再漫灌了，要划锄、保墒、提高地温，有条件的地方可进行撒水或搬冰压麦”。于是，第二天县农业局局长就派我和来潮所长到口子西街尊点，搞划锄，树样板田。此时，来潮所长以小麦专家的身份从济宁农科所刚调来，任农科所副所长，也是一天也没休就去蹲点了。在口子西街有一个女书记，叫于偶，是“L”县少有的女支部书记，19岁，扎着个大辫子，工作很有魄力，指挥着全村的麦田划锄，很有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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