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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有才自有成才处，放在那里也能干
1、在情报站。
经过一年的周折，85年4月省局终于同意我的调动，于是我立即到市技管委报到。报到时，技管委吕主任说：“去年调你来，你没有来，现在没有位子啦，你怎么还来啊？”。我说：“我来给你打扫卫生啊！”。吕主任说：“你为什么这么坚决啊？”。我说：“我下来给孩子扒个窝”。其意思是说，我的要求调动，没有考虑做“官”，这也是我的一贯原则，只是为了将来能给孩子安排工作提前找个地方。刚进入技管委的时候，吕主任把我安排在情报站。当时的情报站是个二级单位，也就是副局级，由一名委副主任任站长，老屈任副站长，共有四五个人。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搜集科技信息和宣传科技信息。大家都是一样的工作，无指标，无压力，无目标，但大家都必须按时上、下班，特别是上班，迟到是要受批评的，如老里，因为自己有前例腺炎，家又住的远一点，经常迟到，所以就经常受到批评。
2、在技术发展中心工作。
（1）、委主任让我去技术发展中心负责。
我到市技管委一个月，便决定成立市技术发展中心，办公地点设在市里商业街的一个院子里，吕主任首先让老单去负责，老单比我早调到技管委半年，老单不同意去，吕主任又找我谈，说：“成立市技术发展中心，本想让老单去负责，老单不去，你去吧！”。我说：“吕主任啊，你要这么说，老单不愿意去，我也不愿意去，但我不能不服从分配啊？”。吕主任说：“那么，你就去吧！”。当时的技术发展中心共有六七个人，没定什么级别，其任务也不明确。该干什么呢？领导们讨论来，讨论去，有的提议叫我摊煎饼、卖煎饼；有的提议叫我出豆腐、卖豆腐……，说什么的也有，我自己也没有主攻目标，只知道要搞经营，要想办法赚钱，养活工人。我去后，吕主任还是叫老单也过去了，只是不负责而已。这时，在职人员还包括小委、王华；另外还有一个门市部，其工作人员大多是市技管委中层领导的家属。我负责后，首先主要展开的工作是：一部分人搞技术信息宣传展板，对社会无偿宣传新技术、新项目、新知识，由在职人员干，因为这部分人有工资，不需要赚钱发工资；另一部分人搞经营，由非在职人员干，需要靠赚钱发工资。经过分析考虑，给家属发工资是大事，所以，我一去便把主要精力用在搞经营上，因为害怕给领导的家属发不下工资去。我首先利用山区的优势换取海上的优势，从山区购买核桃、栗子，运到海边的几个县，送给有关单位和人员，让他们帮忙，买回海上的虾皮、虾酱、海蜇、大虾壳，后来又增加卖衣服。当时经营还很红火，海货基本上都能赚钱，衣服是从外市进货，其中有一个品牌供不应求，上衣9元一件，当没有货时，连门市部上营业员穿的样品都扒了去了，到85年底结账时，不仅足额发了工人的工资，而且总起来说是盈利了。
（2）、第一次上当受骗。
搞经营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什么人也会碰到，好人、坏人都很难辨。在搞经营的过程中，我也出了一次上当受骗的事故，事故的过程是：我在倒卖栗子的时候，由于栗子很潮湿，我怕坏了，我穿着我上大学时从我父亲那里拿来的一件破妮子衣服，在屋里翻栗子。院子里来了两个小女孩，大约18岁左右，提到一大提包衣服卖，门头上的小刘在院子里和她讨价还价，小女孩要16元一件，小刘还她6元一件，小女孩不卖，在院子里大声吵闹，我嫌太吵了，在机关门口大喊大叫不成体统，就出去说：“卖就卖，不卖就走人”。小女孩伸手抓住我的破妮子衣服，说：“你看你穿的这个样吧，哪里像个有钱的样子呢？你没有钱”。我说：“你管我有没有钱干什么啊？你卖不卖吧？”。小女孩就是一口咬定我没有钱，用来激将我。最后，我让会计把钱拿来，把一大提包衣服全买了，共80件，每件6元钱，小刘和会计只看了上面的几件，此时，一个小女孩拉着另一个小女孩的衣服，一边哭，一边说：“姐啊，姐啊，咱们卖不着，咱不卖了，快拿着走吧”。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我以为这种赌气交易不太合适，在小女孩哭着向外走的时候，我跟上去说：“小姑娘，你要是感到吃亏，我把衣裳还给你，你把钱退给我吧！”。一个小女孩说：“你快回家卖老婆吧！”。我说：“去你娘的，你把我的好心做什么了？”。回到办公室后，几个女同志打开包看衣服，看到衣服还不错，认为卖12元一件很好卖，这下可发财了。此时已经中午，我就回家吃午饭了。在家吃午饭的时候，我把此事告诉了夫人，夫人听了后，说：“你们上当了，这里面肯定有鬼”。下午上班的时候，夫人跟着我到了办公室，打开提包看货，结果才发现，只有上面的几件完好，其他的全是残品，是用废料头做的，有的袖子还不一样长，怎么穿啊？。我这才明白，那两个小女孩是在演戏，而且演的很成功。此事，我在技管委的办公会上做了检查，我说：“我上当了，造成了损失，我愿意包赔损失，但如果领导同意我包赔损失，那我以后也不干了，不能赚了钱是公家的，赔了钱是我个人的，这说明我不会干经营”。一个领导听了后，说：“你不干就去球！”。我说：“哎！今天是谁开的会啊？为什么在开会的会场上骂人哪？”。主持会的领导劝解了几句，也就算了。对于此事，谁也没作出决定，以后也就不再提了。通过此事，在以后的经营中我就特别的小心了，有一个人对我说：“人要讲善心”，我说：“讲善心是有场合的，在现在的经营活动中，你千方百计想坑人，结果被别人吭了，如果你要光讲善心，那你就光挨坑了”，我说这话的依据就来源于这次事故。
（3）、老棚的调入。
老棚在蔬菜公司工作，有一天，吕主任说：“老棚想调到技管委来工作，你去考察一下，此人怎么样？如果行，就叫他到技术发展中心工作吧”。技术发展中心的成立，是一种改革，当时就说，这种机构要创收，并逐步的走向自收自支，自己混着吃，这是有风险的。另外，对于老棚在蔬菜公司的工作表现我多少也有所耳闻。所以我说：“不考察人家的过去，只谈将来，把技术发展中心的情况及改革发展的方向摆清楚，如果愿意在技术发展中心创一翻事业，那就来，否则就别来”。吕主任同意我的看法，我就去找老棚谈话，指明了“技术发展中心迟早要自己混着吃，敢不敢来啊？”。结果，老棚并不害怕，所以，老棚很快就来了。老棚来后，主要是搞大棚蔬菜、西红柿苗和蔬菜种子，在当时，这是个新鲜事物，在山东省极个别的地方在搞试验，也是“L”县的空白项，这也是老棚的强项。
在这一段期间内，有的人很忙，有的人就没啥干，也没有固定的事做，只能自己去找事干。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用下象棋消磨时间。今天下象棋，明天下象棋……，我有看法，但我也没说，我从来没有给人“打小报告”的习惯，但总是有人爱“打小报告”，便把有些人下象棋的事告诉了一把手。有一天，一把手批评我，说：“你们那里为什么光下象棋啊？”。我说：“没有的事，只是干活干累了，在课间操的时候下了几盘”。不知道是领导同意了我的解释呢？还是理解了我有意识的保护我手下的做法呢？但领导也不追查了。我回到办公室以后，专门组织了一次象棋比赛，结果比赛显示，我比他们下的都好，此时，我才说：“我象棋下的不错，但也不能光下象棋啊！”。就用这种方式，就算是提出批评了。你说没有效果吗？效果还真显著，以后下象棋的时候就很少了，但至少是很注意了。在我的工作中，我从来不批评人，至少是很少批评人，我教育人的方式就是拼命的干活，事事跑在前头，闯出路子来，干出成绩来，特别是冒险的事，从来都是我先去干，我总以为“以身作则”就是最好的批评。我也很少直接安排人去干，我安排人干活的方式是：我在前头干出路子来了，当有人和我抢着干时，我就让给别人干，我再迅速的闯出另一条路子来，我总以为“以身试行”就是最好的命令。后来技术发展中心的成长、壮大，证明了我的做法是有效的。
（4）、都说人心换人心，其实不然。
在技术发展中心工作期间，有两次整党。一次，是由党委书记念县委的整党文件时，屈站长说：“还整党呢，越整越糟糕”，并例举了县主要领导人的一些问题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党委书记一听这个意见，就停止念文件了，接着问大家，说：“那大家讨论一下吧，这个党还整不整啊？……”。于是，几个老领导、老革命干部先发言，连到有两个老同志发了言，都是对屈站长的看法进行了批判。我一看苗头不对，这样下去不就开成了专题批判会了？。我第三个发言，企图扭转方向，就说：“刚才屈站长是针对的对整党整不好，有的今天整，明天犯，感到很着急，本来的意思是说要整好，整彻底，不能走过场，结果没有把意思表达好，产生了口下误，应该再解释一下就是了”。随后几个同志的发言，就按我的顺路走下去了，给屈站长免了一场灾难。转过年头，又一次整党开始了，结果这个屈站长对着我下手了，在会上给我提意见，说：“老乔随便花钱”。那个时候，我能说什么呢？不是还有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免”压着吗？。事后，我找了一把手——党委书记，问道：“我什么时候随便花钱了？”。一把手说：“你给大家每人买了一个水杯吗？还买了档案夹吗？”。我说：“那不是我决定的，是齐主任用课题费给课题组的人买的，与我没有关系”。领导听了我的解释也就算了，看起来是解决了，但仅是领导知道提意见的人是冤枉我了，可参加会的人还不知道呢！。从此事来看，能人心换人心吗？所谓的“人心换人心”只能在好人之间使用啊！。
（5）、技术发展中心搬到文化路。
87年初，技管委以建科技馆的名义买了30亩地，每亩地3000元，并筹备钢材指标，地点是现在的文化路，先盖上了6间办公室，4间仓库，由技术发展中心和情报站去办公，实际上也是看家。当时，还是一片荒凉，周围没有邻居，院内杂草横生，西头的两件办公室给了情报站，中间的两间办公室给了技术发展中心，在隔墙上掏了个洞，放上一部电话，两个单位合伙使一部电话。技术发展中心的门市部仍留在商场街，但此时的门市部已经仅经营蔬菜种子了，经营人员也仅剩下技管委中层领导的家属了，其他的人员都不再搞经营了。
（6）、与老棚携手大搞蔬菜大棚。
大棚蔬菜是一种摸拟气候，既包含了蔬菜栽培技术，也包含了农业气候应用技术，气象、气候、作物栽培相结合，将产生新的效果。经过分析，决定抓好蔬菜大棚保护栽培，使蔬菜供应达到淡季而不淡，春节上市，既能解决淡季蔬菜供应问题，又能提高农民的收入。所以，首先决定在马河村搞试点，由技术发展中心投资2000元，先搞了两个蔬菜大棚，结果，当年就取得了成功，大棚西红柿、黄瓜、茄子均取得了好收成，一亩地达到了5000元的收入，这种收入在当时是很高的。到了第三年，我们又到城北的望善村和山区的赵家村搞试点，由于我们在马河村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所以，在后来的试点上，不但不投资，而且还提出了有偿服务，在城北镇讲课时，我们还提出了收讲课费。我们有偿提供种苗，技术发展中心也开始有了技术收入。从此，我的主要精力也不再用在物资经营上了。这个课题，我写了“大棚气候资源分析及利用”一书，对大棚内的气温分布、湿度分布及其人工控制做了大量分析，经专家评定，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属国内首创，并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当时，在气象评审组里评了二等奖，有的人已提前通知了我，但由于我不知道他们提前告诉我是让我还要做些“那样的工作”，所以，在总评中，便成了三等奖。同年，我和一中的苏老师还完成了“灰树花的繁育研究”，此课题也被评为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我的工作获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也是深深的又踏下了一个脚印。
（7）、第一次讲课收费，引来了五个主任过问。
85年省里下了个文件，由技管委的齐主任在全县的科技工作会议上传达，文件中规定，“工程师下去讲课，一小时应收20元的讲课费”。传达后，城北镇党委书记请我们去讲课，我和老棚、老高都去了，由老棚主讲，中午喝酒的时候，我和城北镇党委书记说：“按省里的文件规定，我们今天的讲课，至少要收20元钱”。这时，主要说的是有文件。喝完酒后，镇党委书记真的让会计给我们20元。我说：“算了吧，那仅是文件规定，随便说说而已”。经过一番谦让，由于这时我们规定每个人要有创收任务，说不要是人情，心里还是想要的，所以，在镇党委书记一定要给的情况下，我们就收下了。回来后，我们感到赚了钱了，我就高兴的安排老棚把钱交给我们的会计下账。我们还没有高兴完呢，五个主任都来了，指责说：“你们今天收人家的钱了？”。我说：“收了，已经交给会计下账了”。主任说：“人家告了”。我说：“不是我要的，是他们给的，我只是说了说齐主任传达的文件”。齐主任说：“我传达文件可没说执行啊！”。我说：“哎，齐主任，你传达到最后为什么不加上一句“不执行啊”？”，我紧跟着又说：“不愿意给，本来可以退给他，既然告了，我还就是不退了，看能怎么办”。五个主任最后也拿不出主意来，事情也就这样了。过了几天，我找了城北镇党委书记，党委书记解释说：“我不是告，我是想让技管委表扬我们积极执行上级的文件，此事我再和技管委的领导说一下”。此事说明，当时技术发展中心的工作是多么的艰难，不赚钱不行，赚钱也不行，今天说开放，明天就来查你，你说难不难？。
（8）、承担了省下达的旱作农业课题。
我于84年提出了“旱作农业课题”，经过一番讨论和论证，于85年被省里批准立项。“旱作农业课题”被批准后，我就调入了技管委，由于开题报告是我写的，课题的整体思路是我设计的，所以，课题便以我为主进行实施，自然观天象部门有老赵参加，另外，还用了一些当地的临时工。此时，我把完成课题的任务作为技术发展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先是在东部山区的两个乡镇搞试点，我们住在山下的左家峪村，夜宿日出，早出晚归，爬山越岭，以旱作西红柿为突破口，安排种植面积、地块，观测气温、地温、墒情，查看苗情、灾情、长势，在试验田里，到了秋季，西红柿的株高最高时都在2米以上，使西红柿的亩产量达到了平均亩产8000斤，最高达到了16000斤，其味道清凉、微酸，十分好吃，其艳色粉红、沙瓤，十分鲜美，现在（30年后）再回忆那时的西红柿，真是好吃，再想买到已经不可能，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其成绩轰动。随后，在南部山区的一个乡镇安排试点，由老高在那里尊点，其最高亩产量达到了20000斤。当时，成绩传到外县、外省，参观人不断，不少人认为是种子问题，所以购买旱作西红柿种子，其种子卖到了200元一斤。可能有的人会说，200元算个啥，可那个时候，200元可买两头猪啊！。发展了2年后，集市上，路边上，都出现了旱作西红柿的销售市场，外省市的经营商也常开车进入种植基地，繁荣了当地经济。此课题最后形成的研究报告又获得了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由此，我又得到了“L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的连任。我又深深的踏下了一个脚印。
（9）、推广新型快速养猪法。
从86年开始，我们又全力一赴的推广快速养猪法。快速养猪法是广州军区开发的项目，称“饲料添加剂”，由行署科技部门组织、行署科技开发中心牵头推广。当时，广州军区部队派来了技术员，在“L”县的两个养猪场做了实验，经过测试，效果明显。开始，从行署统一进货，4000元一吨，我们再卖6000元一吨，可见2000元的毛利。经过一段经营后，发现从广州军区直接进货只有2200元一吨，于是我们决定从广州军区直接进货。为了加快推广速度，我们赶集讲课、摆摊、抓典型、促进应用。有一次，在县北山集上，我们借农村唱戏的机会，在戏台上对大家讲课，我不懂养猪，但我抖着胆子，讲到：“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乡亲们，遵照乡政府的指示，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快速养猪法……。过去常说，“养猪图攒粪，赚钱是枉然”，现在，通过快速养猪法，“不仅可以攒粪，而且还可以赚钱……”。讲完后，王乡长又提出了具体要求，于是，我们带去的饲料添加剂很快就卖光了。当时，我们开着个130车，跑各个乡镇，形势打开了，销量很大。进货的量大了，自然用的周转金也就多了，但上级并不给我们钱。为了解决周转金的问题，我提出了“集资筹款，参与者都可以从利润中得到实惠”，提这种意见，在当时是有异议的，因为人们的思想还没有那么开放，“僵化”的阴影仍有浮动，不少人怀有疑虑，但在当时，实在也没有办法，要想把经营搞好，我们只能用集资的办法去解决，我当时规定：凡是集资的可拿一分六的利息，所以很快便筹足了资金。这样，我就解决了周转金的问题。销量大了，赚钱多了，我和几个副经理整天跑乡镇，抓销售，统计实施效果，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这本来是好事，但有人眼红了……。在这个时候，技管委主任为了能出更多的经营头，提出了每个人都要搞创收的号召，其用意尚不清楚，但引来了我们内部的人也开始偷着自己搞经营了……。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内部的人偷着自己搞经营。我知道的过程是从一件事上开始的，这件事的经过是：快到88年年底了，我让会计结账。一个月过去了，会计也拿不出账来，我有点着急，我对会计说：“你算不出账来，就找个明白会计帮忙吧！”。结果会计不同意找人。在我再三催促下，会计才告诉我，说：“我们的货少了一吨，可能是我们从行署拉货时，交了钱没提货”。听后，我认真查了我的日记流水账（也就是我的经营日记），认为与行署的账没有差错。这时，我考虑到我们几个人整天跑乡镇，可能是把货送到乡镇后没下账，而导致了短缺。于是，我和老亓到各个乡镇去查账，到了城西北里镇后，我对镇科技助理员说：“你们欠我们不少钱了，年关快到了，是否结一下账啊？”。镇科技助理员说：“欠你们的钱不是都还清了吗？”，说着，镇科技助理员便把收款单全拿了出来，收款人签字是我的会计或保管。但我可没见钱啊？所以，我把收款单一一作了记录，准备和领导汇报。在谈话过程中，镇科技助理员还隐隐约约的说：“你们的财务人员偷着搞经营，卖给了镇畜牧站一吨”，随后带领我们到镇畜牧站查，但镇畜牧站的领导不承认。在回来的路上，由于老亓和我的会计是战友，应该说还是为会计好，所以老亓说：“我看和会计说说，让他把钱交出来就算了，不要再声张了”。我说：“没有这么简单，我们查账快查了一个月了，又不是不知道，哪能一说就交呢？”。第二天一早，我找到了分管主任，汇报了在城西北里镇发现的问题，分管主任立即汇报了技管委一把手，并决定给我们全体开会。在会上，分管主任说：“从现在开始，技术发展中心停止工作，每个人都要写出全年的个人经营账”。我问：“我也写吗？”，主任说：“你也不列外”。我说：“我没有账啊，会计的账就是我的账”。主任无话可答，我也就有空调查了。我先问了保管，说：“我让你去要账，你要的钱呢？”。保管说：“我放到我的存折上了”。我说：“为什么不交给会计啊？”。保管说：“我老婆扣我的钱，我就扣你的钱”。我说：“你胡说，你老婆扣的是你的工资，是家务事，你扣的是公款，性质不一样，我想办法让你老婆给你点钱，你快把存折交给会计”。于是，保管要来的钱的存折就交给我的会计了。由于我知道了他们偷着搞经营的事，所以，后来，我又找了方镇的个体经营户，问他的货是从哪里来的，开始这个个体经营户怎么也不告诉，到了第二次，我带了6个人到了这个个体经营户家里，我在屋内和这个个体经营户谈话，讲明政策，外面的人就把这个个体经营户翻了，发现这个个体经营户仓库的货是广州进货，货箱上标的是“L”县东站，我的会计收，他们把箱号揭了下来，交给了我，这时我再问这个个体经营户：“你的货到底是从哪里进的？”，这个个体经营户还是说从行署进的。我说：“别演戏了，这是刚才从你那仓库里的货箱上揭下来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是我们的货”。这个个体经营户这才认了账。我再问：“你一共拉了我们多少箱？”。这个个体经营户说：“拉了9箱”。我让这个个体经营户写了证明，就走了。有了这些证据，我开始和我的会计谈话，说：“我这个人一辈子不整人，我也讨厌整人，既然有了这9箱，就差不多了，余下的就算老鼠吃了，你和保管两个人把钱凑起来，把公家的账补平，就算完事了，至于你们个人经营，你们赚100大万，我不眼红，但公家的账少一分我也不干”。于是，我的会计和保管每人赔了损失的一半，作为案件的处理结果。事后，我再问会计，你们是怎么搞的？怎么搞错了呢？。会计说：“白天你们都不在家，我们个人经营的货放在军供站，没时间去拉，我们就把公家的货卖了，然后再抽空把我们的货拉来补上，可能是没补齐吧”。通过快速养猪法的推广，使技术发展中心赚了像样的钱，壮大了技术发展中心的实力。我当时把这个个体经营户的家抄了，按现在来说，是侵犯人权，但当时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要我抓不住他们的证据，我是攻不破他们的堡垒的。此事说明，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每个人要钱的意识都成倍的增长，再也不是那“斗私批修”的年代了，所以企业管理十分困难，特别在企业赚钱的时候，人人都红眼，漏洞实在难堵。在我离开技术发展中心的时候，为了不留后患，对于大家的集资，我全部按一分六的利息做了兑现，本息还清。为了不让别人怀疑我捞好处，对于我出的集资，我仅拿回来了本钱。现在看来，“我真傻，哪有钱白用的呢？就是白用也不赚好人啊！”。当然，能使自己更清净就是了，至少我自己是这个感觉。
（10）、大力抓农业推广项目。
在87——89年两年内，我们还先后抓了“红香椿蔬菜化栽培”、“新绿一号绿豆推广”、“大棚葡萄栽培”、“掖单13、19号玉米推广”、“叶肥—叶面宝”的推广项目，不仅推动了农业种植上水平，取得了一批科技成果，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使我们的经营思路越来越开阔。
其中：“红香椿蔬菜化栽培”是农大一个教授的推广项目，种子是从外市买的，叫“红油椿”。刚开始的时候，先在南部山区搞试点，随后就推开了，使香椿达到了四季供应，效果很好。我写的“香春蔬菜化栽培技术”一书，共印了500本，每本5元，也很快就卖光了，其中不少是卖到了外地，这是我们首次靠卖书赚钱，当然，也可以说成是卖技术。
87年我们从外地引进“新绿一号绿豆种“，种植两年，经检测和评定，还获得了“L”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大棚葡萄栽培方法“，是大棚气候在蔬菜上取得成功后的寄发项目，87年在葡萄栽培上进行试验，也获得了成功，并得到了“L”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推广掖单13、19号玉米种是一个涉及范围最广的项目，87年我们开始与玉米育种专家李登海取得联系，直接引进李登海的掖单13、19号玉米种。为了搞好推广，又不需要我们投资，我们首先到东部山区的两个乡讲课，由各村的大队书记参加，我们讲到：“我们包技术，包种子，包产量，引用李登海的种子，谁要谁交钱，每斤种子我们提3毛钱，作为我们的技术讲课费和技术服务费”。结果，我们迅速的筹集了不少资金。随后，我们又组织了几个乡镇讲课，采用同样的方法筹集资金。凑足了钱，我们就去找李登海联系种子了。种子很紧张，但李登海千方百计的调剂，满足了我们的用量，这使我们在不投资的情况下，又赚到了一部分钱，还打开了应用范围，且当年还取得了好收成，玉米亩产达到了1500斤。这些项目，对农业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这些事业，我不干也会有人干，但不管怎么样，我不失时机地抢先，使老百姓早受益，也是一种贡献，也是一串脚印，要不，我怎么会有市场呢？谁会听我招呼呢？另外，这些事有的人可能认为都是些小事，可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不谈小事又谈什么呢？别看这些事小，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既让你赚钱，又没有明确的赚钱手段，还没有赚钱的周转金，既要你开放搞活，还要不断地打击和查处，政策多变，能做这些小事也不是所有人都敢干的。
（11）、创办实体—联合建立科技试验厂。
87年在外地召开全省技术发展中心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会上，省领导号招各县市的技术发展中心都要创办经济实体，并由外地介绍了创办经济实体的经验。我回来后，由于考虑到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当时领导也不十分理解和支持，我也怕出问题，所以只能走与外界联合的路子。一是可缓冲没有资金的问题，二是也留有一定的退路，万一有什么变化，可及时刹车。基于这种思考，我就与城西村矿山机械厂的车间主任雨衡同志联合，组建“L”市科技试验厂，厂牌挂在城西村矿山机械厂的大门上。组建后，通过与外省联合，加工大链条，与外省共签了11条的加工合同。为了保密，采用分开加工的办法，由煤机厂加工一个件，由城西村矿山机械厂加工另一个件，最后在技术发展中心的仓库里由两个人进行组装。组装后，送到外省，每加工一条，成本费不到10000元，送到外省卖26700元，利润非常可观。但加工到第5条链条后，外省方面一直不回款，我有些担心了，同时，我的资金也担不动了，所以便停止了加工。快到年底的时候，外省方面的会计来了封电报，说他买什么牌的彩电买不着，问在“L”市能否买到。对于此电报，我们几个负责人在一起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最后一致认为是想给我们回款，但要点财礼。于是，我们花了2800元买了一台彩电，连夜送到外省方，8点前赶到了会计的家里。会计看到彩电送去了，马上说：“钱来了，马上到我的办公室里去办理”。钱拿回来后，城西村矿山机械厂分到了67000元，车间主任雨衡得到了厂里奖励的6000元的奖金。车间主任雨衡分到奖金后，便在车间里分了，车间的工人都有份。雨衡把奖金分了后，认为会得到厂领导的表扬，满以为这样做，过年后会争个副厂长或技术厂长干。但结果是，过了年后，雨衡的车间主任也被撤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任何人去追究，车间主任雨衡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过问这些事，只是各走各的路吧！也就是说我要走自己的路了。但是，这些项目放在别人的手里我还不放心，于是决定建立自己的科技试验厂。
（12）、建立直属的科技试验厂。
联合试验厂一年多，虽然很快就解体了，但我们也有了一定的经验，认为能够赚到钱，是一条成功的路。雨衡在他的厂里被撤职后，与原厂里的其他人合作我不放心，于是我便把联合试验厂的厂牌拿回来了，并挂在了我的技术发展中心的大门口上。在这种情况下，雨衡来找我，要求到技术发展中心来干。我对雨衡说：“你要来，就承包，我提供水、电、厂房，利润5：5分红。我分的红不向外提，等于我第二年的投资。你要不来，我再找人，你也不要认为我没有人”。玉衡听了我的意见后，雨衡说：“我来”。到了第二天，技管委主任打电话来，说：“雨衡这个人不能要，谁要谁负责，他村的赵书记指责技管委说，技管委挖他的墙角，要交50000元才能放雨衡走”。许多人就是么怪，当别人认为有用，需要调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很值钱，领导就猛要钱，否则就不放人，就是挖墙脚；当没有人要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再好、再能，只要不符合领导心意，也没用，甚至于是个不受欢迎的人。领导的电话内容我如实地告诉了雨衡，问：“你听了领导的这番话后，你还来不来啊？，你要来，至于拿钱与不拿钱的事，由我负责，你不用管”。雨衡表示坚决来。所以，不几天雨衡就到我的单位来报到了。雨衡来了后，我说：“每天晚上，你买两瓶酒到村里的赵书记家里去一趟，什么都不用说，我估计一个月他就放你走了，就不提那50000元了，庄里庄乡的，哪能好意思的要这么多钱啊！向外输送人，这应该看做是村里的光荣啊！”。雨衡照此办里了，结果不到半年也就没事了，这一方面说明乡亲关系还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再近的关系也是想捞点好处的。为了照顾原来联合办厂的关系，与外省方大链条的业务就留到城西村矿山机械厂了，就算是放人走的条件吧！也是雨衡不忘乡亲的一点情意。雨衡到我单位来后，先是开发“涂料项目”，随后就开发“刮板项目”，都取得了明显的效益。经过两年的努力，“涂料项目”只有5个人干，平均每天可生产一吨，一吨可精挣300元，涂料打开以后，许多地市来参观学习，购买技术，当时，每转让一家收１５０００元，共转让了２０多家；“刮板”生产的效益更是客观，我们不用投资，有一个厂子给我们加工，每合格一个，我们按３元钱一个支付加工费，我们卖８元钱一个，而且还是我们收回钱来才算账，几年的时间，雨衡管理的我的科技试验厂就发达起来了。由于管理出色，经技管委推荐，雨衡被选为“Ｌ”市模范党员，并例入了正式的事业编制，这对于雨衡来说，这是人生史上的重大转折。
（13）、开展印刷业务。
89年春天，我们根据职称改革培训的需要，经技管委领导同意，由我们技术发展中心投资5万元，购进了大型的胶印机，开始上印刷业务，主要印英语培训书籍和资料，一是为职称改革做些服务工作，二是为我的单位争取部分收入。胶印机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印刷设备，由行署科技部门卖给，购进设备后，由于使用的说明书全是英语，大家都看不懂，设备也不会操作，所以，我就派出老高和老齐两个人到行署科技部门去学习一个月。我在家里和老孙摸索着试印，由于我学的是俄语，胶印机的说明书是英语，对于印刷设备的说明书，我是用晚上的时间，查着英语字典，用着哪里就翻译哪里，翻译出来后，白天试机。结果，派出去学习的人员还没回来，我们就会印了，而且已经印了一本书了。我和老孙每天晚上都加班干，饿了，就买个包子吃，每晚都干到10点多。当参加学习的人员回来后，看到我们开机运行的方法后，认为我们的开机方向不对，便指着调整柄说：“这个地方你们扳的方向不对啊，应该这么扳啊！”。老高一边说着，一边动手操作，结果，老高用力一扳，就把手柄扮断了。于是老孙骂到：“你他娘的，叫你开拖拉机来吗？”。其实，他们学习脱离了实践，翻译错了也不知道，把扮动的方向搞反了。
（14）、至89年时技术发展中心的规模。
技术发展中心越干越大，业务红火，范围不断扩大，十分繁忙，人也多，收入也不薄。由于忙不过来，情报站又没事干，所以，我们规定，情报站给我们卖货可有提成，促使情报站帮着我们干活。至89年底，情报站就归技术发展中心管理了，一个二级单位的情报站就这么归没有级别的技术发展中心了，有的直接称作“技术发展中心把情报站吃掉了”。与此同时，技术发展中心还又新成立了“蔬菜研究所”，建立了“蔬菜大棚基地”，另外，还有一个种子门市部，总工作人员达到了20多人。当然，在这期间，情报站也想向我学习，和我们争着干，于是在技管委的办公会上，情报站的站长提出：“我要成立种子门市部”。意思是专门经营种子，不能单纯高技术服务。技管委的一把手说：“种子经营不是老乔干着吗？”。我接着一把手的话说：“我不是搞种子经营的，我是搞良种、良法、栽培技术配套推广的”。情报站的站长说：“我给老乔卖种子，我什么也捞不着”。我说：“站长啊，你给我卖了9斤西瓜种，每斤提成5元，我共给了你45元，相反的，我一天到晚忙经营，我一分钱也没捞着”。很显然，就是因为有这种思想状态，所以怎么能不让人吃掉呢？。于是技管委的一把手对上一级领导回报说：“老乔这个人做官不行，干事业还真行，还真有两下子”；也有的人说：“一个二级单位被无级别的单位吃掉了，看来，无级别的单位是最高的级别了”；也有的领导对无有级别感到不理解，特别是对我没有提拔有点打抱不平，就领着我去找了组织部长，当然，我也多少拿了点礼物，组织部长听完了领导的介绍后，说：“你看看，你看看，过去咱不认识啊！”。本来，领导好心好意的领着我去认了组织部长的家门了，我应该以后自己多跑跑。但我的本性难改，还是不去，不认识就不认识吧。这就是在以后的一次学习文件中，我的一个认识的依据。有一次，集体学习文件，党委书记念文件时，当念到“跑官要官的不给……”。我在发言中说：“不跑不要的绝对不给，你不跑，人家就会不认识你”。
（15）、向镇上投资办厂。
单位有了经济实力了，胆子也就大了，在省开发中心的支持下，我们向北部山区镇上投资办工厂。当时，北部山区镇的工办主任与技管委的一个领导有关系，所以，为了照顾这些关系，也感到可靠，就选择了工厂建在北部山区镇。项目是金刚石工具厂，技术人员是照德，厂长是短音，我们投资10万元，按利息1分分红。厂子刚刚开张，矛盾就开始了，首先，镇上把牵头的工办主任给调了，换成了素副镇长。春节快到了，我们去检查工作，原工办主任偷着告诉我们，说素副镇长他们偷着每人买了一身呢子大衣，还有一部分妮子大衣是向上级送礼的。为此，我很生气，就找了素副镇长理论，说：“上面的关系用不着你，不需要去送礼”。结果，搞的很不愉快。一年过去了，我们就不想再和他们合作了，便想把钱要回来，于是开始了要账。要账很难，我们派去的照德不管钱，只管技术，管钱的人也当不了家，没有素副镇长签字谁也拿不出钱来。后来，我们就直接找素副镇长，有一次，我们去了5、6个人，又找到素副镇长，素副镇长质责我的投资，说：“你投资是为了你自己”。我听到这话，非常生气，我大骂道：“你他妈的素副镇长，我一分钱也没捞着，走，咱找政府去，我就不相信没有说理的地方”。说着，我就去拉素副镇长，他们怕我和素副镇长打了起来，就把我拉开了。第二天，素副镇长到技管委找一把手告我的状，结果技管委的一把手批评了素副镇长不讲信用，说：“老乔投资支持你们，你们反而胡闹，老乔有什么错啊？”。素副镇长一听苗头不对，马上改口说：“今天是来请乔主任的，向乔主任赔礼道歉的”。于是，技管委的一把手打电话，让我过来喝酒。为了要账，再往后，就找镇党委书记，都无济于事。直到94年，我调离了以后，新上任的主任想了许多办法，最后总算要回来了。
（16）、成立蔬菜大棚基地始末。
89年，化工研究所的亓所长说，他叔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可串通一下，承包8亩地，搞旱作西红柿良种繁育基地。我表示同意，让老棚去考察。结果，老棚考察后，提出：要承包30亩地，建立蔬菜大棚基地，承包费每亩地80元，并向一把手汇报，说：“每年可创收10万元”。一把手听后非常高兴，便决定按老棚的意见办理了，并答应给老棚投资6万元。当时，我根据老棚以前犯的病，认为他身体不行，与老棚说：“你还能回来了吗？”，意思是让他考虑自己的身体是否能适应，如果身体吃不消，摊子撑起来了，别人又替不了，那可就麻烦了，到那时，支持老棚的领导和反对老棚的领导都不会说好。在领导班子当中，意见也不统一，大多数也不同意建立蔬菜基地，特别是干过农科所的领导，用个人的亲身体会来反对，所以也影响到二把手，使二把手也坚决反对建立疏菜基地，在领导班子中也产生了对立。就是在这种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老棚在一把手的支持下坚决干了。于是，老棚便去与村里签合同，此时，种麦子的季节已经过去。签合同时，村里提高了承包费，每亩180元。按照这个承包费，老棚算了一下账，又认为干不着了，所以，又提出来不干了。而村里提出，由于耽误了种麦子，如果不干了，要保赔损失费5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技管委的一把手又召开会议，由刘主任、我和老棚参加，研究该怎么办。会议开始了，但刘主任和老棚都不发言，我也不发言。一会，技管委的一把手走了，这时，我说：“老棚啊，这个事是你自己挑起来的，退堂鼓只能由你自己打，别人是不打的，如果你说不干了，损失费你不用管，由我负责”。一会，技管委的一把手回来了，老棚说：“主任啊，你一年让我交多少钱啊？”。技管委的一把手听后很生气，说：“老棚，本来我看到你还不错来，结果，没想到你这么没出息，你还没干，我怎么让你交多少钱呢？你要干的社会效益好，不要你的钱都行”。我抓住技管委的一把手的话说：“老棚，领导很支持你，你要记住，你要干的社会效益好，可以不要你的钱”。于是，老棚就退不下来了。蔬菜基地就这样在风雨中建立了，政府办公室为此事还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科技战线上的一颗卫星”。我看了后说：“科技战线上的一颗流星”。结果，不到一年，就解体了。
（17）、如何处理私人打印社的账。
私人打印社的账是一笔欠债，当时我的会计从他的战友手里搞到80个茶几，以每个60元支付钱。当时我说是代卖，卖后付钱。但我的会计私自把钱付了。后来，茶几不好卖，由私人打印社拉去6张代卖，卖了后没有给钱，造成了欠债。余下的茶几，由于根本就没人要，所以，大多数在内部以低价处理了，以每张15元的价格处理给职工。对于私人打印社的欠债，我几次都要不了来，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要不了来，我的帐如何平起来呢？我调走时该怎样交待呢？在那个时候，毛主席的思想在我身上还是很浓的，最怕账目平不起来。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采取了非常手段要账。由我的司机开着130车，拉着人，去搬欠我账的人的东西。到了他的办公室，首先搬了他的打字机，那时，一台打字机约800多元，还想拉他的档案橱。结果，私人打印社的负责人回来了，我说：“我来借你的打字机用一下，给你打个借条”。打完借条，我们就开车走了。当我调走的时候，私人打印社的欠债就以打字机顶账了，我也就没事了。这种要账方式，虽然不好，但能快速解决问题。按现在的观点，欠债并不算问题，但在当时，欠债可是个辫子，我是不好交代的。
第十五章
初知“行”“事”不同天，临时从政也得干
1、要求进入行政。
通过在事业上干了几年，使我逐步的认识到事业与行政的差别很大。当然，这种感觉过去是没有的。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事业，我从来不了解此类问题，只知道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但从目前干过几年的事业单位后，才有了这种新的感觉，事业单位就像没娘的孩子，工作又累又难，是跑在前面的社会改革的试验品，干好了，是行政领导的功劳，干坏了是你没有本事，甚至还要首先受到批评或批判，就是干好了评个先进，也不入行政评先进的系列，而是入另册。当然，我这种认识是从实际中得来的：88年，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也参加了全市的表彰会，拿了奖状，但在印的光荣册上却没有我的名字，原因就是我不是行政人员。而在行政上的人，都在整天议论应该让事业上干什么，事业上的某某人又干坏了什么事，有的人还连我怎样花钱不合适都直接汇报给一把手，不管是否是事实，不管反映的意见准确不准确，统统地向领导状告，也从来不考虑事业人员的感受，而行政内部的事，谁也不去议论，或者是不敢议论，难怪，有根底的人都愿意干行政。在这种气氛下，自然，我也产生了调入行政的想法。89年底，我发现人员有调整的迹象，我就向分管副主任提出，我说：“我看到行政上要调整人，还能让我干一辈子事业吗？”。对此预计，分管副主任没有发现，感到很惊讶，当然，也有可能是技管委的一把手有意识的保密。这位分管副主任回到办公室后，问了技管委的一把手，才知道确有人事调整之事，于是，便把我迅速的调到了行政上。领导很痛快的同意我调入了行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技术发展中心已初具规模，人也多了，赚钱的路子也已打开了，活动资金也比较宽松了，已经成了不少人瞄准的一块肥肉，且有的人已愿意去干，所以，就调了一个副主任到技术发展中心任经理了。当时从技术发展中心一同调入行政的共有5个人。调到行政上后，有的干办公室主任，有的干计划，有的干科协，我干技果特许权，但这时编制还都是事业人员，也就是行政上的临时工。当时市里只给四个转行政的指标，也就是说这五个人只能转四个人，在这五个人中，有一名是组织部长的儿媳妇，技管委的一把手一定得给她转，这种想法是很自然地，也是目前从政的一条通则，否则，在组织部长面前不好交差，一把手的位子也就不稳，当然就必须有另一个同志不能转。可是，究竟该不给谁转呢？主任们在讨论中，其中一个副主任认为，“组织部长的儿媳妇来的晚，又年轻，而其他的人年龄都较大了……”，所以，坚决不同意给组织部长的儿媳转。而技管委的一把手坚持说：“不给组织部长的儿媳妇转，谁也别想转”。于是，在这种僵局下，大家都没转成，还是行政上的临时工。直到划大市，才得到了解决。也就是因为这个事，在划大市的时候，技管委的人员感到吃了大亏，原因是：在90年时，市里有个通知，凡是年龄偏大的行政工作人员，都调整为副科级，协办的人员都按这个通知精神办理了，而在技管委，顶大梁干活的人却还都是事业人员，更别提什么级别了。划大市时，市里规定：“所有的人都普调一级”，在编制上，技管委与协办合并，人员也合并，这一合并，一对照，吃亏的现象就更加显出来了。原因可引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被批判的领导的一句话回答：“龙争虎斗民遭殃”。
2、我干的第一份特许权利服务。
刚到技果特许权科，我什么也不熟，但没过三天我就把业务全熟悉过来了，其中，特许权利法我在85年就有所了解，因为特许权利工作没有什么利益可图，又不是个好活，量也不大，也很难发动，所以没有人愿意干，至少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干，有些特许权利方面的会议就让技术发展中心派人去，一般都是我去，所以，我对特许权利业务并不生疏，“Ｌ”县的第一份特许权利项目――“风力机”，我还参加了研究和生产。我刚到行政上的不几天，就遇到铺村的郭书记来报特许权利，由于当时我还不是科长，我只能在傍边听，铺村的郭书记刚开了口，说研究了个“滤板”的项目，要报专利，原科长就用手一抹嘴说：“唉，老百姓还报特许权利来”。这一句话，加上了这种动作，有意或无意的刺激了农村人的自尊心，于是，铺村的郭书记站起来就走了。又过了几天，原科长就到乡镇上去当副乡长了，这时才让我负责。我负责后，我感到应该与铺村郭书记谈一谈，于是，我就主动的去找这个村的郭书记，并到行署找高所长报了“滤板”的特许权利，这是“Ｌ”县的第二份特许权利，也是我从事负责这项工作的第一份特许权利。对于这份特许权利，利润很高，每件的成本费500元，销售价1500元。由于利润高，开始又在梅机厂做了试验，所以，梅机厂很快在城南村上了滤板的生产，随后，铺村的郭书记也来状告了此事，说梅机厂侵权。于是，我去找了梅机厂的厂长，让他们不要欺负老百姓。不几天，梅机厂就不干了，此事也就了结了。但梅机厂的技术人员把此项目转让到外省的一个专门生产滤板的大厂，生产量很大，很快就把铺村郭书记的市场攻没了。铺村郭书记开始起诉，起诉到省局里后，省局里的执法人员问他：“你申请特许权利以前卖过吗？”。铺村郭书记回答：“卖过”。省局里的执法人员又问：“卖给的谁呀？”。铺村郭书记答：“卖给的梅机厂”。省局里的执法人员又问：“开发票了吗？”，铺村郭书记答：“开发票了”。最后省局里的执法人员说：“申请日以前你已经公开的销售了，你还告啥？，算了，别告了！”。此事就这么结束了。后来铺村郭书记告诉我打官司的过程，我说：“你告的太傻了，哪里有按人家的套路走的呢？”。
3、我开的第一个技果鉴定会。
刚到行政上，我什么也不懂，更不会按领导的心理去变通，只知道按上级的文件规定办事。第一个鉴定会我当然是严格按上级文件规定执行，上级文件规定：“鉴定费只有签字的专家才有，参加会的管理人员没有，鉴定费每天50元，一天以上的100元”。因此，在这个鉴定会上，我就按文件执行，只有签字的每位专家100元，而其他人员没有鉴定费。
4、一把手不让我参加鉴定会。
第二次鉴定会是由计划科和我科里的小刘主持参加的，在这次会上，除了签字的专家有鉴定费以外，参加会的其他人员也都有鉴定费，当然，技管委的一把手也拿到了鉴定费，这与我主持的第一个鉴定会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技管委的一把手便让计划科和小刘通知我，说：“今后，鉴定会不要让老乔参加，老乔是搞管理的”。对于一把手的话，计划科参加会的人还是心眼多了一些，所以没有告诉我。小刘可能考虑到在技术发展中心时跟到我干了多年，或者是看到我是他的老领导的面子上，或者是看到老同志的份上，或者是看到我与他父亲不错的关系上，或者是怕我犯“错误”，所以，就把技管委的一把手不让我参加鉴定会的话告诉了我。根据技管委的一把手的话，我考虑再三，做法也迅速做出了适当的调整。
5、针对技管委的一把手不让我参加鉴定会——我的对策。
鉴于一把手不同意我再参加鉴定会，我的对策是：首先，我向分管主任表明我的态度，提出，如果不让我参加坚定会，应当先撤掉我的职务，否则，我这个科长管理技果、参加鉴定会、与上一级来的管理人员对接，是我的正当方位，我是非参加不可的。接着我就抓住机会，在委全体办公会议上公开宣读了国家关于技果鉴定的文件，让领导知道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是有依据的，是符合党的政策的。当念到文件中明文规定的关于鉴定费的支付范围时，技管委的一把手听了后，说：“嗷，还有文件啊？”。但领导仍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今后是要按文件办事呢？，还是不按文件办事呢？，只是感叹了一下而已。我明白了技管委的一把手的心思，今后还是想要拿鉴定费。经过一番心态的调整，我决定既让企业知道政策的规定，又要照顾各方面的关系，还要让领导知道鉴定费该不该拿。于是，在今后的鉴定会上，对企业的一方，我说：“你们不是还想免税吗？对于税务上来参加会的人，你们就趁此机会也发点纪念品吧，省得以后还得送礼，另外，还有银行方面的，你们不是还要贷款吗？就都统统照顾了吧”。此种事，其实企业早就已经很了解了，也很习惯了，只是我刚刚从事这一工作，有点不习惯，也不知道以前他们是如何处理的，所以，企业上办事的人员干脆就把钱放到信封里，在信封上写上礼品费，就与鉴定费一起发了。对于我的领导，虽然我没说，企业上也很理解我的用意。我这么做，目的就是让企业知道，除专家以外的费用是不该给的，只是为了拉关系。对于发给我单位一把手的鉴定费，我拿回来后再给一把手，并和一把手说：“我一再和企业上的领导说，这个鉴定费我们不能收，但企业领导说，你们帮了我们的大忙了，这是人家表示感谢的，人家非给不可，这样我就拿来了”。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领导知道这个鉴定费我们是不该要的，这是企业对我们工作的感谢，希望今后多为企业办点事就是了。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就这么办理，一把手也就满意了。这就是我在以后说的一句话的依据：“现在什么是好领导呢？摸一摸自己的口袋里的钱，能知道是别人的，就已经是好领导了”。通过这个问题还说明一个问题，不让领导得到好处，领导就不让你干。这可能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6、一个大企业的一个鉴定会，差一点开没了人。
开鉴定会既有钱，也有礼物，这样的会谁不愿意参加呢？。曾记得，一个大型企业的一个鉴定会，上午参加会的到了80多个人，包括了各个单位的负责人，但在会上，企业的有关负责人说：“这次会除来的专家外，一律不发鉴定费，也不发礼品，但拉来了许多苹果，随便拿，有书包的，可以把书包装满”。大家一听，当时就有人溜走了，到中午招待的时候，人都走光了，只剩了十来个专家。这一次会议，又使我“提高”了认识。先前是领导拿不到好处就叫你别干了，靠边站，这一次是不见好处就走人。啊！好事难为啊！这说明在当时参加会拿钱的心理已成了广为人知的事，只是我还不知道而已。
7、酒厂换证，我代人受批。
酒厂在92年一块报了三个项目参加省奖的评定，其中，“L珍酒”的第一名研制人员填的是厂长，“L姜酒”的第一名研制人员填的是厂总工。本来厂长认为：“我是厂长，我的“L珍酒”应该评上奖。但评奖的结果事与愿违，“L珍酒”未评上奖，而“L姜酒”评上了省三等奖。按当时的文件规定，评上省三等奖后，第一名研制人员应该被评为地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评为地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后，每月有60元的政府补贴，连拿5年，获得了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后，高级职称免评。由于有这些优惠政策，所以，厂长便想了个办法，与厂总工交换，即把评上奖的“L姜酒”的第一名换成厂长。有一天上午，厂长直接派人找了技管委委办公室，技管委的一把手派办公室主任去省里办理换证的事宜。技管委办公室主任首先到行署找到了行署的技果科科长，说：“我借借酒厂有关L姜酒的评奖档案，去复印一下”。行署的技果科科长便把“L”酒厂的技果档案给了L技管委办公室主任，L技管委办公室主任拿着酒厂档案到了省业务局找了省的技果处处长，说：“经我们研究同意，由行署批准，L姜酒的第一名已决定换成厂长，要求省技果处重新发证”。当时省局的技果处处长没有过多的考虑，就把酒厂的档案给改了，并重新发了证。L技管委办公室主任拿着重新发的证书和档案走后，省局的技果处处长给行署的技果科科长打了个电话，问行署的技果科科长，说：“L技管委换证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行署的技果科科长一听，才知道是受骗了。随后，行署的技果科科长又打电话找我，问此事是怎么一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后来，行署的市场办主任打电话告诉我，说：“你那里出事了，你要注意啊！”。这时，我才注意和知道了一些信息。L技管委办公室主任办妥了后，就把两本证书交给了L技管委的一把手。技管委的一把手认为一切办妥了，但我管理的档案里还要改，于是打电话让我到他的办公室。我到了技管委一把手的办公室后，一把手说：“酒厂的两个证书的第一名换了，你拿去，把酒厂的有关技果档案改过来吧！”。当时，我认为酒厂不是找的我，我也不负这个责任，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所以，我答应回去立即办理。我回到我的办公室后，分管主任问我，说：“一把手叫你是干什么啊？”。我如实的将一把手的安排告诉了分管主任，分管主任听后，大发雷霆，高声说道：“我分管的事，我说了算，一把手说了不算，不通过我，谁也办不成”。分管主任的这种言论，不是从换证是否正确方面回答，而是从权利之争方面回答，当然就不那么中听入耳。当时，我和会计在一个屋里办公，所以还守到两个会计人员，我嫌守到这么多人，分管主任说这样的言论，万一传到一把手耳朵里，一把手会不满意的。所以，我就向分管主任使眼色，让分管主任不要乱说、乱喊。结果，分管主任更加带劲了，更加高声的喊道：“我不怕，不通过我就是不行”。此事出现了僵局。酒厂的厂长得知后，可能认为分管主任和我是个挡头，便派人给分管主任和我送礼，送的是“L珍酒”。当我下班回家时，我刚到家，刚看见酒厂送来的酒，分管主任就打电话问我：“酒厂给你送礼了吗？”。我说：“送来了”。分管主任就说：“明天给他送回去”。我说：“行啊，明天一上班我就给他们送回去”。第二天一上班，我和小刘开着吉普车去酒厂送酒，酒厂的秦主任说：“不要就给我摔到大门外头，不就是到你家认认门吗？，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二是说不就是几瓶子酒吗？这还算送礼吗？结果送不下，没办法，我们就把酒拉回来暂时放到小刘的家里去了。这些酒后来我们就用来送礼了。第三天上午，一把手给我打电话，说：“酒厂的厂长一会开车过来，让你和他去行署一块去办理换证的问题”。大约9点多钟，酒厂的厂长到了我的办公室，让我和他一块去行署领导那里“活动”一下。这时我想，我领到酒厂的人直接去，让行署的领导当着酒厂厂长的面怎么表态啊？如果行署的领导不同意怎么办啊？，到底行署的领导意见如何啊？。基于这些思考，所以，我不同意和酒厂的厂长一块去，我要先去行署请示一下再说。于是，我说：“我大小是一级官员，我能让你牵着鼻子走吗？”。酒厂的厂长一听，十分生气的问道，说：“你给我办不办吧？”。我说：“我没说不给你办，但不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也不能你说啥时候办就啥时候办”。酒厂的厂长轮风扫地的气跑了。酒厂的厂长走后，我没告诉任何人，我随后打车去了行署，请示了行署的技果科科长，行署的技果科科长说：“这个事谁也办不成，那两本证书已经让行署的委主任收起来了。至于谁是第一名，有明文规定，谁的贡献最大，谁就是第一名，这是个原则”。我听后，说：“酒厂可很有经济实力啊！”。行署的技果科科长反应的很快，明白了我暗示的意思，紧接着说：“他那L珍酒拉一车来，我也拒之门外”。我说：“那我心中就有数了”。回来后，我给酒厂的厂长打了个电话，说：“我到行署领导那里请示了，行署的领导说：“谁的贡献最大，谁就是第一名”。酒厂的厂长说：“我领导3000人吃饭，我的贡献最大，这还用问吗？”。我说：“你领导3000人吃饭，共产党和人民给了你个3000人的厂长，共产党和人民还亏待你吗？”。酒厂的厂长非常生气的挂了电话。随后，让酒厂的总工送来了关于酒厂厂长是“L姜酒”第一名研制者的证明，在证明中，酒厂的总工写道：“我因长期在外，不在家，厂长擅自把其列为第一名，我认为不妥，现在，我愿意把第一名让给厂长”。我看了这个证明后，便把酒厂的总工叫来，问道：“你写的证明存在几个问题，一是你说你长期在外不在家，我们报技果的期限是半年，你半年都不在家吗？这个问题你得写清楚；二是从你写的证明文章用词上看，你说的“擅自”应该是指厂长，怎么填成了你哪？，这个问题你也得写清楚；三是荣誉不存在让，是你就是你，不是你就不是你，如果不是你的第一名，你却写成了第一名，不但要给你除名，我还说你是盗用了第一名，我就要通报你”。我这一番话，使酒厂的总工有点害怕，便说：“厂长连车间都没去”。我说：“那你不用怕，要说实话，技管委会支持你的”。于是，事情没有办成，酒厂的厂长便把酒厂的总工免去，并下放到车间去当工人了。事隔两年后，已经划大市了，我又通过其他渠道与其他地市合作，给酒厂的厂长搞了个省二等奖，使酒厂厂长成了地级拔尖人，并享受了政府特贴，我认为这样就可以放过酒厂的总工了。于是，我让技管委领导一块到酒厂喝酒，当着技管委领导的面，让酒厂厂长表态，同意总工的第一名不再更换，让酒厂的总工也评为拔尖人才。酒厂的厂长当场表示同意，但事后更加对酒厂的总工加大了制裁。此事就这样结束了，因为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此事尽管搞的不愉快，但每年春节单位要酒，领导还是要我去联系，因为酒厂的厂长和我是高中的同学，工作归工作，事情归事情，情意归情意，酒厂的厂长还是能给我留面子的，照常还是打条子给以照顾。此事可说明当今厂长处理问题的着言点，也说明被领导者是多么的难做人。又过了几天，技管委召开了包括技术发展中心在内的全体职工大会，参加的人很全，一把手说：“老乔说我说了不算，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啊？，简直不像个共产党员……”。对于一把手的批评，我一听就知道虽然点了我的名，但批评的是分管主任，只是不敢直接批评分管主任而已，是指桑骂槐，所以我没生气。散会的时候，我走到一把手的办公桌前，对一把手说：“主任，你说的话我没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一把手知道，我能听出一把手的意图，这是杀鸡给猴看啊！。但领导这样是否有点太缺德了吧！，知道的人会同情我，不知道的人可能认为是真的，当然，由于大家都了解我的为人，没发现一个人认为是真的，后来，大家都当笑话说。散会了，我走了以后，分管主任又拉着我去和一把手打仗，我说：“你们别打了，都怨我好了，怪我没及时汇报好，此事根本就办不成，就算了吧！”。说完，我就走了，事情也就这样压下了。但我一直在想，领导之间的矛盾怎么能拿下级出气呢？这是应有的组织纪律吗？你知道作下级的心理有多难过吗？
8、我看到的第一个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专家。
开产品技果鉴定会，从企业的角度讲，就是想填上“国内空白”，因为有关文件规定，产品属于“国内空白”的，可以享受免税的待遇。从技管委的角度讲，就是千方百计的为企业说好话，帮企业技果上水平，因为这可表示技管委的工作成绩。91年的秋天，在塑制品厂的一个鉴定会上，上海的一个专家，坚决不同意填上“国内空白”，技管委主任作了他的工作，一位副市长也出面作了他的工作，但这个专家就是坚决不同意。我问副厂长，说：“你们没多给他点钱吗？”。副厂长说：“已经给他了，给了他1600元呢！”。1600元在90年代初，应该算是不少了。但那位专家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办法，最后还是按这个专家的意见办理了。在我经过的鉴定会中，这种专家是极少数。大多数专家，都是审材料，拿取鉴定费，为企业说好话，或者千方百计、变着招数为企业说好话，特别是在当地领导表了态的情况下，专家表态都是非常慎重的，不愿意与当地领导唱反调。当然，我对这种专家是非常敬佩的，他表现了一个科学家的真诚、科学、负责任的态度和勇敢求是的精神，这是不能用钱可以买到的。
9、积极争取推广发展经费，抓好市推广发展计划。
争取技果推广经费，是我科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有无偿使用经费和低息贷款两部分。无偿使用经费主要是由省或行署拨给，每年就是几万元，对于这一部分，拨到技管委后，我从不过问，均有领导支配。低息贷款主要来自于国家科技主管部门，从90年到93年，我为不同的企事业单位先后跑来了1000多万元。在贷款活动中，使我学会了不少东西，也有不少体会。一是体会到上边真有钱，有的是钱，只要把工作做到家，弄点钱还是不成问题的；二是企业管理人员真有办法，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跑到有权人的家里，为有权人办理他所喜欢的事……；三是小企业贷款，送礼可起重要作用，如有一个厂贷款320万时，厂的女副厂长向我提出，说：“给上级来的人每人买一条金项链吧”。此事我认为重大，当然，也可能是我见识太短，所以我说：“我请示一下吧”。于是我问上边来的领导，上边的领导说：“送项链不行，得给他们买值钱的、好带的”。对于上边领导的回答，我也很难作出解释，所以，我就和该厂的女副厂长如实地说了上边领导的意见，该厂的女副厂长听了后说：“你别管了”。究竟后来该厂的女副厂长给他们买的什么，我也不知道，但320万元的贷款当场就批了。而另一个厂的50万元贷款就不批了。下午，我就把这个结果通知了另一个厂，并告诉了第一个厂可能送礼的消息。夜间，这个厂赶到了上级来人在行署住的地方，是否送礼我不知道，但第二天一早，就通知我说，这个厂的50万贷款也批了。四是国有大企业还真是具有国家的形象，管理严格，敢于抵制不正之风，当给L钢贷400万的时候，上级来人考察，在安排住宿时，L钢的办公室主任问道：“他们来的人是什么级别啊？，我好按级别安排食宿”。我说：“他们的级别我不知道，但他们的所在单位是部级”。于是，办公室就按部级待遇安排了，根据省里来的领导的意见，当我提出得给上级的来人买点礼品时，L钢的办公室主任回答说：“我们这里不兴”。对于L钢的办公室主任的回答，当然我无话可答，只能任凭事态的发展，但400万元还是批了。最后，L钢的办公室主任还是考虑了我的提议，给他们每人买了些当地特产，还有一双皮鞋。五是个别的单位真有想吭国家的想法，而且还是事业单位，贷款到期了，就是不还，弄的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光打电话找我，我再到这个单位去要账，安排让他们还贷，结果，这个单位上的领导说：“老乔，这个钱是你的吗？你积极啥？”。对于这种回答我很生气，这哪里像是国家机关啊！简直像土匪、恶霸。自然，我回来后，也得如实地向我的一把手回报，否则，出了事故我也承担不起啊！后来，在一把手的干预下，这个单位才还了贷款。
10、老鹿重奖被串改，我请老鹿消火要想开。
这是在93年发生的事。老鹿是出了名的养兔专家，以经营兔毛和繁育优良毛兔发财，并带动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即便是在兔毛市场低谷时期，他也能撑起来，稳定了兔毛市场，是个名不虚传的能人，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春天，使他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压了多年的劲儿，趁着日出的光辉，一下子迸发出来，终成正果，而且成果累累。于是，行署决定给以10万元和一辆轿车的重奖。受领导指示，我积极的把他的材料整理好，报到行署组织部。很快，行署技果科科长告诉我，说：“经初步研究，已经同意”。可真是“天不作美”，就是在这个时候，老鹿得了重病——“心包积水”，住进了行署医院。经过治疗，虽有好转，但时好时坏。有的技术人员看到了这一时机，也有的领导认为应该为有希望的人帮忙，也有的人直接说出了不为“快死的人”说话。于是，有的人便在一些人的支持下迅速的整好了材料，以几个亿的贡献把老鹿推翻，夺得了重奖的殊荣。当然，也很快的传到我的一把手的耳朵里，我的一把手说：“老乔，你查一下，到底谁的贡献大啊？”。为了小心起见，我还是请示了行署的有关领导，行署的有关领导告诉我，说：“老乔，你不要管，这是你们的市委书记定的，你要反对，就是对着你们的市委了”。这么大的变化，老鹿能不知道吗？有一天，老鹿出院回家了，我怕老鹿想不开，我约了几个人，请老鹿吃饭。吃饭的时候，老鹿的表现是非常气愤，非常激动，我说：“老鹿啊，你混得不错啊，你还是副乡长哪，你比我强多了，要向远处想，向大处想，当前主要的是保证身体，要保证身体就得保证心情好……”。我一边说，一边看他的表情，只见他夹菜的时候，手一直在打哆嗦，脸色时而蜡黄，时而紫红，我十分同情，也十分难过，思绪万千。我在想，为什么人在红火的时候，有那么多人捧？什么成果好、成果多、效益好、贡献大，句句在理；为什么人在落难的时候有那么多人踩？什么成果、效益、贡献都成了别人的，差一点把老鹿描写成是“科技贼”；为什么苦难人（老鹿过去是地主出身的孩子）翻身这么难？这就是老天爷也给他出难题啊！为什么刚有点成就身体就跨了呢？是天定？是人为？还是操劳过度？。啊！做人之难，做人之险，人心莫测啊！一年以后，老鹿就病逝了，此事也就了结了，哪里有为死人说话的？，都是为活人说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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