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城市升级留行政，实惠对我不沾边
1、划大市我是转行政还是回技发。
93年，“L”市由县级市升为地级市，市技管委也由科级升为县级，全“L”市的干部也普调一级。市技管委主任是原行署农科所的汪所长，第一副主任是原行署科学院柳副院长，另外还有三个。对于原技管委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调整，有的提拔为县级技管委主任被调出，有的提拔为副乡长被调出科技工作系统。对于我如何处理？一把手的意思是说，老乔的工作能力不错，应该留在技管委内，但基础太差（指的是此时我还是一般工作人员，甚至还是事业编制，行政上的临时工），不能一下子提上来，在行政上有些吃亏。于是一把手争取我的意见，与我进行谈话，问道：“你愿意在行政上，还是回技术发展中心？”。我说：“听从领导的分配，在哪里都行”。一把手说：“你要留在行政上可吃亏啊？”。由于当时的工资差别并不大，所以我回答说：“事业上工资高，但下力也大”。意思是说，事业上下力大、风险大，工作难度高，是应该工资高的，但这个观点，随着改革的发展，事业与行政相比，各种收入和待遇差别甚大。一把手接着说：“那你愿意留在行政上啊？”。我没有再说话，意思是随领导怎么定都行。就这样，我就留在行政上了。但由于我一直是事业人员，在当时，事业上的职务到行政上不算数，所以，我只能做一般工作人员。当然，那些有后台的人，有的一下子可提两级；有的从事业上到行政上也是可以平调的，甚至是可以提拔的；有的因为没有得到提拔，通过找后台及找关系，几天后就提拔了；当然，也有的因为没有提拔，又没有后台和关系，自己想不开，而气死的。对于没有后台的人，不管你如何表现，别人也不会为你说话，这在一部分人群中，也认为是常理。当然，对于我而言，由于我立志不去做“官”，所以就成了无所谓，只要有工作干就行，所以就任凭摆布。
2、划大市对我的损失。
“L”市升为地级市，大多数人都受益，在级别上普调一级，然而，我却受到了明显的损失。一是由于我原来是事业人员，刚进行政，就行政工作而言，我是从头开始，自然也谈不上晋级了；二是我的地级拔尖人才不能享受了：“L”市属县级市的时候，我以两项省科技进步奖的优势被地区评为第5位地区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但还没正式公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L”市由县级升为地级市，所以，在地区的评比结果又转到“L”市重新评。于是，“L”市又重新组织拔尖人才的申报，开始报名的有90多个，我也在评委会里，到最后确定的时候，还有18个人，其中还有我。有一天，一个同事告诉我，说：“老乔啊，你要想评上拔尖人才，得给某某领导送500元”。我当时认为是开玩笑，所以，我也没太放在心上，只是随便一说：“等发了钱后，我好好的请请就是了”。又过了几天，下午就要总评了，上午的10点多钟，一个分管领导（就是有人要我送500元的那个领导）到了我的办公室，对我谈话，说：“老乔啊，你要拔尖人才干啥啊？，算了，别要了，反正你现在是行政”。对于这一番突入其来的谈话，我当时没有回过神来，我只是说了一句：“不是还有钱吗！发了钱我好好请请就是了”。这个分管领导起身就走了，边走边说：“算了，算了，别治了”。下午评委会就开会定了，18个人中，又下来了1个人，这个人就是我。据参加会的张局长告诉我，在会上，这个分管领导与人事局的局长，对我提出了否定意见，提的理由是：“老乔是行政人员，其成果也是在从事行政工作中取得的，所以不能评为拔尖人才”。由于这是我的单位分管领导和人事局局长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其分量不思而知，所以影响很大，应该说具有决定性的导向，自然别人是不会反对的，也是不敢反对的。然后就投票表决，投票的结果是我只差1票。按理讲，这么两个级别的领导，表这么个态后，应该我不会再得票，应该得零票，那么，我为什么还得了不少票呢？显然，不少人还是不同意这些强权人的意见的，而对我的为人和做事是同情的，只是不敢正面表达而已。那么这个意见是否成立呢？回忆起来，实在是太冤枉我了，我的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是90年批下来的，其整个成果的完成过程全部在技发中心完成的，即便是89年底我进入了行政，我也还是事业人员，是事业人员在行政上帮忙，一直到划大市后我才转行政，怎么能说我的成果是在从事行政工作中取得的呢？有的可能说，那你为什么不反对呢？这不才说，我没回过神来，也就是没反应过来，当反应过来了，也晚了。另外，我这个人，一生不习惯为自身利益去找来找去，所以也就默认了。还有一个原因，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对于自己的利益之事从来不放在心上。其实，真正的实质原因是领导之间的矛盾在我身上的表现。由于一把手对我很重用，而此时的分管领导对一把手很不满意，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落到我身上了，恰好，这时一把手调走了，这位分管领导也是刚刚管我，所以也正好使上劲。这真是天不助我。
3、如何处理和科长的关系。
划大市后，我的编制总算转为行政了。转行政后，在行政上，把我分在技管委技果特许科，本来划大市后，每人都普调一级，但由于我原来是一般职工，而且还是从事业上的借调人员，其编制一直是事业人员，所以，我不能一步到科长的位置。而科长是原来的技管委副主任，按普调一级的规定，他应该提为副县级，于是领导决定，将他提为副县级作为调研员，不从事实质工作。但他不同意，宁可不提拔，也要从事实质工作。所以，他就到技果特许科任科长了，但科长的工作能力欠缺，威信也较低，又不懂业务，如何处理和科长的关系，便成了我面对的一个问题。于是，我声明我的态度，所有文件，科长叫我看我就看，不叫我看，我绝对不看；工作方面，科长叫我干，我就干，不叫我干，我坚决不干，我不能跑到领导前头，否则，我就被怀疑抢权，或者让科长产生我瞧不起人的感觉。如果我认为该干的事，而科长又没有安排，我首先请示，科长同意我就干，不同意我就不干，否则，科长就会怀疑我要权。
4、94年我才成为技果特许科科长，主持工作。
直到94年，因科长的白血病加重，科长才提出离开实质工作，要求提为副县级，但领导又不同意了，经过了许多周折，是否给他提为副县级，我也不十分清楚，后来，科长就常住医院了，再往后就去世了。自从科长离开实质工作后，领导才公布让我正式任科长。在我任科长期间，领导逐步给我加担子，先是将情报站从技术发展中心要过来，归技果特许科管理，原来情报站成立的一个门市部也一块划过来，归我管理，又过了不长时间，成立了市场管理办公室，也归我管理，使技果特许科成了当时技管委内最大的科室，我也感到“有权、有钱、有人，工作特别好干”。
5、筹备制药厂。
95年，领导提议成立制药厂，由我负责筹备。起初，领导提议让镇上的一个畜牧站长来负责。而我提议让牧局的老刘来负责，老刘是农学院的老大学生，是专门学兽医的，为人忠厚老实，所以，领导就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不长时间牧局的老刘就调来了。老刘调来后，没有先办制药厂的手续，而是先按我的提议，先生产药品，先迈一步试试看，如果行，先搞到一定生产规模后，再办手续也不迟。于是，就在一间办公室里，用实验室的设备，先生产了一批“小鹅瘟疫苗”。第一批生产出来后，就卖给了一个临近市的兽医站。因为这个兽医站的站长与老刘是同学，认为很放心，所以就赊给他们了，共8000元的货。10多天后，这个兽医站的站长突然地打来电话，说“你们的小鹅瘟疫苗把我们的小鹅子都瘟死了！”。接到这个电话后，我认为情况紧急，立即找了一辆车，快速的赶到了这个兽医站。我们以这样的速度赶到这个兽医站，给了他们个措手不及，我说：“我们赶来是看死鹅现场的”。这个兽医站的站长说：“到化验室去看化验结果吧”。我说：“这个白搭，我们必须看现场”。于是，这个兽医站的站长改口说：“你们让两个钱吧！”。我说：“这个好说，但不能说我们的“小鹅瘟疫苗”把你们的小鹅子都瘟死了，我们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即便是承担得起这个责任，我们也丢不起这个人”。中午到了，这个兽医站的站长请我们喝了酒，我们答应少要2000元钱，此事也就了结了。这个事给了我们一个教训，领导也对创办制药厂产生了怀疑，所以，创办制药厂的事也就就此搁置了，老刘也就安排到市场办了，并任市场办副主任；此事还给了我一个教训，就是卖东西不能赊欠，如果赊欠了债，买货的人不说让你让两个钱，而是说你的东西不好，这可能就是俗话说的“褒贬是买主吧”。但如这种“褒贬人的买主”也太缺德了吧，已经带有诈骗的味道了。
6、省领导的一次批评。
从95年开始，到处都在唱“KLAOK”，一到傍晚，大街小巷，都可以拉出电视，拿着喇叭唱歌，称作“KLAOK”。再往后来，在每个饭店的门口里都是坐满了XJ………，就像小燕子一样，如果汽车在路上，只要稍微一减速，就会被XJ………截住，你就得非下来就餐不行。即便是军人招待所里，也有不安全感。就是连理个发也提心吊胆。什么这“……房”，那“……中心”已经成了一种Xj…的代名词。唱歌跳舞则成了一种非常普通的时尚，有的半夜才回家，还有的整夜不归，不少人因此而闹家务，打仗闹离婚，有的还成了真事。由于我是农村的孩子，又有被人瞧不起的生长过程，在大学的时候就反对跳舞，更看不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所以，对如此的“KLAOK”，我不反对，但也不介入。有一天，我到省里去开会，在宾馆里报到后，就到大客厅里吃晚饭了，在大厅里，大家边吃、边喝、边跳舞，热闹非凡。我什么也不会，也有点看不惯，所以，我就只是吃、喝。所以，结束的时候，省里的领导批评道：“今天表现最不好的就是“L”市，也不唱，也不跳，就知道吃”。这种批评，本来可以无所谓，但批评的是“L”市，不是批评的我本人，所以又不能不拿着当回事。
7、一个月的学习跳舞
在省里开会因不参加唱歌、跳舞而受到批评后，我回到科里如实地传达了受批评的经过和我的感受。我说：“我年纪大了，干不了几天了，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既然跳舞和唱歌成了优点，你们就必须学会，一个人学好不容易，学会跳舞和唱歌并不难”。于是，我固定了一个饭店，找了个会跳舞的XJ，专门学习跳舞和唱歌，整整学了一个月，应该说大家都会了，但我还是不会，当然也仅仅是能走几步了。这可真是时代造人啊！为了工作什么也得干啊！为了迎合领导的需要和喜好，什么也得学啊！
8、财政局局长给我的印象。
我和财政局长是95年在上海的一个技术交易会上认识的。上海的这个会本来是我的分管主任参加的，但分管主任因家里有病人而不能去，就让我去了。在这个会上都是县级领导，还有市长，显然，我参加会不够级别。因为我不够级别，有些场合按排会的同志就故意不叫我参加。财政局长看到这种情况，就拉着我去，说：“你代表的是一个单位，不是级别”。由于我心里也感到有些不得劲，所以，处处我都跟在后头，而财政局长就专门拉着我。财政局长的做法可能是同情我，也可能是对他们的做法看不惯，但从此使我认识到财政局长是好人，是平易近人的人，是老实人。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和财政局长的关系很好。
9、财政局的一等奖与技果特许科的工作。
上海会议以后，紧跟到就是农口的世行贷款项目的验收，此项目是财政局承担的大项目，由财政局贷款上千万，具体实施单位包括农、林、水、畜牧等单位。经过几个单位的总结，形成了材料，由专家验收，取得了显著地经济效益。此项目领导认为可评为一等奖，自然，我也同意。但在评奖的过程中，农口的一个局长坚决反对。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拿着茅台酒到农口的这个局长的家里送礼，请求农口的这个局长放弃自己的意见，同时，我也说明了下一步的打算，就是要争取技果推广经费，有了技果推广经费，农口的技果优先列入技果推广计划。话已经说到这个分上，我认为农口的这个局长应该同意我的意见，但出乎意料，却引来了这个局长对财政局其他的一些意见，甚至是一种生气的、不理智的揭发，所以，我只好不再说什么了。评奖会开始了，我采取了新的办法，分组拿出意见，然后投票，结果按我预定的方案通过了。财政局就这样获得了市一等奖，第一完成人正是财政局局长。同年，我找市政府，制订了一个文件，由市政府签发，这个文件就是“L”市技果推广计划”，文件中规定了每年拿出50万元给予列入“市技果推广计划”的项目经费扶持。按照这个文件，又与财政局局长商讨了实施办法，按财政局局长的意见，将每年50万元改为按项目支付经费。结果，在今后的几年里，每年用于“市技果推广计划”的经费都在30-50万元。使“L”市的技果特许科的工作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也是技果特许科工作的最佳时期，也是影响最大的时期，不仅抓住一部分大项目不失时机的推广，还年年参加了“全国的大型发明会”，各单位一呼即应，还涌现了一批拔尖人才和享受政府特贴的技术人员。
10、一个与黑社会照面的酒场
9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到农局检查推广计划项目的落实情况，查了资料，看了现场后，天就黑了，农局的刘科长让我们去喝酒。喝酒的地点离农局不远，进了饭店后，结果没有电，就点上蜡烛，喝酒的人有8个人，其中有农局的5个人。大约喝了10多个酒，我就去了厕所，发现厕所门外的傍边躺着一个人，满脸是血，还用白布包着头。我从厕所回到喝酒的房间后，我说：“外边有一个人喝醉了，跌的血头血脸的，天这么黑，快到喝两个酒咱走吧”。于是，又喝了几个酒就结束了。我们几个人一起出了房间，到了院子里，上了面包车，我坐在司机后面的位子上，人到齐了，司机就要发动了。司机一发动，发动机刚“轰隆隆”的一声，那个血头血脸的人，就一个箭步上来，从车窗里抓住司机的胳膊和衣服，就一边向下拉，一边喊道：“你撞到我了，给我下来，你撞到我了，给我下来……”，另外的人就围在汽车的周围，大约有4-5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走不了的，此时，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三个想法：一是如果不下车，那我们就光挨打，没有还手之力，因为我们展不开力量；二是如果下了车，由于空间大，我们可以边跑边打，不会让他们围歼；三是对付这种人要有勇气，就是不怕死，你不怕死，他们就怕死了。于是我迅速的决定，全部下车，我先下车，边下边骂道：“你他妈的，我下车怎么样啊？我这么大年纪了，想死还没找到个地方呢！来吧！”。下车后，我立即採住那个血头血脸的人的脖领，并顺手拧住他的胳膊，骂道：“你早就血头血脸的，我早看到了，你想赖谁呢？用意何在？”。那个血头血脸的人说：“老爷子，别生气，没有你的事，老爷子，没有你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看他不对付我，所以，我就趁机派人赶快报警，通过报警，大约10分钟，派出所的所长就来了，所长来后，踢了那个血头血脸的人两脚，结果所长和他们都很熟。于是，我们就没事了，我们上了车走人，但此时，我们发现少了小神。本来我以为可能是小神趁空到了办公室，于是我们就开车去了办公室。但到了办公室后，还是没找到小神，就向小神家里打电话，小神家人说：“没回来”。小神向哪里去了呢？。直到晚上10点多钟，再向小神家打电话时，小神的夫人才说：“你们怎么搞的，小神血头血脸的家来了”。得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又立即开车到了小神的家里，小神说：“你们下了车后，他们上了车，把我摁在车里打了一顿，我也摁住了他的一个人，他们抢了我的80元钱，掳了我的手表”。我说：“钱和手表让农局赔你，明天我去找派出所，我就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还管不了这些人”。小神说：“算了，都是西村的，咱惹不起啊！”。我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天我去那个饭店，结果那些人真的大摇大摆地都在那里，我质问了饭店的经理，经理说：“饭店得罪了他们，他们是对付的饭店，即便是发生在你们身上，目标也是对付的饭店”。结果，没有几天，饭店真的就关门了。
11、推广技果的检查会。
95年秋，对技果推广计划一年来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共有10多个项目，共检查了半月，参加人员主要是农口的领导，包括分管农口的市级领导。当时，我任专家组组长，按规定，检查每一个项目，完成单位要支付评审鉴定费。由于项目多，整个检查过程我得了不少的鉴定费，当然，其他领导也有。检查完后，开总结会，由我作总结报告，在报告的最后，我说了一段题外话，我说：“很抱歉，在检查过程中，我还拿了企业这么多钱”。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向企业表示感谢，也有一些感激的意思。但我的话音刚落，或者是还没说完，一个市级领导就说：“老乔，你屌捣鼓啥？我参加个开业典礼还得给我钱来”。所以，我立即把话收住了。后来我想，我有几个不对：一是我说了表示感谢，那其他领导怎么办呢？；二是如果我认为拿钱不对，那让领导说什么呢？那不是在衬托领导吗？；三是领导还没说话，你老乔算老几呢？。当然，领导的话也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参加一个开业典礼，作为剪裁的领导，也要有钱，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有的是剪裁所用的剪刀是金质的，剪完彩后，剪刀就归剪裁的领导了，何况是组织会、审材料呢？。这一次事件，使我产生了一种认识：“现在什么是好领导呢？当摸一下自己的口袋，能知到是别人的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啦，就已经是好领导了”。然而，现在，不少的领导是嫌人家给的太少，不管参加什么活动，总是首先想到的是所得或索取。
12、参加全国发明博览会。
全国发明博览会是国家科技管理部门主办的全国性的博览会，省、地科技管理部门要求必须积极参加，凡是参加会的项目，还要参加金牌、银牌、铜牌奖的评定，凡是评上奖的，还要享受减免税的优惠政策。自89年开始，由于我分管的内容包括了技果推广和引进新技术，所以，从第一届开始，我就年年积极组织参加，一直到我退居二线。由于我有一定的支配经费，特别是划大市以后，这种支配经费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所以，我所指定参加的单位都非常乐意去，当然，我也尽量保护参加者的利益，凡是参加了的项目，在展览会上尽量评上奖，先后有10多个项目获得了金牌，20多个项目获得了银牌或铜牌，凡是积极参加了会的，特别是积极参加了会又没评上奖的企业，我就将该项目列入市技果推广计划，给于一定的经费，作为参加会的补偿。所以，每次会我都组织的轰轰烈烈、顺顺利利，方方面面都满意。而且，在会议期间，参加会的人员还参观了不少地方，也包括游玩。然而，在每次会上，我都很少玩，我总是抓紧时间分析会上的参展项目，对于一些好项目，我回来后就采用不同的形式宣传出去，有时候还召开信息发布会，有时候就直接找用户落实，尽一切可能引进项目，活跃“L”市技术市场。另一方面，也使我长了不少才能，从一个只懂我的专业，成了一个什么也懂的技人员，虽不能说精，但也蒙不住我。也正是这些不停地努力和积累，才有了我退休后的收获。
13、关于技果奖工作的主线。
县级市的时候，“L”市在地区里，无论从数量方面，还是从质量方面，“L”市总是列在前面。“L”市划大市后，级别上去了，但地域没有扩大，只是从地区调来了一大批地级或县级干部，正如有人编的唱那样：“城还是那城，坡还是那坡，地区来了一百多”。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相比的对象变了，要与其他的地级市相比，争取先进难度就太大了，自然，技果奖的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怎样才能使“L”市的技果工作排在全省的前列呢？这个问题是对我的考验，如果没有棱角，不但没给领导长上脸去，也在省里挂不上号，年终总结也没有亮点。经过一番思索，我锁紧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向拿高奖上努力；另一个是向稳定和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方面努力。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1994-1995年间，是“L”市获得高等奖项最多的时期。当时，我经过多方面的分析，找出了获得高等奖的条件和方法，还用数理统计的办法，统计出了获得高等奖需具备的指标，并召开了几个大企业的会议，提出：“我们市虽然划了大市，但地盘没扩大，企业没增多，在获奖项目数量上与其他地区相比，永远成不了先进，我们的出路在于争取高等奖，要拿省一、二等奖，甚至于拿国家级的科技进步奖……”。同时，我讲述了获得省奖所具备的技术经济指标。通过发动，多方面做工作，还真的有效，于是塑机厂先后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塑品厂获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项；化工厂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电器厂获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与此相对应，一大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政府特贴人员应运而生。如电器厂的小陈，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后，不仅成了“L”市拔尖人才，而且还成了“L”市最年轻的破格高级工程师；塑机厂的总工不仅成了拔尖人才、享受政府特贴，而且还成了国家级的中青年专家。对于科技人员，凡是作出努力，通过鉴定的技果，都能得到市级科技进步奖。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技果授奖率仅有60%，也就是说总有40%的项目评不上奖，如果评不上奖，就打击了一部分人的创新积极性，至少让这部分人感到白干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召开了各单位分管技果工作人员的座谈会，既要保证评审质量，又要保证维护科技人员的科研积极性，凡是真心实意作出努力的，既然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就决不能让科技工作人员空着手，这是对科技人员一种关心和爱护，也是对我市多出成果的一种促进，办法由大家想。结果，他们都先后理解了我的用意，为了保住凡是真心实意作出努力的科技人员都授奖，就报了一些水平较低的、或者有问题的材料，当然也不排除假材料，作为评不上奖的项目，从而在不违背60%评奖率的原则下，达到都不空手的目的，使“L”市科技人员都十分满意。但也有极个别的科技人员提了不满意的意见，这种不满意是奖励等级的意见，其思想工作还是好作的。当然，我这些做法是不公开的，所公开的仅仅是原则，至于各部门的做法，我只强调结果，哪个单位工作做得好，就表扬，并在今后的工作中给以倾斜。
14、有权、有钱，工作特别好干。
95年底，在省里的经验总结会议上，我介绍“L”市的工作经验，在总结我市技果推广计划、参加全国发明展览会、技果获奖成绩的基础上，我提出了一个观点：“有权、有钱，工作特别好干”。可能我这个观点说的太入骨，也可能是不该这么说，也可能真的是不该管这么多，结果会后，有的和我谈话，说：“老乔，你管这么多干啥，回去后，赶快分了，你提拔谁，谁也不骂你！”。不知道这是批评呢，还是说我管的多会引来麻烦，会招风，但不管怎样，我也感到有点道理。当然，就我的工作体会来讲，“有权、有钱，就是好干”，指挥灵，说话也有人听，信誉也高。
15、我提议分科，让主任多提拔人。
省里的会议以后，我回来与一把手汇报了开会的情况，同时，我也说了有些人听了我的介绍以后的不同看法，我也说：“赶快分了科吧，能多提拔几个科长，主任，你提拔谁谁也不骂你”。于是，不到一个星期，就分出了“市场管理办公室”、“科技信息所”，由老柳任市场办主任，由老亮任信息所所长。此时的科名也改名叫“技果特许科”，也就是说，我只管技果和特许权利了。半年后，由于国家特许局升级，独立于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直属国务院领导，省里也做了相应的改革，自然，各地市、县也要作相应的调整，所以，我不失时机地提议成立“L”市特许局”。刚提出时，领导表示不同意，可能是一时没有了解上面的变化，也可能是因为人选一时没有目标，也可能是对我的利用问题还不成熟，也可能是考虑分开后工作人员水平跟不上。但形势所迫，“L”市特许局很快就成立了，工作人员全是新手，只调来了一个原来对特许工作有接触的人任副局长，当时一把手和这位副局长说，不再派局长了，由副局长主持工作。但我想，这么多人跑官要官，岂有闲着“位子”的道理？于是，我暗示副局长说：“要小心戴帽”。又过了几天，还不到一个月呢，果然上级就派来新的局长了。这样，通过一系列的调整，我的技果特许科就只剩下技果管理了，事少了，人也少了，随后，我就退居二线了，推广计划的钱市里也不给了，技果科的锐气大伤。为什么我一退居二线，推广计划的钱市里也不给了呢？这也真是让人费解。
16、我骂了送钱人后的后悔。
在技果特许科的期间，因一个特许权侵权案件，被告方当事人到我家里要求帮忙，临走时，给我留500元钱，我当时骂道：“滚出去”。骂了后，我立即感到不对，紧接着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的脾气不好，你明天到办公室去吧，我们商量商量对策，钱你拿着，关键的时候请一下有关人员吧”。他们走后，我在想，我算老几呢？大“官”不是有的是吗？有几个骂送礼的呢？装什么呢？
17、城北镇内部侵权案。
“我出钱，你别打，这是“L”市的唯一的一个案例”。95年，城北镇陈村状告镇西街侵权，由省局执法部门判案。省局通知了我，让我去送传票，我又通知了区技委韩科，我和区技委韩科一块到镇机械厂送传票，结果遭到了镇机械厂厂领导的强烈抗议，最后，我们只能放下传票，说：“不签字不要紧，视同送达”。我们从厂里出来后，想让镇党委出面，进行调解处理，便到了镇党委，找了镇党委吴书记，我说：“手心手背都是你们镇的肉，吴书记是否出面调解一下，尽可能的不到省里去打官司”。镇党委吴书记听了后说：“他们愿意打，就打他娘那个屄的起”。我听了后，感到很不是个滋味，一个镇的父母官怎么会是这样呢？难怪人家都说地方领导像土匪啊！我回来后，与委主任回报了此事，也分析了案情，被告方是“L”市有名的模范党支部书记，侵权证据明显，原告是一个村办企业的厂长，如果官司到省里去判，影响模范党支部书记的称号，为了能就地化解，我大胆的提出了一个方案：（1）、模范党支部书记必须承认侵权，赔偿费从我管理的技果推广经费中通过列计划的方式支付，当时预计赔偿费大约在两万元左右；（2）、与原告算一下账，并讲一下侵权赔偿费的计算方法，指出，原告要求赔偿30万的依据是不充分的，必须降下来，并指出，打官司的目的不就是要两个钱吗，如果撤诉，我可以支付部分补偿费用，而且，我强调，谁的态度好，我就给谁。此方案，得到了委主任的认同。于是，我请了模范党支部书记，由委主任参加，这场酒宴的目的就是让模范党支部书记认错，不要再态度那么横，要保住模范党支部书记的名声，也同时指出：“你认错后，也赔不了那么多钱，就是有点损失，委里也会从其他方面给你帮助的，你这也是在支持委的工作”。经过这次酒场，模范党支部书记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很痛快的承认错了，委主任也很满意。于是，我和区技委韩科又去做原告的工作，目的是想让他们把要求赔偿30万元降到5万元以下。经过一番工作，但他们只能降到10万元，再往下降是不可能了。这个数，与我的预计目标差别较大，所以，未达成一致意见。虽然未调解成功，但在“L”市，再也没有人会这样处理问题的了，哪有这么傻的道理啊？人家打仗，你掏钱。最后，就到省局执法部门里去了，在省局执法部门里经过了一番调解，我批评模范党支部书记时，模范党支部书记没有反对我，当我批评原告时，原告藐视的说：“真是一级一级的水平啊！”。意思是说，我的水平不如省里高，或者是说没给他们争理。自然，原告的话还是刺激了我，这时，我又想到镇党吴委书记的话是有道理的，不妨就“打他娘那个屄的起”。于是，我就再也不做声了。最后结局是判模范党支部书记赔偿5万元。模范党支部书记打输了官司，很是生气，回来后，不到一星期，就把厂里值钱的东西全卖了，就是不给原告钱。这也是官司打输了的人的常规做法，是可以预料的。后来省法院强制执行，但厂里已没有什么了，模范党支部书记告诉原告，说：“我的厂门口里还有四台小拖拉机，你要要的话，赶快来拉了去，否则，我明天就卖了”。原告无可奈何，只好来拉了去，最后就以4台小拖拉机结案，也就是折合2万元吧。半年后，原告得了偏瘫，含着泪来找我，我看那可怜的样子，我说：“今天我请你，就算给你解解恼吧！”。在喝酒的时候，同时，我也埋怨他，说：“你们不听话，再也找不到你们打仗我出钱的人啦！，天底下也难找啊！”。又过了两年，模范党支部书记提拔为镇党委副书记，而且还是“L”市的纳税大户，这时，模范党支部书记又对原告说：“我查了一下你的账，你告我时，说你每年生产60万，你怎么没交税呢？”。这个话并不是要叫他补税，而是醋溜他，糟蹋他，说他目光短浅，而原告从此在社会上也就消失了。打官司的结果就是两个企业都倒闭了，原告人也垮了，被告者反而升了。
18、一次侵权案，攻击一点以友谊取胜。
95年的初秋，收到了内蒙古王虎状告“L”市拖机站特许权利侵权，我和“L”市拖机站负责人到省执法局应诉。上午开庭，由省执法局里的张处长宣读了原告诉状，并由原告介绍了取证经过和证据。被告方负责人由于是新上任，对案情一概不知，所以，没有辩论，就去吃中午饭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原告和被告都在一个桌上，以友好的态度喝酒。喝了几个酒后，我说：“王虎你不中用，告也不会抓个时机”，王虎问：“我哪里不中用啊？”，我问王虎，说：“你知道“L”市拖机站现在是什么样吗？”，王虎说：“不知道啊”，我又问：“你知道“L”市拖机站的齐站长现在在那里吗？”，王虎还是说：“不知道啊”。我说：“那我告诉你吧，“L”市拖机站的齐站长现在已经被逮捕，“L”市拖机站的所有财产已经被查封，连一根草棒也有法院说了算，你要去告他的上一级主管单位，他的上一级主管单位负责人也已经被逮捕，你告什么呢？”，王虎问：“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王虎又问：“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说：“当然是撤诉，你撤诉后，我们还是朋友，你到我们市后，我们还会热情接待，在“L”市还有你的活动地盘，帮你赚两个钱不就有了，何苦一定要打官司呢？”。下午开庭了，王虎主动提出了友谊为重，撤诉。由于王虎交了6000元的诉讼费，省领导提出，由“L”市拖机站承担一半的诉讼费。我说：“我问一下“L”市拖机站的负责人吧！”，我去问了“L”市拖机站的负责人，“L”市拖机站的负责人告诉我：“一分钱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王虎说：“你们送我到火车站吧！”，我说：“这个行，这个就不用商量了，我就做主答应你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来了辆吉普车吗！”。于是，我们用车把王虎送到了火车站。此案就这样了结了。
19、不贪财，就不上当
现在骗子太多了，骗人的花招也不相同，而且千变万化，但总是围绕着一点，那就是你贪财的心理。一次，我下班回家，当走到长途汽车站的时候，一个男的气喘嘘嘘的撵上我，说：“我的车在城外出了车祸，急用两万块钱，可我的钱不够，我有外汇，用半价换，你能换给我吗？”。我说：“你去银行换吧，你要不知道银行在哪里，我领你去吧”。那个人感到我不上钩，接着说：“我认识行长，我去打个电话吧”，接着就拐到了路边的一家店里去装作打电话了。看到我走过去了，他也就出来了，然后又寻找新的目标。几天后，就听说一个人让他骗了去6万元，也就是说，还是有私心的人多，总会有人上当的。
20、56周岁一刀切，我首先。不能闲着，打报告自己干。
1996年，我正好56周岁，市里第一次通过按年龄裁减人员，规定“56周岁一刀切”，也就是说，超过56周岁的干部一律退居二线。所谓的退居二线，就是让出位子，做一般工作人员，无官位，但不能走，称什么“帮忙”。当然，刚开始是这样的，几年以后，退居二线后，就赶快回家了，再过10几年后，提前退下来又被批成了“吃空饷”，又让回单位，但不安排工作，风声过后还是回家，是谁对？是谁错？。文件下达后，委主任与我谈话，说：“把你报到组织部去了（指提拔），但组织部嫌你年龄太大了，你还能活动活动吗？”。在当今的社会里，谁都知道“活动活动”指的是什么意思。听到一把手的这番话以后，我没有加任何的思索，脱口就说：“我一辈子也不捣鼓这个，叫干就干，不叫干就算到”。显然，这种回答有许多不托之处，首先是没有弄清一把手的意图和下一步打算，没有弄清一把手还有什么办法，再就是没有对领导的关心表示谢意，不领情。接下来我又说：“特许局成立了，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我认为我们这边的人应该过去一个，如果一个也不过去，我担保特许局的工作两年不开壶……”。稍停，我又说：“当然，现在一般不考虑工作，而是考虑让谁做官”。这一系列的言论，让委主任会误认为是威胁，幸好，由于委主任对我的为人很熟，也没有谴责我，只是表示惋惜。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当时我想，在科里帮忙，不干不好，干也不好，甚至于干还不如不干，于是想到了自己单干，千方百计通过自己的劳动挣两个钱。所以，我提出了“金豆子都叫有权、有钱的人收了去了，我到坡里去给孩子楼点豆叶”的观点。我这个人从来不偷偷摸摸的干，要干就是正大光明的干，于是，我写出了要成立““L”市特许工程总公司”的报告，并制定了公司章程，交给领导审批。
第十七章
“二线”首次我逢时，领导谈话无深浅
1、退居二线时，分管主任与我的谈话
领导决定让我退居二线后，由分管主任正式通知我，本来还认为我有思想包袱，还想劝劝我，分管主任刚一开口，我就接过来说：“我早知道了，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你放心就是了”。稍停了一会，我又说：“过去我比你的工资高一级，现在你比我的工资高好几级，凭啥？你凭做官，我凭劳动，我要用我的劳动把与你差的那一块捞回来，劳动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分管主任听了后，说：“你还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呢！”。我当时说这些话的用意：一是表示坚决自己干；二是不能比别人拿钱少，职位不要，钱还是要要的，不能比别人穷，穷不是人；三是表示劳动是不能被说成是犯法的，但在当时通过劳动去赚钱是有非议的，我是针对这种非议而为自己造舆论，从理论上开道。但无论如何，经过领导讨论，最后的意见，还是不同意我单干，究竟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我考虑可能有三种可能：一是领导怕担风险，因为当时还没有退休干部搞单干的先例。当然，时隔几年以后，凡是退下来的大多都自己干，也没人过问，但成立起门头来公开干的并不多；留到单位再干的也不是100元了，而是上千元到几千元不等；二是怕我干起来了，特别是怕我干好了，一个领导不愿意用的人，如果干好了，那显得领导多不好看啊！；三是确实在业务上还需要我，只是因我年龄大而已。但我更觉得是第二种可能，就是“不用你，也不准你起来”。于是，最终是通知我“留在技果科，帮忙一年，每月多给我100元”。由于在当时，我与他们做官的年工资相差不到2000元，所以，每月补贴100元我就认了，但现在看来，“官”差一级，年工资差到近20000元，而且终生相差，如果多活20年，那就是40万，这个数子就相当客观了，要靠劳动捞回来，是需要相当大的劳动强度的。
2、退居二线，帮忙一年。
遵照领导的意见，自96年8月至97年8月，我在技果科帮忙一年。前半年，对科里的工作我都谈一下看法，或者是建议，算是起一个老同志的作用吧，至于有没有作用，我也没有去论证。后半年，对科里的工作我没表示任何意见，不干扰科里的工作，无论是大小工作，我均只字不插言。在这段时间里我是怎么安排的呢？就是拼命地给用户写材料，包括特许权利材料、论文材料、项目论证或调查材料，有时还给人家写叙职报告。在这段时间，我的主要收获：一是我锻炼了特许权利材料的写作水平，掌握了程序，为实现我单干的目标迈开了第一步；二是我成功的为一个企业避免了上千万元的损失，虽然与某些领导顶了牛，但也得到了一部分领导人的赞赏，同时，也使我看到了大学里的个别老师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坑害企业的现象，也使我认识到正确调查分析和在谈判中巧妙地周旋是多么的重要。在后半年中，由于我不表态了，所以，没有人能敢于抵制外来的压力，所以，科里便开了两个有损企业的大会：一个是方彩泥厂的产品鉴定会，当镇政府把方彩泥厂的材料报上来后，组织参加会的人相当多，专家档次也相当高，连国家建设部的专家也请到了，自然花钱也就相当多了，但得到的结果：一是来自国家建设部的专家坚决不同意其他专家的鉴定意见，说这种彩泥产品使用后，三年自酥；二是把方彩泥厂开跨了，因为都害怕这个厂生产的彩泥真的使用三年后自酥，所以产品难卖了；三是不管企业如何，有些人还真的利用这种机会讨好了上面的人。会后，分管主任认为是给他丢了人，所以就骂了现任负责人没把好关。对于这样一个会，我有预料会出事，但我没管，可我能管吗？我还有资格管吗？我有必要得罪别人吗？。鉴定会以后，方彩泥厂和镇上的负责人来找我，让我再想想办法，我能说什么呢？我只好站在我也是方人的立场上，劝导说：“我们镇有钱啊！就忍了吧，谁叫我们出事来啊！”。第二个是钢磁材料厂的鉴定会，也是规模大，档次高，可能花了几十万吧，也是会后不长时间企业就垮了，但是谁也不去分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时，科里的工作有些失控，被某些有心计的人，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指挥者，哪能不出事呢
3、一次相面烧香。
97年，技管委的老同志们组织逛南台山，共有10几个人，我走在最前头。当我走过山顶上的一个庙门时，一个和尚站在门口对我说：“老同志，我给你算算吧”。我说：“我不信这个”。那个和尚说：“你的老人都活着”。这个话使我听了以后，先是一愣，心里想，这个和尚怎么会知道我的老人都活着呢？我的年龄也不小了啊？和尚应该猜到我的老人年龄也不小了啊？怎么敢确定都还活着呢？。于是，我走进了庙门，和尚又说：“你娘活到98，快烧上香吧！”。于是我借这个吉言烧上了香，其他人，也跟到我烧上了香。到最后验证，我母亲活到99岁，基本正确，你说该不该信？为此，2009年我给上海的父亲过96岁的生日时，我又在上海找了一个和尚算了一下，这个和尚说：“你的父亲活到101岁”，准否？现在还不知道。但这个和尚给我的印象不好，留着长发，扎着辫子，穿着黑旗袍，给我算时，还让我走了两趟，最后才说出了以上的话。当然，后来证明，我的父亲也是活到99岁。
4、与委主任最后的一次谈话。
退居二线后，按委主任的意见，我在科里帮忙一年。帮忙一年的时间到了，我又找委主任回报，说：“在帮忙的这一年中，前半年出了问题，我全部负责，因为对工作我都表了态，后半年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我概不负责，因为我只字不说，从今以后，我还是要求回家单干”。委主任回答说：“你回家单干还是不行，委里的特许局已经请了好几次了，你上特许局吧，去带一带那些年轻人，我和特许局的局长说说，让特许局多给你点报酬”。我回答道：“我这个人一生不图报酬，只图事业成功”。委主任接着又说：“那我给你十万元周转金吧！”。我接着又回答，说：“我给人家干活，是一种脑力劳动，我也用不着周转金，那我就叫特许局的局长来要吧，算是给我的嫁妆吧！”。另外，我又提了一些工作方面的建议或看法，并对委主任说：“市长的位子在等着你，稳把住干吧！”。这次谈话，委主任可能有几层意思：一是对我的最后结局感到很惋惜，想给我点补偿或安慰；二是也可能是因回忆过去的友情而感到歉意；三是怕我单干，如果有什么不妥，怕承担责任；至于是不是还有其他意思，我也不清楚。对于我一系列的回答，虽然是我的真实为人性格的赤裸裸的表露，但会让委主任认为我这个人太傻了，太清高了，太觉得自己了不起了，真是不知好歹。特别是对领导的建议，真的不该提，我算老几呢？领导哪一方面不比我强呢？按现在通常的做法，应该对领导的关心表示感谢，进一步了解领导的意图，顺着杆子爬，有好处就得。但我这个人本性难改，就是不会那一套。
第十八章
“二线”单干不批准，强留特局又三年
1、进入特许局与正、副局长的谈话。
到了特许局后，我先和副局长谈话，说了委主任和我谈话的内容，也说了我是怎么回答的。但我把话题一转，对副局长说：“我和你可不这么说，我在你这里干活，对于报酬，只允许我不要，不允许你不给，你要不给，我太不值钱了”。随后，我又和特许局的局长说：“局长啊，你叫我来干啥，我这个人说话不看头事儿，我不管你的脸是红还是白，我爱说啥就说啥！”。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别在这里待不了几天，就搞得不愉快，咱有言在先，不能因为一些琐碎事搞的有意见，如果是那样，我现在就不来。结果局长听了我的话后，说：“我也是这么个脾气，那咱俩可凑了脾气了”。我说：“能凑脾气，就凑合凑合吧！”。另外，我还说了委主任给十万元的事，希望局长再和委主任联系一下，如果能给，由局里去要吧，要了来就由局里花吧，这也是委主任给我的陪嫁，但我不要。一轮谈话过后，我想，他们在研究如何对付我呢？给我报酬吧，我还说不图报酬，只图事业成功；要是不给我报酬吧，我还说只允许我不要，不允许不给我；谈到脾气吧，我还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这该怎么办呢？研究了几天，特许局终于拿出了意见，局长和我谈话说：“成立省特许事务所“L”市分所，你任所长，全权负责，会计由特许局的会计兼任”。我回答说：“那要下聘书，要下文件，否则，我和同志们无法说话”。就这样，我到了特许局。
2、任省特许事务所“L”市分所所长的第一段时间内，只管干，不管钱。
在省特许事务所“L”市分所任所长的一开始，我怕别人怀疑我拿钱，所以，我只管干，不管钱，钱全部交特许局的会计管理。有一天，委里的分管主任到特许局检查工作，快下班了，副局长找我说：“主任来了，局长不在家，我刚发了工资，就用我的工资请主任喝个酒吧！”。我说：“为什么喝你的工资啊？咱又不是不赚钱，叫到会计一块去，喝完了就由会计结账就是了”。于是，我和会计说：“主任来了，咱一块去喝酒吧！”。会计说：“我不去，局长不愿意”。我说：“那么，你把钱给我吧！，我拿着去喝酒”。会计说：“局长有安排，钱谁也不能动”。我说：“还有400元不在账的呢，给我吧！”。于是，我拿着400元就请主任了，共有五六个人。此事使我明白，让我全权负责是假的，我赚的钱我是不能化的，我的权利是受到控制的，或者说是受到监视的，这一点使我感到受了人格上的侮辱，不仅是一种不信任。
3、任省特许事务所“L”市分所所长的第二段时间内，既管干，也管钱。
由于我明白了，我赚的钱一旦交了会计，我就不能化了，我不愿意受这种约束，我必须改变战略。就从那以后，我就既管干，也管钱，每干完一个活，我就先把钱收起来，请客什么的我直接决定，不需请示，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请弟兄们吃喝特别多。于是有的人就私下嘀咕，说：“老乔打着单位的旗号，干自己的……”。对于这些议论，我置之不理。到年底了，我要求召开全局的会议，汇报账目，一并交账。交账的时候，我是一项一项的逐项算，每一项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还剩了多少钱，我向局里交多少钱，最后我还剩2000元。局长听后，说：“那2000元也交了吧！”。我说：“不能交，如果案件有问题，需要花钱的时候，我又要犯难了，这些钱是我留着处理后事的”。散会以后，原来在背后里对我议论最多的人又说：“没想到老乔算的这么清楚，还真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呢！”。当然，也有的还会认为我有好处，否则，我干了一年的活了，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报酬该怎么办呢？也正因为我预料到他们不会主动的给我报酬，所以我才留了2000元。
4、一次车故的始末。
司机是局长的远房孙子，给我的印象是开车不老练。有一次，我和副局长坐着他的车出发，在回来的路上，前面一辆大车，我们的车就跟在后面，司机扶着方向盘屁股一厥老高，厥着，厥着……，前面的大车突然停了，我们的车差一点钻进去了，也就是还差50公分吧，把我吓了一大跳，自从那一次，我就不敢坐他的车了。又过了几天，司机添了儿子，大家都去恭喜喝喜酒，我也不列外，有的人问司机，说：“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子啊？”。司机答道：“太猛”（估计可能是泰蒙）。我听了后，感到起的这个名不吉利，司机本来开车就太猛了，怎么能给儿子起这么一个名呢？当我喝酒说祝贺词的时候，我说：“司机开车，生儿太猛”，我的言外之意，就是要改一改，一是别给孩子起这么一个名，太不吉利了；二是今后开车要注意一点，别太猛啦！。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在外出发办事，局办公室打电话让我回来喝酒，不回来还不行，说是司机请客。我回到办公室后，问司机：“有什么事啊？怎么还请我呢？”。司机说：“我调到局里了，很高兴，请大家给以祝贺”。我说：“这有什么好请的，如果你调到组织部，我和你喝三天”。当然，我是阻挡不住去喝酒的。于是，便到了一个叫“三无”的饭店里去喝酒，全局的人都到了，局长做主陪。可是刚开始喝酒，有一个人打电话，让局长到宾馆里去喝酒，司机就送局长去宾馆了。于是又由副局长作主陪，让大家继续喝酒。那个时候，就是兴喝酒、唱歌、跳舞，快晚上10点了，我就有点不耐烦了，就到大厅里坐下了，一会副局长也到大厅里坐下了，这时我和副局长说：“时间不早了，司机肯定在宾馆里喝酒了，不会回来了，咱们走吧！”。副局长说：“司机请的客，他能不回来吗？再等等吧！”。又过了一会，我更不耐烦了，又和副局长说：“咱走吧！”。副局长还是说：“司机不来，咱走了好吗？”。快晚上11点的时候，司机终于回来了，估计也是感到太晚了，所以迅速的与大家喝了4杯啤酒，就结束了。然后送大家回家。一般人员就自己走了，我和副局长坐着司机的车回家，副局长坐在副驾驶位，我坐在后排，车速较快。当车开到地局门口时，有两个人推着自行车过马路，第一个人刚过去，车就把第二个人撞上了，我从车上看过去，给我的印象是正直的压过去了，我想，这下可完了。司机没有停车，而是加快了速度，此时司机前侧的玻璃已经都碎了，副局长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由于加快了车速，当时我认为司机是想把我们赶快的送回家，再赶快回来救人，因为离我们的住家还有500米。结果，车没有向我们住的地方拐，而是一直向北开，当开到自然管象局门口时，车又与一辆面包车擦了一下，副局长醒了，骂道：“操嗯娘，挂了车了，挂了车了，停车，你不下去，我下去”。司机还是不停的开，过去自然管象局门口，是一条大沟，车又差一点钻进了深沟里，我吓了一身冷汗，司机骂道：“操嗯娘，都不许做声，今晚都得听我的！”。说着，说着，就已经到了城区中学了，副局长对司机说：“停车，你停车，我下去啊！”。司机还是不停，车像飞一样，我心里想，这下可坏了，司机是发疯了，可一定要稳住啊！，不能整车出事啊！。车到了城西路的一个修理厂才停下来，司机找到修理厂的人，说：“今天晚上赶快把玻璃给我换上，明天一早我还要接领导上班呢！”。修理厂的人说：“这种玻璃没有，必须到省里才有”。这时，司机才感到没了门，把车放到修理厂后，我们一起走回了家。走到家后，但司机说：“谁也不准回家，我们一块等局长回来”。我们在一个没建完的工地房里等着局长回来，天气很冷，又冷又怕，心理直打哆嗦。晚上12点左右，终于把局长等回来了，副局长跟上去，说：“局长，你出来，我和你汇报一个事”。局长说：“出了事了，是吧？”。副局长一听局长的回答，认为：“这不是局长已经知道了吗？”。本来我们几个人在外面是等局长出来，再详细汇报一下，研究如何办，可是一等不出来，二等还是不出来，司机也急了，直接打电话找局长，并告诉局长出了事，想和局长汇报。可局长一听，对司机骂道：“你自己惹的事，你自己看到办吧！”。这下可把司机气坏了，于是一边骂人，一边向自己的熟人求援。这时我说：“司机啊！你犯了个啥错呢？公家赔10万，你进去坐三年”。随后，我又对副局长说：“这个事你有责任，汇报不得过夜，我没有责任，我要回去睡觉了”。这一天夜里，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第二天，我去上班，听说副局长6点就去报案了，报案的时候是按实际过程说的，公安上的人员听后，说：“早知道你们车上坐着两个人，你们撞了人后，在现场的人一边救人，一边派了一辆车追赶你们，当看清楚你们的车牌号后，就回来了，本来认为是石油公司的车，没想到是你们的车”。这个时候，才知道撞的那个人，是被车锄起来，屁股撞在车前玻璃上，又从车顶上翻到车后边，摔倒路上，受伤很重。上午9点后，传回来的案情经过全变了，司机不是喝酒了，而是车在送人的路上出的事。这时我想，不知道是谁，胆子也太大了吧，怎么能把案情经过全改了呢？。第二天，在大家的劝说下，局里才派人拿了很少的钱到医院去看望被撞的那个人，这时，那个被车撞的人还没死。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不多给他点钱，他的家属可能会到局长家里闹”，有的对此话这样回答，说：“他要往家里来闹，就告他侵犯民宅”。我说：“是良民吗？无缘无故的，人家到你家里来闹什么啊？”。被撞的那个人经抢救无效，三天就死了。至于副局长有没有责任，检察院和法院做了详细调查。首先，检察院的人叫我去谈话，我说：“你们找错人了，我不是这个局里的，你们还是找这个局里的人谈吧”。检查院的人说：“知道你不是这个局里的人，我们认为你是老同志，又在车上，还是你先说说为好”。由于推辞不掉，所以我就去了，到了他们的房间后，检查院的人说：“你说说吧，我们会给你保密的”。由于我对现在领导的所谓“保密”从来都不信，所以我说：“要吗我就不说，要说我也不怕泄密”。检察院的人说：“那你就说说吧”。当然我是实事求是的说。说完后，检察院的人说：“副局长没有制止吗？”。我说：“还能怎么制止啊！，几次叫司机停车，司机不停，总不能去夺方向盘吧？”。我出来后，又叫副局长谈话，由于有的人就是想找副局长的责任，所以，副局长非常害怕。后来，我对局长说：“我们这次拿10万块钱不准行啊！”。局长说：“你的意思是拿钱买平安啊？”。我说：“我们拿钱心里也不好受啊，我们创造了一个困难户啊！我们拿的钱再多也是有数的，有数的钱没有钱，无数的钱有的是钱”。意思是说，有数的钱它就不长了，越化越少，如果人活着，人家月月有工资，那个钱无数，越化越多。实际上，死者的家属，在他的单位的支持下，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也受了不少磨难，终于要了去10多万，看起来不少，但想想今后的日子，实在是太少了，今后的路漫漫、雾蒙蒙、托儿协女，走啊！走啊！你能想到吗？。从这件事故上看，无论在那个步骤上，如果按我的意见办，这个事故就免了。这个事故还说明一个问题，两个高兴的人，同时出了事，司机调动成功，高兴，那个被撞的人提拔了，工资也提了，高兴，可两个高兴，一扫而尽。这可能就叫“乐极生悲”吧！还说明一个问题，在关键时候，有的人不怀好意，不走正路，而且还很活跃。
5、西安会议。
1999年秋，由技管委牵头，在西安召开引进专家大会。这次会本来没有我的事，因为我已经离开技管委。可有的领导认为我有这方面的组织经验，非要我参加。经过组织，参加会议的西安的专家达到了50多人，会议开得很成功，也很有收获。在这个会上，委主任和分管副市长也都参加了。在这次会上，我的主要收获：一是，我让领导参观了一个私人合伙公司，这个公司的经理原来是政府单位的会计，因犯法而劳教三年，出狱后，丢了公职，失去了铁饭碗，他组织了几个人，凑了50万元起动资金，办起了合伙公司，他的原单位领导看了后说：“你们敢拿个人的钱冒着风险干事业，我再给你们50万元，凑够100万元，你们干去吧！”。结果他们干起来了，而且干的规模还很大，这为我今后提出单干提供了样板。二是让分管副市长对我有了认识，由于我在组织会议中，表现出色，会后副市长请我“吃羊肉泡馍”（西安小吃）。当时我想，我是退下来的人，干完了活就走人，躲得远远的。于是，我就回住处睡觉了。结果，领导派人来叫我去喝酒，我说：“我不去，你们喝吧！”。过了一会，委主任亲自来叫我，说：“老乔啊，副市长是真心实意的请你，你怎么能不去呢？”。我说：“我吃了羊肉泡馍拉肚子”。委主任又说：“那就吃点别的吗！”。当然，我也不能给脸不要，再不去就是不给领导留面子了，所以就去喝酒了。去了以后，副市长作主陪，委主任作付主陪，让我坐在副市长的左边，副主任坐在他的右边。在酒场上，我想，守着副市长少说话。所以，开始我一声也不说，也很少吃。为了活跃气氛，副主任说：“人家老乔，退下来了，还是一天也不停地干”。显然，副主任是想借这个机会向副市长介绍我的近况，也可能是拿我开玩笑，找笑料的话题。可我接着说：“像脱缰了的野马”。我这个意思是说，我退下来了，也没有人管我了（意思是党组织不管我了），我像野马一样，驰骋在田野上。由于这种对答很尴尬，所以气氛还是活跃不起来。副主任又说：“人家老乔这一辈子，大官没干，小官不断”。副主任的意思是想再说一下我的过去，暗示我的不幸。但我又接着说：“养成了个坏毛病，官不大，架子不小”。这个意思是说，我这个人处事架把式不小，从不低头哈腰。由于对答仍尴尬，所以气氛还是活跃不起来。最后，我想，不就是说说笑话吗，我就来个“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吧！。于是我就讲起了我在部队上的故事，讲的大家阵阵作笑。回来后，有的人传出来，说：“老乔在西安博得了副市长的好评”。回来后不长时间，在宾馆里与副市长喝酒，委里所有的主任都参加了，在这种场合下，我又以西安个体合伙公司为引言，提出了我单干的事，委主任这才表态，说：“老乔，支持你，干去吧！”。三是在这个会议上我认识了不少专家。四是在这个会议组织期间，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些不良现象，难怪有的人说：“开放了，便宜小花成群；改革了，乌纱帽色疯成帮”。
第十九章
五旬中秋职位退，劳动公民无休闲
因为我立志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所以，我的一生就是谈劳动，在农村里，谁见过老人退过休呢？。按身份证，1999年9月14日，我正好六十周岁，因为有的人正在等编制，所以，我退休的日期一天也没延长，就给我办理了退休手续。同时，因为批准了我单干，自从领导同意我单干后，我起好了公司名称，写好了章程，组织了10个退休的科技人员，包括部分退休的县级领导，支付了手续费，整个手续由分管领导亲自办理。这样，我就走上了老年单干的路子，或者是说老科技人员退休创业的路子。
第二十章
第二青春创新业，劳动致富造甘甜
1、企业的起名过程。
对于我来说，退休后办个人企业是迟早的事。理由：一是：我这个人不喜欢闲着，我感到闲着比长病还难受，所以，劳动是我的本能；二是：我有预料，如果我退下来后，因为我有一些特长和能力，也有一些关系，会有许多人让我帮助办事，我肯定是闲不住的；三是：我不喜欢被别人（或单位）聘用，因为我在职的时候，就不喜欢看别人的脸子办事，如果退休了，成了老百姓了，被别人再聘用，当干不到雇主的心里，雇主会给我脸子看，我更是不乐意的，可那个时候“拿人家的钱手短，吃人家的饭嘴短”啊，受不了不是还得走吗？与其那样，还不如当初呢？；四是：我不喜欢在家里偷着干，如果在家里偷着干，不要人家的钱会感到吃亏，在职时还图个好名声，退下来了还能图啥呢？如果在家里干，要人家的钱又感到不好意思，那么人家就会拿酒啊什么的所谓礼品来感谢，让外人看到好像怎么着了似的，这些现象我是看不惯的；另外，我一生不干偷偷摸摸的事，要干，就是正大光明的干；五是：我还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创业才能，如果创业成功，在“L”市是开创了一个先例，也是在社会上增加了一个“经济细胞”，也是栽了一颗“果树”，吸收社会上的不良气体，制造出新鲜的氧气，供于人类，家里的人如果渴了、饿了，也可以摘个果子吃；六是：干企业要讲对社会的贡献，要将税收留于地方，要为群众带来方便，如果我不干，这块业务在当时都要到省里去办，那么，每年的税收就都到省里去了，地方税收就少了一块，群众也要增加开支，至少是路费，当然，有的单位还是到省里去报，这也阻挡不住，因为企业之间有好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但我的内心就是多为地方增加收入，不管别人对我怎样理解。有的时候我这样说：“人是分品种的，我的品种特性就是干活，我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干活，对于我的性格，有时候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别人有异议当然也很自然了”。基于以上思考，我的退休后单干的想法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可是干什么呢？早在1996年“56周岁一刀切”的时候，我提出了创办一个“特许权工程总公司”的意见，但几番周折，没有成功。后来，看到报纸上倡导开发“第二青春”的报道，我由此又想到了，60周岁后为“第二青春”的一岁，所以便想到了“六零娃”公司的注册，此时，我们正在西安开大会，闲聊中，有的提议就叫“六零娃科技公司”吧！并制定了“六零娃科技公司”的章程。从西安回来后，到真正办理营业登记手续时，我又怕被人误解，认为“六零娃”是一种人类中的品种，能生产60岁的娃娃，若炒作起来，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就没敢采用。考虑到搞“单打一”可能会有风险，所以就尽量考虑的全一点，不仅搞特许权，还要搞产品；不仅搞推广，还要搞研究开发；还包括全方位的服务。另外，还考虑一个因素，就是不和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发生冲突。正好，当时国家有规定：法律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类似机构全部实行“四脱钩”，即在人事、财务、物资、场所四个方面与政府脱钩。也就是说，愿意干这方面工作的必须与政府实行“四脱钩”，这为我的单干方向提供了政策依据。所以，这才诞生了我的企业名称““L”市特许权产品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这个名字的优点是：像是一个广告牌，这个单位从事的内容一目了然，既办理特许权利，又办研制产品；既搞技术研究，还搞技术推广；既搞服务，还要搞经营，齐全系统化，经营起来“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俗话说的“不怕不赚钱，就怕货不全”。当然这个货不只是有形产品，还有无形产品。这个名字的缺点是：太长了，在打电话、回电话以及交往中，不能简易的表达，所以，后来演变为简称“特许权服务中心”。在登记审批的时候，刚好遇到民政部关于“群众团体管理意见”的一个文件，凡是不以盈利为目的民办企业、民办团体、民办学校、老年公寓，均有民政管理部门管理，所以，我的企业就由民政部门登记管理，也是民政部门登记的第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所以，这是“L”市一号。从成立过程来看，前期虽然不顺，但后期却是“天时、地利、人和”，来之不容易啊！
2、我的企业运营原则。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单位，也要有全面的考虑。不仅考虑功能，还要考虑社会责任。老年企业也要考虑长远，要后继有人，争取永存，即便是不能永存，也要力争尽量的长一点时间。
用人原则，主要召集部分“拼命工作一辈子，无职无权，共产党还没喂饱，身体尚好，又不甘心死亡”的科技人员，组织起来，为市里的经济发展再做努力奉献。在这里，拼命工作一辈子，指的是一生不停地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应该把这些知识和经验留于人间；无职无权，指的是拼命一生，战果不少，政治上不得势的人，也包括虽取得了一定的职务，但能扑下身子的科技官员；共产党还没喂饱，指的是工资不高，还需要钱化，日子仍较紧吧的人，这是从一般规律而论的，一般规律是“喂饱了就不干活了”；身体尚好，指的是身体还能支撑工作，身体是做工作的前提，如果没有能支撑的身体，那一切也就忍了吧；又不甘心死亡，指的就是不丢失斗志，不甘心过穷日子，不甘心“不如人”；运行原则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采用松散型管理体制，谁也不管谁，在共同的一颗小树下，散发自己的余光；权利分配原则是：按项目管理和分配，谁的项目谁管理，谁的项目谁说了算，如果需要招工，首先用内部的人，被用人员的报酬，项目管理人给多少就拿多少，不得多问；分配原则是：录用年轻人员的工资与我市大、中型企业用工同等人员的工资持平，或略高，其他待遇均按政策规定办理；奉献第一的原则：单位的性质是不以盈利为目的，显然，就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与一般企业的根本区别；道德原则是：于人伪善，眼睛向下，奉献于弱势群体，奉献于落难人；
坚持用人育人同时并举的原则。
3、我的企业的主打目标。
我的企业主打目标，当然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就是“笔杆子”，我操劳一生，从来就是写文章，白天写，夜间写，不停地写，而且不管什么文章，只要领导安排我写，我从来没有含糊过，“笔杆子”就是我的生命。所以，凡是别人需要的，只要叫我干，我就去做，而且要做的出色，从中获取一定的劳务费。由于我的一生都在搞技术方面的调查探究，积累了大量的各类技术信息，自然，撰写这方面的材料或法律文件当然是我的强项，在诊断企业产品开发中的难题方面，也是我的强项。因为这是我一生的积累。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尽管是竞争十分强烈，而且越来越强烈，但这方面的优势依然显露。
4、给九阳卖陶瓷刀头。
我的企业刚成立不久，有的领导让我给九阳卖陶瓷刀头，并且说，可以给我提成。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发挥我的经营才能，为市里的陶瓷刀头经营打开局面；另一层意思是帮助我赚钱，也算是支持我的事业。对于赚钱之事，我认为还在云彩眼里呢，所以，我并不感兴趣，而我的支出是很现实的，比如差旅费，这就给我带来了风险。不管怎样，既然是领导上的一片好意，所以我还是愉快的接受了这一任务，于是，我就和九阳的付厂长带着陶瓷刀头到了西安，委分管主任同行。第一站我们就到了军工动机厂。军工发动机厂一般人是进不去的，我们通过高层领导的介绍和引领才到了发动机厂的大门口，通过电话与发动机厂的总工联系上，总工派人把我们领进去，才到了总工办。总工是是山东人，还真有点“见了老乡格外亲”的感觉。总工很热情的说：“你们的陶瓷刀头如果能吃了我这里的活，你有多少，我要多少”。说着，顺手从抽屉里抓出一把陶瓷刀头说：“这是从美国进口的陶瓷刀头，我们用的全是美国的，这是用过了的，如果你们能够通过处理再用，你们也发大了”。显然，如果我们的陶瓷刀头确实能行，销路是不愁了，同时，如果我们能将用过的美国的陶瓷刀头翻修再用，市场也很大，当然不排除总工对我们的陶瓷刀头不肖一顾的意思。从发动机厂回来后，我们又到了机械厂，厂总工是我同学的老公，首先领着我们看了他们的车间，让我们开开眼界。车间很大，很长，总工指着一台车床说：“这是全国最大的车床，全国的大型设备都在这里加工”。中午，总工和我的同学请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总工对我们的事做了具体安排，说：“我们用的陶瓷刀头是清化大学的，现在有2000根堆焊辊子需要加工，还没进陶瓷刀头，你们先进一部分吧，四月十日以前拿来，别耽误了我们的生产，至于能否把你们那里作为陶瓷刀头定点供应厂，先试试看吧，如果能行，我们再去考察”。这个结果应该是满意的，是真心实意的，老同学是进了心意了，所以，我当时就表示，邀请老同学秋天回家一趟，我组织高中同班的同学聚一聚。我们回来后，快到规定的日期了，我的同学催要陶瓷刀头，但九阳就是不送了去，也不回答为什么不送去，我催了几次，又叫委分管主任催了几次，但就是不送了陶瓷刀头去，最后我也没办法了，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又过了几天，九阳的付厂长和委分管主任带着陶瓷刀头去军工动机厂进行试验，结果，还没转几圈，陶瓷刀头就红了、粘了，根本就不能切削。在技术上这种现象称作“亲和力”。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的同学一再要陶瓷刀头就是不给人家明确回答的原因。秋天到了，我的同学应邀回来了，我组织了10多个高中的同学，一起玩了两天，全是我拿的钱，通知九阳的付厂长来道谢一下，九阳的付厂长也不参加，我让委分管主任通知九阳是否买点纪念品送给我的同学，一表在西安时的歉意，九阳的副厂长口头答应，但就是不做。我们的乡下人太没礼貌了。连礼尚往来都不知道，当然，这也是对我的贬义，是我太不值钱了，如果我是市长他敢吗？
5、我的企业17年业绩。
至我67岁的时候，老同志都因身体或家庭原因，而陆续离去，我也不例外，67岁时，因母亲病重，我也生了一场大病，从此由年轻人管理企业，到我身体康复后，我就只到办公室干点活了，其他概不过问。到77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小企业十七周年的时候，也是我画句号的时候。十七年间，企业虽小，但培养了一大批人；带出来了一大批业余工作者；为我的服务对象节约了大批经费；提高了广大科技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法律水平和创新能力；每年出资近万元扶助弱势群体或救助贫困者；向国家交的税比我的工资还多；我自己的工资（或者叫养老金）虽然不高，但不贫穷；我始终与社会在一起，与社会同步；我精神上得到了安慰；为和谐社会做了不少和谐的事；为党的正义事业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至少坚持了我认为的那种共产党员的形象，开创了自身的价值。
6、国家一位部级领导人讲话对我的启发。
我在处理一个侵权纠纷时，曾经约到省里的有关领导一块到国家局找了一位高层领导人，在晚上喝酒的时候，这位高层领导人说：“老乔，你退下来搞的还真不错，还干了不少活”。我说：“我们在下边又不要钱，只是图个好的服务态度，帮帮忙而已”。这位高层领导人对着我的话，说：“老乔，你不值钱，你没有本事”。这位高层领导人的话使我莫不着头脑，刚才还表扬我呢，怎么接着又批评我呢？，我该说啥呢？，我沉默不语。又喝了几盅酒后，这位高层领导人又说：“你知道我这里收多少钱吗？美国的一个企业，到我这里来报了一个案子，我要了他180万，我拿出了四个人写，这四个人都是三国文字不用查字典的，还写了半年呢！”。我说：“你要说这个本事，你给我1800万我也干不了啊”。这一段谈话，使我认识到，时代变了，你说不要钱，你就是不值钱，你不值钱，你就该不要钱，谁也不会说你的态度好。后来，我请一个省里的专家来讲课，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印证。省里的专家来讲课，每讲一课，要让我给他6000元的讲课费，我嫌太多，我说：“你少要一点行吗？我给你3000元可以吗？”。这位省里的专家说：“那你请不了我去，我派个年轻的人去吧”。意思我明白了，出多少钱，就顾什么水平的专家啊！。这两位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使我改变了战略，对自己也要有个价格，要的是要的，让的是让的，要分明。不把要钱放在第一位，但不能不说钱。谈钱先谈水平，水平就是钱，水平高，价就高，但高价不一定多要钱。所以，当有人一开口就问写一份材料多少钱时，我就回答：“不把钱放在第一位，要把创新水平和贡献质量放在第一位，没有创新和贡献要什么钱啊？花再少的钱也是多花的；对于有高水平、高效益的材料花钱少了谁给你呢？”。当有人提出：“某某人只收600就写一份材料，你这里价格太高了……”。我说：“那你就去找收钱少的人干去吧，反正我这里是低水平的不干，抄人家的不干，造假的不干，另外，我这里也忙不过来……”。
第二十二章
一次分房引起的思索
改善职工的住房条件，为职工创造好的居住环境，这本来是好事。在当今社会，人们评价领导好坏，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给职工带来多少好处，然而，住房是群众眼前最关心的利益。所以，改善住房便成了市里的重大工程。当然，主要是改善行政人员的住房问题。楼房盖好了，分房却成了大事，怎么分？各种点子纷纷登场。有的提议按工资多少分房，理由是：每个人的工资中，既包括了职务工资，也包括了工龄工资，谁的工资多 ，谁的职务就高，谁的工龄就长，就应该谁优先挑好的房子。有的是采用拾穐的办法，靠命运，谁的命好谁就拾着好号，采用这种方法省劲，但也说明是领导无本事的一种方法。有的直接按年令分。而我所在的单位采用了第一种方案。分房的方案刚定，还没有公布，有的制定政策的人就找我说：“老乔啊！，新房子你又不去，你分的孬好都行啊！”。意思是不让我去挣。当然，我还是以前的处事风度，所以，我当即回答：“无所谓”。还有的人提前对我说：“老乔啊！你排了个倒数第六名啊，你可要起来说说公道话啊！”。意思是让我为弱势群体敢于说几句公道话。次日开会，领导按每人的工资数打在一张表上，开会时，领导没有说多少话，也没有提什么原则，也没有谈要讲风度，而是把工资表发下去后，说：“按工资高低排列好了，就按排列顺序一个一个的去挑房子吧！”，散会。领导刚要站起来走人，一个退休的老领导，猛地一拍桌子，说：“这叫和谐吗？”。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吼，会还能散的了吗？所以，大家又坐下来开会了。其实，领导把这个问题看的太简单了，或者是把自己的权利看的太有威慑力了，没有把一般干部看在眼里。一旦出口，谁还敢不听话呢？。没想到还真的有人敢于“跳搭”。但作为退了休的人，特别是退了休的领导，还怕什么呢？。所以，在这个散不了的会上，大多都是退休的老干部在发言。有的老干部说：“我们拿的不是工资，而是退休金，如果按工资算，须把我们的工资按现行工资计算方法算过来，才能相比”。显然，这个发言是对到按工资高低分房的理论来的，意思是未退休的人拿的是工资，退了休的人拿的是养老金，事实上，在几次调资中，退了休的人只调同等的在职人员的一半，有时在职人员长工资，而退休人员不长工资，当然，退了休的人员拿钱就少了，而且退的越早，拿钱越少。有的老领导说：“我原来就是副局长，是市里有名的拔尖人才，凭啥把我排在倒数第四位啊！我怎么干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敢不上我那司机呢？”。这个发言是在阐述一个老同志、老领导过去的职位、地位和政绩，然而，由于退休早，工资（或者是养老金）就没提上来，这就是因为在后来的提资中，规定：退休的人员只提一半，也就是说比在职的要少一半，这就是退休越早工资就越低的一个典型个例。还有的离休干部说：“我们经过了枪林弹雨，年事已高，把我放到楼顶上，你们放心吗？当我从你们的门口，拖着年老多病的身子，一步一步走过的时候，你们看得下去吗？”………。对着老领导的个个发言，有的年轻决策人，指着退了休的老领导，反击说：“某主任啊！你们以前掌权分房的时候，为什么让你的儿子还分的比我好啊？凭啥啊？你们有权的时候，为什么可多留几套房子啊？”……。对于此类发言，当然也是事实，在以前的时候，也是谁有权、谁说了算，谁就优先，没有权的人也是不能沾便宜的。那个时候提出不能占用两套房子，有了新房子了，可一般人对原住房搬出来的晚一天，也要进行通报批评，曾记得：我的新房还未有装修完，就通知我限定日期搬出原住房，为此，我找了政府的有关负责人，我说：“为什么专门对付我啊？是不是看到我好欺负啊？谁不知道谁啊？还需要我单独说说吗？”，当然，领导还是劝我别生气，更重要的是怕我揭发，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然而，后来的结果，有权人还是留了几套新房，为什么有权人总是过得好啊？一套房子就是几十万啊？留下几套，就是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啊，这被几十年后的事实已经证明。但对于以前的事，不能多说，大家也不感兴趣，所以，尽管有人点火，也没有人去跟踪，因为涉及面太大了，也说不清楚，再说，如果这样对持下去，不就打仗了吗？。本来我不想发言，但有的人对我寄于发言的希望，我又不能不争气，辜负了人家的希望，所以我也说了两段。一段是：我说：“把我的工资公布于众，我的心理感觉这是对我做人的侮辱，房子我可以不要，但侮辱人我不同意，我钱少怎么啦？我不偷、不抢、不卡、不要，也不和别人借钱，也别怕我要不起房子”。我的第二段是引用毛主席的话说的，我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想起来就心里难过，难道为了房子这十几万或几十万的利益就这样争来争去、甚至于是争斗吗？如果人是这个样，那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应该有个互相谦让、尊老爱幼的风气，在这里我首先声明，我不争房子，我的老领导在我的后面，我坚决不同意”。会后，老干部以召开老支部会议的名义，研究了分房方案，并把此方案提交会议研究。再往后，领导也拿出来绝招：就是不再开会，派车一个人一个人的单接 ，接着谁，谁就去挑新房号。这一手也是很奏效的，大家都不见面了，就没有在一起说话的机会了。轮到我的时候，我丝毫不紧张，我说：“最后剩下的那一套就是我的”。到了办公室一看，结果还有不少呢！我就挑了一套小的，但光线好，视野好。从分房事件上，使我有几个问题久久想不通：一是革命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的人怎么把利益看的这么重啊？简直比命还重呢！；二是有权人为什么更看重利益 ？见到利还真的好意思翻脸呢！；三是如果毛主席还活着，毛主席是怎么评价这类事件呢？是抢？是放？是斗私批修？；四是如果邓小平还活着又是怎么评价这类事件呢？是抢？是放？是批判僵化？；五是如果死去的那些革命者还活着又是怎么对待呢？是选择为他人去死？还是想到为自己分房子？人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啊？；六是如果死去的革命者知道人类的发展最后是这样，还会去死吗？。分房的事就这样过去了，但风并未平静，有的具有一定权位的退休领导，仍在串联，企图上告，于是有一个领导问我，说：“某某主任想组织上告，你参加吗？”，我当即回答说：“我的看法是对事不对人，再上告就是对人了，没有意思”。于是，我就远离了。即便是一年以后，有一个离休的老领导仍然向领导提意见，可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房子已经都分到个人手里了，还能有法调吗？除非有高觉悟、高姿态的领导自愿换给他，可能吗？在抢都抢不到手的形势下，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十三章
最后一次生活会，展现党性永不变
我的文章本来是结束了，已经没有值得再纪念的事件了。但一个偶然的会议，又给了我一个表现党性的机会。2011年9月12日，接到办公室通知，下午到会议室开会。下午，有车把我接到会议室，人到全了，参加会议的退休县级干部有6人，科技干部有5人，在职局长1人，上级领导1人。会议开始了，先是由老干部党支部严书记讲话，书记说：“今天是组织生活会，主要是学习上级文件”。下面由书记念文件。这个文件是说当前正处在全国性的城乡新一轮换届，要求老干部要做到“五个严禁”、“十七个不准”、“五个一律”，书记说：“核心是不要为亲属活动，不要为亲属跑官要官……”。听了书记的讲话，我说：“今天是党的组织生活会，党的组织生活会是允许说实话、说真心话的，既然允许，那我就说一段吧！”。我说：“跑官要官的不给，这个话题并不新鲜，40年前我就听书记念过这样的文件，当时我就说，“跑官要官的不给，不跑不要的绝对不给，严书记啊，你的孩子工作岗位不好，你跑不跑啊？”。严书记说：“我跑”。我说：“你说跑，是说心里话，你说不跑，那是说假话”。我继续说道：“毛主席的“斗私批修”，经过30年的演绎，终于成了“都私必修”，鸠山劝降李玉和的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终于成了真理，在这样的政治空气下，还有谁不为自己、不为自己的人着想呢？所以，为了一些别的利益跑跑关系也是常情，用不着大惊小怪。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话，会上讲的话反着干，不无道理”。其实，此时我已经知道有不少的副地级退休领导已经收了别人的送礼，并为部分送礼的人活动位置。但我说：“我们这里的老同志不会去活动，请上级来的领导放心”。说这个话，只能是我保证不会去活动，我也没有本事去活动，我也找不上门子去活动，那些县官们还是有办法活动的。我的发言中还提到：“30年前，我的工资比局长都高，前几天，我和某副局长喝酒，我说，我和你相比，你混成了富农，我混成了贫农，你想，不跑不要不就成了贫农了？，过去不要官工资不一定低，现在不要官工资就必然低，那么不跑不要能行吗？”。我的发言足有一个小时，我说完了，别人也没再说什么，就寒暄了几句，就散会了。可能是我扫了大家的兴吧，但我很自豪，我又说了一次心里话，表一表我的人生观。当然，可能别人又说我像疯子吧！
第二十四章
收尾---无私人生如此难，含笑归阴也奉献
转眼驶入老年，展望我们这一代人的家庭，都感到满足、充实、和睦、幸福，我只是能跟上大流而已。文章就此止笔，好像是一篇狂人事记。蜗牛的白杠杠也已模糊，蜗牛最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卷缩在自己的壳体里，静静地死去，只留下壳体供人们玩耍……。我长长地叹息了一口气，淡淡的……，静静的……，独居在自己的地方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在感到黄昏的时候，气力也不多了，然而，我又忽然挺直了腰杆，向天呼叫，那是我最伟大的时刻，因为我把那个时刻看成是我对人类最后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