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二届大学生

  近日，看到 微信上登出了一篇关于“了不起的六二级，六二级的特别之处”的文章，深有同感，但还有些不足，所以修改如下文。

  六二届大学生，是及其特别的一届，其特别之处在于：

  1、遇上了录取率最低的高考。

  1962年的高考录取率为24.3％。之前的十年，录取率最低的是1957年的42％，最高的是1958年的121％。之后到1966年取消高考，录取率依次为1963年25℅，1964年34％，1965年46.4％ 。1962年高考难的原因：1958年开始“大跃进”，办大学也盲目大扩张。普通高校招生数则从1957年的10.6万猛增为1958年的26.5万和1980年的32.3万。分别超过了当年高中毕业生的数量，甚至出现了最后录取数超过参考人数，录取率超过100％的荒谬现象。1961年开始对这种乱象大力整顿，高校数量也从1960年的1289所下降到1962年仅剩610所，招生人数骤降至只有10.7万。生源最多，招生数量最少，1962年的高考录取率遂成为最低。

  2、犯下了“重专轻红”的“原罪”。

  这一年的大学招生与过去相比，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政审放松了，高考分数几乎成了唯一的录取标准。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所谓根不正苗不红的“问题考生”得以参加了平等竞争，前几年因政治原因落榜的一些优秀考生也得以录取。这既推高了竞争的难度和生源的含金量，同时也使六二级（还有六三级）犯下轻红重专的原罪，后来被文革所讨伐，成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证之一。

  3、承受了最大的学习压力。

  经过整顿，1962年的高校从轰轰烈烈“大跃进”转向扎扎实实抓教学。1962、1963这两年堪称为高等教育的黄金时期，被我们六二届赶上了，这算是特别旳幸运。

  4、参加了“四清”运动。

  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自己手中，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为“左”的观点，，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制定 1963年至1966年期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教育运动。该运动一开始是在农村中“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和清仓库”，后期在城乡中进一步演变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由此该运动也叫四清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党中央要求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正所谓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且积极要求干部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各层干部参与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并且实行“三同”（同吃、同睡、同劳动）精神，很好的拉近了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距离。

从整个运动过程来看，党中央自始至终都强调要抓生产、使工农业生产一直向前；还纠正了一些基层干部的不良之风，使得“基础”干净、坚实。这些都从侧面佐证了开展“四清运动”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建设更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场运动中，毛主席认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在基层至少有打上了深深的文革烙印。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而伴之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则使莘莘学子变成了造反斗士。六二届大学生回到学校，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朦了“农村工作二十条”，以改变刘少奇的农村工作路线。大四的那一年，六二届大学生都去高社教了，，由教授、老师、干部、带右派帽子的高干、学生组成的四清工作组，住进农村，住在贫农家里。抓生产、抓青年工作、清查会计、抓阶级斗争，还抓计划生育等。当时阶级斗争气氛很浓，精神很紧张。社教的后期，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在村里张贴标语，整顿的四清工作组，开始给工作组贴大字报，随后就贴“三家村、四家店”，乱糟糟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与66年的6、7月间，四清工作组解散，学生都回到了学校。

  5、朦胧胧的参与其中，没有老师管理，工人、农民成群到学校抓右派，由于是等待分配，大多没心思参加其他活动。但随着分配时间没有音信，也开始消极的参与其中，难得的见证了红卫兵运动从兴到衰的全过程。特别是北京下来的红卫兵，大多都是中学生，或者是低年级的大学生，横冲直闯，，斗市领导、校领导、不同派别的学生。再后来，武斗，打砸抢。幸也？不幸也？幸的是赶上了“史无前例”。不幸的是浪费了美好青春，荒废了宝贵学业，留下了人生阴影。

  说到文化大革命帶来的负面影响，六二级似乎比其他年级更甚。

  6、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再次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才套炼只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在南到前门和东西两侧的长安街上，都是人山人海。人们的口号声惊天动地。林彪在大会的讲颂境促话中，别有用心的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红卫兵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到处串联、煽风点火、乱揪乱斗，搞乱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六二届的学生有幸参加了这次毛主席的接见，见到了领导人的风采，第一次见到了烟火表演，游行队伍走不动，周总理挥舞着手，“要力争上游！”。但这一次，没有让有问题的学生参加。乡下去的孩子，兴致之余，难得的机会，看了故宫，爬了长城。

  7、学校毕业分配被延迟一年。

  对于本科学制五年的毕业生，本应在1967年毕业分配，却因文革推迟了一年，与六三级同在1968年分配。“六七届”毕业生险变“六八届”。

  8、学校毕业分配最差的一届。

  1968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决定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推迟到1968年6月开始进行分配。《通知》提出：“一、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彻底打破大专院校毕业生一出门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二、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彊，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1966、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根据囯家需要，分配当中小教员和担任医疗工作的毕业生，也必须一边工作，一边劳动。”根据这个《通知》，从6月至9月进行了学校毕业分配。工宣队入驻学校领导一切，也包括领导了这次学校毕业分配。大学生被称为臭老九，成为千夫所指，灰溜溜地陆续离开了学校，大部分被分配到条件艰苦的边远地区，-以及进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有的围海造田，少数人还成为农村插队的试点，都没有具体工作单位。这不仅与往届分配有天壤之别,而且也远不如晚两年分配的六四、六五级,也不如因冤屈受审晚分配的同学，成为史上毕业分配最差的一届。至此，被公认为最难进入的六二级，最终以毕业分配最差而产出。

  9、大多经过了二次分配。

  由于学校分配时，大多没有具体地工作单位，在经过基层锻炼后，特别是在部队农场锻炼两年后，必须再分配到具体工作单位，也不一定安所学分配，分配工作后，差别很大。大多没有从事自己所学；大多在基层；大多在艰苦的岗位；有的在海滩、在边疆，一干就是十几年，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最艰苦的地方。后来，因各种变化，不少的人通过各种关系，对工作进行了调动。

  10、革命干部的学子不少远离政工。

  出身于老革命干部的学生，由于在文革中成了批斗对象，不管对错，大多戴了高帽子、坐飞机、罚跪、批斗、甚至逼迫上吊，对其子女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什么老子拼命参加革命几十年，无畏无私的为党工作，怎么会是这种结局？同时，也给其子女带来了麻烦，要和老子划清界限，再分配时也受到了歧视，所以，给革命干部的学生造成一种印象，政治工作不能干，风险太高，所以选择只干具体地业务工作，这部分学生，大多在具体业务中，清正廉洁，拼命工作了一辈子。

  11、留有派牲伤痕。

  同级同班，同窗数载同学情历来为人们所珍视。但1962年后的四届大学生却不是这样。文革中他们很快以“派”划线：造反时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夺权后分为掌权派和在野派。本是朝夕相处的亲密同学，有的学校、有的班级，却成了路线斗争的生死对头。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甚至发展成激烈武斗，恨不能置对方于死地。当然,在毕业班大多这种恶斗并不明显，但也难以聚在一起，-特别是“大串联”后，很难再聚在一起，直到军宣队入校，才又把学生聚在一起，但思想却难以弥合。8月，毕业分手，各奔东西，本应依依不舍，却冷若路人，绝大多数班级都未能留下一张毕业合照。毕业后，除了特殊关系外，同学之间几乎不通音信，互不往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文革的反思，这种对立情绪才渐渐缓解，同学关系才得以慢慢修复。

  12、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因参与文革造反，炮打，武斗，派性等活动，部分六二届同学受政治所累，有的因为喊错一个口号、说过一句错话，未能正常毕业或分配，被送往农场改造甚至被投入监狱，有的档案里塞入黑材料，被控制使用。加上当年高考招进了不少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其它政治问题的，六二届在一段时间被另眼看待，背上沉重包袱。这也为历届毕业生所罕见。

  13、动乱年代难有作为。

  大学毕业后的头十年，一般被认为是干事业的黄金期。但走上工作岗位的六二届，正值十年动乱，空有豪情壮志，满腹才学，却无用武之地。直到改革开放，盛世重来，六二届毕业生，有的才真正做到学有所用，厚积薄发，承上启下，大显身手。有的则因种种原因，转行工作，所学非用，但也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但毕竟是浪费了毕业后的黄金十年，令人扼腕叹息。

  岁月悠悠，流年似水 。六二届从诞生到今年，恰好过去一个甲子。六二届的成员也大都即将跨过“八零后”的门坎，成为校友序列中的元老级、古董级。回首往事，所有的特别都已归于平淡。所有经历过的酸甜苦辣都化成了甜蜜的回忆。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身后一级一级的学弟学妹们，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可以享受美好宁谧的校园生活，尽情挥洒自己的青春热血，他们才真正的让我们羡慕。